身听，无时无刻不戴着耳机听广播和英语磁带。一天，唐太太对我说：“刘先生，
  我看见你走路时也戴着耳机，很危险。汽车拐弯时你注意力不在街道上容易出车祸。”
  她告诉我，住在我对门那间屋里的关先生以前在成人夜校学英语。我心想我哪有多
  余的钱付学费，嘴里却说：“成人学校学英语一个月交多少学费？”唐太太说：“
  听关先生说是免费的。”我不相信，追问道：“学校哪有不要钱的，你听错了吧？
  学校在哪儿？”唐太太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么多，你去问问关先生。”
  搬来快一个月了，我还没与关先生打过照面，只是常常晚上很晚听到洗手间放
  水洗澡的声音。听说他以前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到美国来开公司，不到半
  年钱都赔进去了，只好把公司关了，去餐馆打工。那天晚上我等到半夜，等关先生
  从餐馆收工回来，我向他问了成人英语学校的事。第二天晚上我便乘车去了阿尔罕
  布拉市高中校园报名。
  进了成人学校英文班，我的生活节律完全变了。每天下午下班后，我改乘途经
  缅因街的巴士到阿尔罕布拉市图书馆下车，步行几分钟去高中成人学校。三个半小
  时的课程完了，再到大西洋路搭乘巴士回到蒙特利公园市的住处。每天到家时已经
  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做好晚饭，已是关先生回家的时候。偶尔他驻足在厨房片刻与
  我聊上几句，他问我：“找到成人学校没有？”我说：“已经上课几天了。等巴士
  的时间太长，晚上巴士班次少，一小时才有一趟。碰上巴士刚走，在停车站等的时
  间比走路回来还长，昨晚我走回来只花了四十多分钟。”关先生说：“走路危险，
  带二十块钱放包里，流浪汉找你讨钱时，把钱给他。”我开玩笑说：“二十块钱不
  够怎么办？”他认真地说：“把手表给他，再问你要，你就把上衣脱给他，保条命。”
  我说：“给二十块钱加上手表足够我买一辆自行车啦！”他说：“你是应该去买部
  自行车，安全也节省时间。”
  我真的下狠心买了一部旧自行车。最初我考虑骑自行车去上班，一个月可以省
  下二十多块车票钱，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把买车的钱挣回来。但我只骑车上了一天班
  便放弃了。从住地骑到总医院，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赶不上英语课。于是
  我改变了主意，自行车成了我每周往返成人学校的交通工具。
  一天晚上，我下完课，骑上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骑去。昏黄的路灯下人影憧憧，
  我沿着高中院墙外的人行道骑着车，这个区域是阿尔罕布拉市最安全的地方。高中
  对面是市政府和警察局，过了街口那幢高大的深色建筑是法院，法院后面有一个很
  大的停车场。我脑子里转着：如此大的法院和停车场不知每天有多少人因为鸡毛蒜
  皮的小事在这里耗上半天时间。我正想加快速度骑过交通路口骑往人迹稀少的对街，
  忽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从不远的地方响起。在第二大街上慢慢移动的小汽车都
  纷纷停了下来，腾出道让警车通过。警车突然鸣笛一定有紧急事件，我也踩住刹车
  跨在自行车上等待警车笛声由远而近从身旁经过。
  警车驶进了前面路口，在附近放慢车速。警笛鬼哭狼嚎般响着，撕破了平静的
  夜空。一道强光从警车顶部射出来，把我周围的街道和高中院墙照得惨白。警车顶
  部一排红黄蓝三色灯光随着警笛嘶鸣声疯狂而有节奏地来回串动着。我愣在路口，
  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察从摇下的车窗口拿着喊话器对着我
  这边叫唤。我听不清楚他在叫喊什么，我转过头看看周围，附近除了一两个下课后
  走路回家的年轻人外，没有其他人。我恐惧起来：这个警察究竟在对谁嚷呢？或许
  他们在追捕躲在附近的杀人犯？罪犯狗急跳墙时会不会猛地从我身旁的某个地方闪
  出来，用枪顶着我的脑袋抓我当人质？我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想到这，
  我骑上车准备离开。突然，那位黑人警察从车子里钻了出来，对着我大吼：“站住！”
  他身材高大，穿着绷得紧紧的藏青色的警服，剃着短平头，样子很凶。他腰间配戴
  着手枪、警棍、对讲机，与他身后两头乌黑发亮中间雪白的警车，让人感到威严不
  可侵犯且极具攻击性。我呆住了：难道他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罪？
  警察向我走过来，朝我喊道：“下车！原地不动把手放在头上，背朝向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喝叫，我吓懵了，一松手，没有支脚的自行车“咚”的一声倒在地
  上。此刻我无法设想发生了什么事，脑袋里完全是一片空白，空白得像一幅放完影
  片后被电影放映机聚光镜的强光照射得通白的屏幕一样。我本能地转过背，举起双
  手抱住头，毫无反抗地顺从警察的命令站在原地，犹如一个待毙的囚犯等待着背后
  “叭”地一声枪响。
  警察走近我，嘴里叽里呱拉吐出一大堆话来，紧张之际我居然没有听懂他在讲
  什么。他大声喝令道：“坐下！”我在街边的路基石上坐下来，他继续对我讲了一
  些话，我还是一句也没听懂。无可奈何中他只好拿出对讲机讲了一大通。放学路过
  的人顿住脚在不远的地方注目观望，又有几个人围过来看热闹。刚才在校门口分手
  的张剑也走了过来，我一脸苦笑，他小声地对我说：“老兄你犯法了，加州法律规
  定学校附近不可以骑自行车。”听他一说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悬着的心落定了。那
  黑人警察还在讲话，我趁机问张剑：“他会怎样处置我？”他瞅了一眼警察说：“
  吃罚单，或者上法庭听讯。”警察听到我在讲话，对我大声叫唤道：“不要说话！”
  我闭上嘴，警察也不再说话，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没有多久另一辆警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华裔警察，他与黑人警察交头
  接耳了一番后走到我面前，用中文对我说：“你知道在这儿骑车是违法的吗？”我
  满脸歉疚地说：“我刚来美国一个多月，不知道这儿不可以骑车。”我像遇到救星
  般，从钱包里拿出工作证递给他，“我在南加州大学做研究，刚下课赶回去吃晚饭。”
  他听说我还没有吃晚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面色顿时温和了不少，他
  对我说：“你触犯了法律，我们应该处罚你。要遵守法律，下次再碰上同样的事我
  们一定要处罚你。”他把证件退还给我，与黑人警察交谈了几句，随后两人回到各
  自的警车里，看样子他们会放过一马，这让我庆幸不已。我有一种化险为夷的轻松，
  但在原地却不敢乱动，惟恐那位牛高马壮的黑人警察又重新回来。
  警车终于开走了，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才如噩梦初
  醒，从地上扶起自行车。我不敢再跨上自行车，推着它往对街的法院大楼方向走。
  过了法院大楼，过了大楼后面的大停车坪，我继续推着车走。看热闹的张剑也从这
  条路走回家，他在我不远的地方走着，当他走近我时开口对我说：“你现在可以骑
  车了。”我点点头却没有上车，对这一幕有惊无险的插曲，心有余悸。那一天晚上
  我是一直推着车走回家的，想着：如果我听懂了那个黑人警察的话，他就不会呼叫
  华裔警察过来，罚款几十块钱是跑不掉的。尽管历经劫难，却多少让我有一点情不
  自禁的喜悦。
  第四章
  很快到了六月下旬，洛杉矶的白天变得灼热。雷玛去夏威夷度假了。这一头的
  实验间只有我一个人，空间忽然像大了许多。几个月来在雷玛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做
  媳妇般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一下子没了，我有一种挣脱了压抑后的轻松感。一天，斯
  达出乎意料地到实验室找我，他肥硕的身体在我面前站定后，温和地问我：“实验
  做得怎样？”我说：“我正在做雷玛安排的实验，测定临床研究中心送来的血样本。”
  他又问：“你提纯的G　酶还保留着吗？”我说：“还放在冷冻箱里。”他向我要了
  一张纸和笔，坐到实验台前的椅子上，一反常态用很慢的速度边写边讲起来：“G
  酶的生物活性没有了，但它的免疫活性和结构没有变，我们仍然可以用它做些别的
  实验。”他讲完后面带疑虑地问我：“你确信你已经明白了我讲的意思？”我确定
  自己看了他在纸上画的图和写的字已经搞清楚他要我做什么，于是重复了一遍实验
  梗要。他很高兴，连连点头赞扬道：“你说得对，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微笑
  地望着我，说：“你的英语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受宠若惊，他平素不喜欢夸奖人
  的，受到他的赞扬，让我很久没有真正快乐过的心境一下开朗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在一块蛋白质胶上同时电泳出变性和不
  变性的同一种蛋白质来并不是一件易事，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问过珍妮和飞利
  浦，他们从未做过类似的实验。飞利浦告诉我，以前雷玛做过几次，没有结果便放
  弃了。我晚上和周末几乎全泡在实验室里，几天下来，头脑紧绷绷的。我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半夜醒来脑子里还来回折腾着。拿不出实验结果的
  那种烦躁，外行人是无法体会到的，那是精神上无法摆脱的困惑与焦虑的折磨。再
  做不出来，我怎么向斯达交差呢？我不敢想像。一天，我到总医院对面的医学院图
  书馆查阅参考书，想借几本蛋白质化学书籍。在大厅的柜台前排队等候办借书手续
  时，忽然看见柜台前面有一个人的背影很眼熟。他借好书转身离开时，我看清了他
  的面孔，是成人学校常见面的张剑。“他也在南加大医学院工作？”我一阵惊喜，
  正想叫住他，他也看见了我，扬起手与我打招呼并走了过来。我说：“好巧，在这
  儿碰上你。”他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说：“我在霍夫曼研究楼上班。以前没见
  到你嘛。”“我在总医院十九楼，很少跑到医学院这边来，今天是第一次。咱们同
  学了一个多月，居然不知道在同一个大学工作。这段时间的实验搞得头大，跑来查
  资料。”我坦诚地说。接着又问他：“你做过蛋白质方面的实验没有？”他摇摇头
  说：“没有。据我所知，很少有实验室做蛋白质研究。罗雷斯楼有一个叫赵曼莉的，
  以前在东部工作时做过蛋白质研究，现在改做分子生物学了，你可以问问她。”有
  了救星，我迫不及待了，我说：“你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就跟你去，实验出不了东
  西太烦人了。”
  我随着张剑去了罗雷斯楼。张剑领我找到了赵曼莉，没想到我与她也有几分熟。
  最初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碰面，我与她在同一个车站下车，知道她也在南加大工作，
  却从来只是点个头报个微笑，不知她尊姓大名。赵曼莉算是个有男孩子脾性的人，
  在车上碰面次数多了总有个笑脸。洛杉矶华人太多，南加大医学院内各研究楼里中
  国大陆来的也不计其数，虽然在斯达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与飞利浦是华人。可在医学
  院这块地方，满眼都是中国人，互相碰面很少打招呼，不相识的人那张脸冷冰冰的，
  像一块铁一样没有表情，所以对赵曼莉我印象很深。没多久不再见她乘公共汽车，
  也就没再碰到过她。我猜想她可能买了车或者是转到其它大学工作了。山不转水转，
  居然在此见到她，这巧合让我惊叹世界真的太小了。
  赵曼莉很热情地叫我们到她的实验台前，一口气讲了一大套可能采用的方法。
  她建议的非变性胶实验要点，使我焦虑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了下来。
  我的试验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同一块胶上电泳出漂亮的变性和不变
  性的蛋白质带，染了色的蓝蓝的蛋白质胶带在透明锃亮的胶上面十分清晰，对此斯
  达既意外，也十分高兴。斯达告诉我这个实验不必再重复了，他将把这个结果放到
  已经写好的论文里面去，很快投到杂志上发表。斯达还说他会把我的名字列在雷玛
  的后面。这一消息让我很开心，这是我来美国后的第一篇论文，斯达仅使用了我的
  一个实验结果便把我列入作者之一，这实在是不小的恩泽。雷玛没有做出来的实验
  让我做成了，飞利浦和珍妮也为我高兴。
  几天以后，雷玛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她蹬蹬的脚步声又开始在走廊里响起。斯
  达给我安排实验，我脸上带着一种谦卑的微笑，以恭维的语气说：“雷玛的实验做
  得非常漂亮。我以前的功底较差，希望雷玛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