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田方自己已经拒绝了文化部让原来的秘书把他送到重庆的建议，他拍拍田方的手说：“你明天也不要送我了，免得别人……”但田方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他两眼盯着荒煤，坚决地说：“我一定要送！”
  第二天，田方早早地就等在那里了，崔嵬、海默、王逸、王家乙也匆匆赶来了，荒煤不胜感慨：在电影局工作了十几年，临行却只有这几位艺术家把他送到火车站。
  荒煤走了，张昕开始收拾家里，准备不久后迁往重庆。他留下的文件、信件、笔记太多了，更多的是那些大批的看过改过的剧本，它们成堆成堆地摞在书房里，每一本上面都留有他细细改过的笔记……张昕在院子里干涸了的花池里燃起了火堆，把那些材料一捆一捆地抱出来烧掉，她不停地烧着，熊熊的火苗蹿得老高老高，黑色的浓烟引来了附近监测火情的人，院子里的人们看着那浓烟，只有沉默。
  她烧了好几天。
  二、在暴风骤雨中
  １９６５年６月，荒煤来到重庆，淳朴的四川人以他们的善良和耿直欢迎了他。有人私下里问他，别人调动工作都先休息休息玩半年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只能笑笑。他的确需要休息，但他也知道自己从来不习惯闲着，更何况现在，一闲下来所有的事情就像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翻腾，他必须工作，用工作来赎罪，也使自己的心得到安宁。
  工作很快就定下来了，分管工业交通，后来又管城市基本建设。他完全是外行，做起来更加小心翼翼，但热情很高，不停地跑基层深入工厂和工地，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要去，几个月跑下来觉得感触很深，他写道：接触了几个月工业，就感到要懂得工人，你就得懂得机器。一个工人和他的机械、生产工具的关系，常常发生种种思想感情问题，反映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他关注的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下来，盘算着以后或许可以用在写作上。
  他没有想到会在重庆见到周恩来。９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飞重庆，并在当天下午乘船去武汉访问，中午在潘家坪招待所一号楼举行宴会。接到参加宴会的通知，荒煤心情十分惶惑不安，离开北京前他曾想过找总理谈谈，或是写封信，但谈什么呢……结果还是悄悄离开了……
  犹豫再三，他还是去参加宴会了。一走进宴会厅，他就站在角落里，决定不和总理正面接触，只远远地看上一眼，他有种预感：以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没想到，当周恩来在任白戈的陪同下走进大厅时，远远地一眼就看见了他，并立即伸出手来指着他叫道“荒煤！”他赶紧上前紧紧地握住了总理的手。周恩来关切地问他张昕到重庆没有，还笑道：“三姐妹，就她没有到重庆来过，也来过一段重庆生活嘛！”荒煤又一次惊讶周恩来的记忆力，竟清楚地记得张昕的大姐张楠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更没有忘记二姐张瑞芳在重庆的演剧活动。他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宴会，又随着总理和贵宾的车队在数万群众的热情欢送声中，来到浩瀚的江边，一直看着总理乘坐的航轮在无尽的波涛中逐渐消失。几天后，荒煤接到总理秘书也是他鲁艺老战友张颖的来信，说从武汉回北京的途中，总理告诉她：在重庆的时间太仓促了，很遗憾没有时间和荒煤谈谈，看过荒煤在文化部的检查，“不知道荒煤怎么想的？”
  接到张颖的信，荒煤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反复地琢磨着总理话里的意思，整夜失眠。他知道总理的话是针对自己在检查中承认电影界“已经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说的。面对总理的疑问，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内疚。然而，通宵思索的结论是：
  我并没有觉得我说了违心之言。经过多少次会议的批评、诱导、启发，和领导同志的谈话、帮助，特别是让我站得更高一点，从国际反修斗争的大形势下、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来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我终于承认了我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承认这一点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痛苦的认识过程。但一旦觉得自己的确认识到这一点，也真是一种解脱，如释重负，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惟愿还有机会彻底改造自己。
  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你是怎么想的》荒煤１９９１）
  他不止一次地想给总理写信，谈谈自己真心认罪，决心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的想法，每欲下笔又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矛盾，他终于没有写成，想等自己工作有些成绩时再写，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
  １０月，张昕终于带着两个女儿来了（大女儿在外地上学没有来），她的关系从北京电影学院转到了重庆话剧团。他们的家就安在了“怡园”。那里解放前曾经是马歇尔的公馆，后来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人住。深深的庭院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雕刻精美的鱼池干枯着，整个庭院里除了守门人的房子，只有一栋西式的小楼，三层，房间讲究，有西餐厅，地下室还有一条暗道一直通往不远的嘉陵江边。刚搬来时小楼里还有一户人家，不久他们也搬走了，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了他们一家人。孩子们很快就习惯了，她们在院子里疯跑着玩闹，张昕却感到心里空落落的，特别是夜晚，当秋风吹过，荒草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声响时，她就不由地感到一种不安。
  工作的忙碌和家人的团聚使荒煤的心境渐渐地放松下来，他在大客厅中安装了乒乓球台，闲时便找人一起打乒乓球。还在张昕没来时，他就开了“戒”，他一个人住的离电影院太近，晚上按捺不住寂寞就跑去看电影了，后来他对张昕感叹：现在才真正是看电影，别人笑我也笑，纯粹是享受了！可是看了几次，他又忍不住了，回来议论说这个细节应该这样处理更好，那个导演没有发挥出他的长处……张昕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说再也不管了吗，电影和你有什么关系！荒煤戛然而止，以后再也不提电影的事了。
  然而，要真的斩断关系是很难的，事情还会找上门来。一次荒煤遇到罗广斌、杨益言，他们说，江青要他们再写一个《红岩》的电影剧本，写完后希望荒煤能看看，过了些天剧本果然送来了。并附信说希望能听到荒煤的意见，但希望保密，因为这个任务只有市委领导知道。后来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见到荒煤也说请他帮忙看看。荒煤给罗广斌、杨益言回了信，说剧本可以看，但因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意见只供他们参考，倒是希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保密，千万不要对人提他看了剧本。看过剧本后，荒煤和他们谈了一次，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写出解放前夕残酷斗争的历史背景，二是觉得写江姐不死在山上打游击是否有必要？这样改不如小说生动。罗广斌说江姐改不死是江青的意见，为了反映革命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小说也要大改。荒煤依然认为小说创造的江姐形象已经在群众中有了很深的影响，这样大改，恐怕不宜。最后说意见只供参考，还是听任书记的吧。
  又一次，重庆话剧团排了一个写钢铁厂工程师的多幕剧，打电话希望荒煤去看。他去了，提了意见，后来作者又找来谈了一次。正好天马制片厂有人来看他，问重庆有什么可以拍的题材，他就推荐了这个剧，几次弄下来，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回家连连对张昕叹道：真是本性难移啊！不能管，坚决不管了！
  电影界的人并没有忘记他，陈强、谢芳、李百万等路过重庆打电话找他，还有人就直接到家里来看他。他为大家对自己的惦念而感动，不论多忙都要赶去见面，一面又告诫自己不要多发表意见。使他格外高兴的是叶以群来过，中学时代的老朋友董启翔来过，沙汀还到重庆住了几天，他陪着这位老哥到温泉去散心，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了，见面仍然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沙汀劝他什么也不要管，放下包袱重新写小说，他正是这样想的，他想把１９４５年在济源的生活写成小说，还想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沙汀说起来禁不住浮想联翩。一面笑自己是不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日子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他喜欢上和工业打交道的生活，单纯许多，也学到许多不懂的东西。２月，和任白戈一起到西南铁路工程现场去，感触很深，觉得多年来搞文化工作脱离实际。回来不久，他就带了工作组到綦江一建筑工程公司搞“四清”去了。
  山城毕竟和北京隔着千山万水，与阶级斗争气氛好像离得很远。一天，突然通知他去看《舞台姐妹》，他因为有事没有去，事后听看了的人说不错。他很奇怪，怎么又上演了，是不是片子改好了，还急忙写信给张瑞芳询问。直到一天，他看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公开点了自己的名字，才知道一切并没有过去，北京也不会把自己忘掉。
  “五一六通知”他是在“四清”的工地上看到的，看过后感到迷惑，连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成了修正主义，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他对工作团的同事说了自己的想法。接着，建筑局就通知要组织干部工人写批判“三家村”和坏电影的文章，他居然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搞“四清”，生产任务又完不成，怎么能组织他们写文章，再说也写不出好文章。一次，公司党委在开“四清”工作大会前提出要租《兵临城下》组织群众批判，他也没有同意，说要集中力量开好大会。后来，工地上的青年人开始贴大字报要参加运动，他向市委请示自己是否要检查，市委回电说：你是代表市委的工作组，不能随便检查。再呆下去，他肯定会成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所幸市委担心涉及到他的问题不好处理，赶紧把他调了回去。
  回到市里，他才看到江青搞的《纪要》，这篇东西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荒煤知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接着，市委通知他要准备在党内干部会上作检查，他一边准备一边想，这些问题在重庆怎么能说清楚呢……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天回到家中，张昕把一张《重庆日报》转载北京批判他的文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张昕说：看来我是要回北京了，你们怎么办呢！
  很快，荒煤就接到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集训班的电报，任白戈安慰他说：大概开什么会，个把月就回来，你带点换洗衣服就行了。荒煤觉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换洗衣服，还带上了笔记本和过去写的一些材料，捡了一个小箱子。６月１８日，荒煤穿着双凉鞋，拎着这只装着简单衣物的小箱子上了火车，此时，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倒觉得还是回北京说清楚好，免得给重庆市委找麻烦，有人已经说任白戈包庇他了。他作了在北京搞他几个月的准备，却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九年！
  北京和他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荒煤一到文化部就被送进了位于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里集中了好几百文艺界的精英人物。管理干部都是肖望东从部队调来的，一位军人找他谈话，“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荒煤回答“不知道，市委告诉我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那位军人神秘地笑了一下。几天后，肖望东在对“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会上说，“文化部是上海的‘四马路’，非彻底清扫不可，要‘犁庭扫院’，有人说他来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不行！问题不查清楚，两年也回不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也缺乏远见，荒煤不仅是两年没回去，而是九年后才押送回重庆的。
  一场噩梦就这样开始了。开始“集训班”的生活还比较宽松，有小卖部，可以买到西瓜吃，也可以串门谈天。很快，形势紧张起来。为了肃清文艺界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集训班的黑帮们天天学习开批判会，黑帮审黑帮，小黑帮批大黑帮，还有父子都在集训班的就出现了儿子揭发父亲的情景，这在开始还很轰动，大家还很不习惯，很反感，但在军人的监督下又谁都不敢不积极。齐燕铭、夏衍、荒煤在整风中已经名誉扫地，在集训班就成为头面人物，必须在大会上交待。荒煤本来说话声音就低，交待时越说声音越低，底下的黑帮们听不清就大声喊道：大声点！大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