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不经心地操作着方向盘，一边对我说：“在美国，每人都像是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为生存而拼命工作。”我说：“国内讲美国是青年人的战场。”李晓刚说：“何止
  是青年人，到了五六十岁，你还是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这一辈子别想轻松。像我
  们这种在大学做研究的人，压力很大。压力不是体力的，是精神上的。你可能已经
  尽了全力拼了命工作，实验不一定有理想的结果，老板的脸色很难看。你要做好看
  老板脸色的准备，特别是在你累得精疲力尽拿出的结果不如老板的意时，那时候你
  就知道什么叫美国了。老板的钱不好拿，烫芋头。”
  车子在10号高速公路向东奔驰，我看到不远的地方一群高耸的摩天大楼鹤立鸡
  群，在一大片低矮的建筑物之上，像是沧海上挺拔着的灯塔，装点这广漠的城市。
  李晓刚告诉我那是洛杉矶的市中心。他问我：“是不是找到一点儿美国的感觉了？”
  我笑着说：“来美国前我看过纽约、芝加哥的都市风光照片，我脑子里的美国是数
  不清的摩天大楼。”李晓刚说：“与纽约和芝加哥相比，洛杉矶像农村对不对？我
  在纽约住过，也去过芝加哥，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洛杉矶。不仅是它的气候、居住环
  境和工作机会，它的多元文化对华人来说把它比喻成天堂不算过分。”我有点儿感
  慨，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和新车的人来说，我是无法有同样的感受，
  至少他不会像我一样愁着钱的事，满脑子里还在不断盘算着找什么样的房子，房租
  是不是便宜。李晓刚带我找了几条街，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我们在沿途满是中
  文招牌店铺的大道上往西行，又转了几条我不知道名称的大街后，拐到一条小路上，
  李晓刚把车泊在路边。这是一条有些坡度的街，是山丘的起始处。踏入铁丝编织的
  栅墙的小院，我们敲开了一幢旧的单层独立屋。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开了门，她瘦
  长的脸，头发花白，讲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听说我们是找房子的，她赶忙迎
  我们进屋。
  客厅里空空的，没有任何一件摆设，连一张桌椅也没有，地毯脏乎乎的，客厅
  的周围有几扇门通向不同的房间。那妇人叫唐太太，她叫我们去看那间出租的屋子。
  这间屋子临街，狭长形，一张单人床紧靠着墙，床与窗户之间只剩下可以走动的地
  方，没有空隙再容下一张写字台，只有床头的墙角处挤进了一张小小的单人书桌。
  唐太太说：“这个房间好呢，窗户大，采光好。”李晓刚说：“房子太小，来个人
  都没地方坐。”唐太太说：“只租二百二十块钱。”李晓刚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
  眼镜说：“太贵了！二百二十块租这么大点儿房子。”唐太太说：“不贵啦，不贵
  啦。这座房子租金七百五十块钱，我还要付房东煤气水电费，三户人住平摊也要二
  百五十块。这间房小，少付三十块钱。二百二十块钱一间的房子不好找，你不租会
  后悔的。”我对李晓刚说：“算了吧，房子是小点儿，我一个人先凑合住。”
  我在这条名为马格雷塔路上的一幢旧屋里安顿下来了。房间不大，周围环境也
  不好，洗手间又脏又乱，厨房里四处是油渍。与李晓刚那幢二层小楼相比，这里算
  是个贫民窟。可是不管怎么说，至少我在美国好歹有了个栖身之地了。
  第二章
  第一次见到斯达教授时，他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很像我曾在电视上看到
  过的中东地区犹太人：身体肥胖，团团的脸，浅浅的稍卷曲的黑发，前额微秃，双
  眼敏锐咄咄逼人，讲一口生硬难懂的英语。他坐在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深褐色写字台
  后面，伸出毛茸茸的手与我握手欢迎我的到来。他表情严肃，只偶尔露出一丝稍纵
  即逝的微笑。
  斯达把实验室主管雷玛叫到了办公室，要雷玛负责安排我的工作。雷玛带我来
  到过道对面的实验室。实验室不大，沿墙的实验台上摆满了各种实验仪器。我虽然
  听不太懂雷玛的介绍，内心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我就要在这里开始我在美国
  的研究工作了，这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呀！这所大学是美国一流的名牌大学！
  这里的研究人员也是从其它国家来的：雷玛是俄罗斯人，珍妮博士是印度人，飞利
  浦虽是华裔，但他是从澳洲移民来美国的，而且不会讲国语。我简直像在联合国里！
  刚来的一段时间，雷玛没有安排我做实验。她给了我一叠实验操作程序和几篇
  研究论文让我下班后带回家读。好几天我干着同样的事情，我问雷玛：“我什么时
  候能开始做实验？”她说：“斯达不希望你马上动手，我们的实验样品很宝贵，你
  先看我怎么做。”很明显雷玛对我没有丝毫信任。飞利浦看出我有些不情愿，安慰
  我说：“你不要着急，自己做实验压力很大，结果不好时，斯达会很生气。”飞利
  浦担心我听不懂，与我讲话时速度很慢，而且尽量避开使用生疏的词汇，当我仍然
  听不明白时，他便在纸上写出来。飞利浦对我说：“斯达脾气很暴躁。”我说：
  “我来了几天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说：“他发脾气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实验出了
  问题。”飞利浦是华人血统，我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族裔关系，他与我的距离近一点
  儿。一次他对我说：“我建议你多花些时间学英语，你听不明白斯达讲的话，他不
  会让你单独做课题的。他不了解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计划，甚至你解释不清
  楚你的实验结果。”我说：“我可以写给他看。”他说：“不、不，其他老板或许
  会这样，但斯达不会。”
  有一次，雷玛忙完实验后，从墙上的壁柜里拿出一本很厚的活页夹交给我，要
  我把她的实验结果誊写到印制好的表格上去，她要在下班时交给斯达。我看了一眼
  漂亮的实验结果，赞扬道：“雷玛，你的实验做得太棒了。”我的称赞是发自内心
  的、由衷的。听到我的赞扬，她脸上浮出几丝得意的表情，对我说：“谢谢你。”
  她很高兴，这是几天来我看见她最高兴的时候。我埋头抄写她的实验结果，抄得非
  常工整。这是一份要交到斯达手中的报告，我似乎不是在用手和笔写，而是在用心
  写。我期待通过我抄写的这份报告，使斯达能了解我是一个做事很认真扎实一丝不
  苟的人，即使是抄写一份报告也是做得极其精细。我希望，我的一双灵巧的手能帮
  助我越过我与他之间无法通过语言沟通的障碍。
  雷玛看着我交给她的这份抄写好的实验报告很惊异，嘴里喃喃道：“太好了，
  太好了。”她拿着报告到斯达的办公室去了。没多久她回到实验室，我刚好在收拾
  实验桌准备回家。她用很慢的速度一字一句地问我：“你在中国测定过激素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不过我用放免仪测定过血液中的甲胎蛋白，我想机理应该是
  一样的。”她说：“好的。明天你试着测定血标本中的心钠素。”她担心我没听明
  白，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实验操作程序给我看。我一阵惊喜：斯达终于让我走出第
  一步。在美国我真正开始动手做实验，虽然只是极为简单的按照实验程序测定血液
  中的心钠素的含量，但这意味着斯达已经对我有了一点点信赖。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爬起来，吃了两片面包，喝了一杯没有热的牛奶，比平常
  早了许多到达实验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实验，我不能给自己丢面子，做不好的话，
  斯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动手能力同语言能力一样糟糕的人，以后略为复杂和重要
  一些的实验是不可能交给我做的。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的，整层楼十分清静，静得
  只听见走廊里低温冰箱启动的嗡嗡声。电梯门突然打开了，雷玛出现在电梯口，我
  马上迎了上去，我一边跟着她往实验室走，一边尽量找点儿话题说，我必须想办法
  与她多交流以便习惯她的发音。我说：“我在楼上等了好一阵子了。”她说：“你
  可以叫斯达开门，他在办公室里。”我听懂了她的话，又接着问：“他每天都来这
  么早吗？”她说话速度稍微快了些，我尖着耳朵听她说：“他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到
  办公室，晚上九点多钟回家，周末也这样。”我吓了一跳，这哪里是在工作，这不
  是玩命吗？难怪曾听人说美国是青年人的战场。斯达是快到五十岁的人，对做科学
  的人来说这个年龄不算年轻，如此工作狂似的生活，他的家人如何忍受得了？我对
  雷玛说：“斯达博士的家人一定很不容易，他天天这样工作一点儿也照顾不了家里
  人。”雷玛耐着性子听我咬着字句慢慢讲，不以为然地说：“他没有结婚。”我没
  有再问下去。我担心讲多了，雷玛会失去耐心而对我反感。
  上午我一边做着实验，心里总在想着雷玛讲的那几句话，脑子里浮现出斯达的
  影子来。我突然觉得他挺可怜，我庆幸起自己来。虽然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打工仔，
  但比起孤独的他，我多了一个家庭，多了一份牵挂。虽然我的语言造成我与周围人
  的沟通困难，但我的心是不孤寂的。
  我总惦记着给宁静挂个电话报个平安。电话公司已经开通了我房间的电话线，
  可电话机呢？我去过一趟电器店，一台电话机至少得花二三十元钱，我没舍得买。
  听唐太太说，遇上yardsell（在自家门口出售家里用旧的东西），两三元钱可以买
  一只旧电话机。我想试试运气，星期天一大早便起了床。吃完早餐，我到马格雷塔
  路上溜达。沿着马格雷塔路往南走，那一带住家人多，说不定吉星高照，我还能省
  下几十元钱。马格雷塔路上一只墨绿色的塑料垃圾筒旁的一堆杂物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台旧电视机与废弃的杂物放在一起。我马上跑了过去，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我
  猜想这台电视机或许还能工作，哪怕看不清图像，能听听声音也行，我正需要提高
  英语水平呢！把电视机挪到一边，我又在杂物堆里翻来翻去，寻找可能用的东西。
  一根长长的电线绞住了我的手指，我扯起电线，扒开四周的杂物，手下居然是一部
  旧电话机！我心中大喜：好家伙，今天没白来。当我把电视机和电话机搬到家里，
  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
  终于可以给宁静挂电话了。宁静压低了声音但语调中明显地带着欢乐说：“肿
  瘤所的导师帮我在日本联系了一个进修位置，对方付我工资，邀请信已经传真过来
  了，对方催得急，我要赶回去办护照。”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一下不知
  是喜还是忧。我早计划好一旦被斯达正式雇用，有了工资，就接她和露露来美国团
  聚。瞬间这一切又变了！我问她：“你以后来不来美国了？”她说：“日本只给我
  一年的资助，我做完这一年就从日本去美国，等你在美国呆满三年我们再一同回国。”
  她愉悦的声音一扫刚才的悲伤，我却暗自叫苦。一年，一年时间好漫长，孤独的滋
  味不好受呢。我真想开口阻止她去日本，却又不忍心让她扫兴，心想：我没有理由
  剥夺她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宁静说：“你以后就写信吧，电话费很贵。信在手
  中可以多看几遍心里踏实。以后我们打电话最多不超过五分钟，你再讲半分钟我们
  就挂电话吧。”半分钟，就半分钟！我看着手表，竟然想不起半分钟内我该讲什么
  话。还有最后几秒钟，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关键的话要讲，慌忙之际说了一句“再
  见。”我听见电话那头宁静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再见”，电话便挂断了。我若有
  所失，眼睛凝滞在手中被挂掉的电话筒上，心中涌出一阵伤感来。我想起离别时宁
  静舍不得吃的盒饭，想起住在城市里的家人没有电视、冰箱，不禁有些心酸。
  第三章
  一天，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从中国邀请你到我的实验室，我期
  望你能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沟通，我不可能每天用笔同你交流。
  如果你想继续呆在我的实验室，你就跟着雷玛做实验，否则你可以另外找工作。”
  我想：我到美国才一个月，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工作呢？即使我找到工作，同样
  也有语言难关要过。我对斯达说：“我愿意留下。”
  语言障碍搅得我寝食难安。为了尽快提高英语听说能力，我买了一只便宜的随
  身听，无时无刻不戴着耳机听广播和英语磁带。一天，唐太太对我说：“刘先生，
  我看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