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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斤澜说，“典型论”的塑形，首先来自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后来，俄国别林斯基“发扬光大”了“典型论”，曰“熟悉的陌生人”云云。周扬们三十年代就把“棒”接过来，一直挥舞着。
  林斤澜认为，“典型论”并不是文艺的豺狼猛兽，应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不能供起来当作唯一，当作一切文艺的美学核心。鲁迅不是对沙汀说“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不必硬造一个突变性的革命英雄”吗？但时移事易，沙汀不能不服从时代，服从周扬，服从“典型论”。且“典型论”还要服从“工具论”呢，文艺家怎么办呢？沙汀怎么办呢？只有烦恼。
  有一天，林斤澜问我看过沙汀的《记贺龙》没有。我说看过。他问写得怎么样，我说不是太好。林斤澜笑起来，说：“《记贺龙》最初发表在海外报纸上，副刊，连载。我读到的是一个翻印的小册子，当时不只是喜欢，实是震动了。这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他的集子里，我又见到这一篇，立刻重读，可惜，删掉了一些精彩的内容。比如，沙汀记录贺龙当年，称呼人多用外号：‘毛大帅那天喝醉了……’‘搞刘瞎子去了……’又比如贺龙用粗话骂爱将，爱之深，骂得越厉害。”
  我问林斤澜：“你在访问期间问过沙汀删改的事吗？”
  “当然问过。我还表示了一个读者的惋惜，一个后辈的理解。万万想不到，沙汀断然回答我：‘我没有删改！’这一下，我哑口无言。难道是我记忆错误？不，记忆里多个精彩的细节一起闪光，闪闪如过电。
  “当时我心想，这位前辈自己做的事怎么会不认账呢？我盯着这位前辈的脸看，他全没有平时的骄纵模样，倒是垂下眼皮。我想他有烦恼，他到底还是一个作家啊！
  “后来，我还发现，沙汀重新出版旧时日记，竟也删去一些很有个性的、抒情的东西。而且，他给人写信和跟人谈天不一样。写信很留心，往往是一些社论式的词句！”
  说这个话时，林斤澜直摇头。但林斤澜地沙汀表示理解。
  访问西南，沙汀提前买了飞机票回成都去了。林斤澜决意到卡佤山去，独自爬山。艾芜带刘真在缅甸边境上逡巡，寻找他三四十年前，跟随马帮出国的旧梦。
  沙汀后来写了好几本小说，林斤澜读的一本是写解放前夕川西乡村动态的。艾芜也写了不少，写了《续南行记》。但，两位这时的作品，远没有三十年代写得好。
  林斤澜说：“看来不出杰作，不是作家个人的命运问题。几代作家的聪明才智，流离跌宕，吃苦操劳，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栽在烙印上。就是现在，这‘烙印’还在，不过是标着不同的字眼。”
  后来的几十年，沙汀在北京的时候，林斤澜拜访过他。沙汀对林斤澜说，你的哪篇小说怎样，哪篇小说怎样，其实说的是别人的，不是林斤澜的。艾芜就没有再见面。
  沙汀艾芜　晚年是在成都度过。１９９２年，林斤澜听到一条消息：因为沙汀艾芜拖欠住院费，医院说要把他们赶出去！林斤澜说，这不是医院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文化人和艺术家在社会的地位问题！
  林斤澜说，艾芜一生苦难。青年时漂泊缅甸，回国后坐牢、挨饿、逃难。解放后又坐牢，有虚衔也有歧视。他的家据说比一般人家还不如，破败，阴暗，狭小，饭锅就直接放在近门的砖　上。艾芜能够忍受苦难。晚年写道：“年纪大了，睡得少，有时不容易入睡。我就在睡了之后，闭上眼睛，尽量寻找绿色植物，或者一片青青的麦苗，或者一丛绿色的竹林。这样的风景出现之后，就会有河流或者一片水塘进入梦中。人也就慢慢入睡了。”他有梦幻陪伴，他有对付现实伤害的办法。
  １９９７年，林斤澜到成都开会，特别到新繁县，向艾芜的墓行礼。送林斤澜去的四川作协的司机，抢在前面，整衣，三大鞠躬。轻轻对林斤澜说：“人太好了，人太好了。”林斤澜说：“艾芜的墓在公园里，便于观瞻，不便静穆。”
  林斤澜还没到沙汀的家乡绵阳去，拜谒沙汀墓。是他不愿意去吗？我没有问。
  刘真到北京后，立马向中国作协当家人之一的冯牧报告，说林斤澜要叛逃出国，到缅甸。
  林斤澜说，这是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他喝了寨主一竹筒家酿，把寨上刚买的一把工艺刀拿出来，舞了舞，又倒在草地上。当时西双版纳当地几个文学青年也在。当时刘真也喝过酒，就在寨主的竹楼上，在她看起来，可能林斤澜太异常了：斯文滚地，手执尖刀，刀尖贼亮，眼神贼尖。当时有一句流行话：“筷子头上也有阶级斗争！”不由得顿生疑心：怎么回事？林斤澜要干什么？这可是国境线！逃亡！林斤澜要干叛国的勾当！
  刘真向冯牧报告，可冯牧也许向北京作协问了一问，也许就没有问，把这事压下来了。冯牧是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更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事情很明了，倘若林斤澜出逃，紧挨西双版纳的就是缅甸。缅甸比中国好吗？没有。作为青年作家，林斤澜当红。夫妻又那么恩爱，宝贝女儿还只有三岁。他有可能出逃吗？不可能出逃。
  哪知到了“文化大革命”，刘真在河北邯郸旧事重提，写信“揭发”。这回不仅告林斤澜，还告冯牧和中国作协包庇叛国者。在“文革”，这事大了。军宣队那时进驻北京市作协，把破案当作邀功的大事。第一次提审林斤澜时非常凶猛，不容分辩，林斤澜真是气得发抖；第二次林斤澜硬是说明了当时情况，点了刘真的名；第三次林斤澜开列了刘真告过的受冤者名单，包括北京作协的李方立。军宣队充分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
  林斤澜说：“１９７８年复出，受作家康濯之约，到湖南访问。受约者也有刘真，在火车中相遇。刘真把猪蹄和鸡爪什么的拿出来，招呼大家吃，也有酒。十多年了，什么都淡了，我顺便问起叛逃的事。不料，刘真说：‘是啊，是我检举的啊。你就是要叛逃，我今天也这么认为。我现在有钱了，从前被冻结的稿费发回了，你现在还想出国的话，斤澜，我可以资助你，真的。’哈哈哈哈，这样一个人……”林斤澜哭笑不得。
  林斤澜说，湖南回来以后，刘真和林斤澜的好友邓友梅同居。同居仪式，林斤澜欣然前往，在座还有邵燕祥、张凤珠。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几年。他们的离异主要还是性格不合。刘真是爱邓友梅的，１９８２年，婚姻气数已尽，刘真还从河北到邵燕祥家，邵燕祥本着能合则合的原则，把邓友梅叫过来，同时也把林斤澜叫过来作陪。林斤澜明知不可逆转，但还是来了。
  林斤澜说：“后来邓友梅和诗人韩北屏的女儿韩舞燕结婚。之前，刘真给邓友梅写信。说，你要结婚，我就吊死在你家后门！刘真这人不是闹着玩的，邓友梅吓死了，跑到我家，问怎么办，怎么办显得很慌乱的样子。”
  林斤澜说，刘真这个人，实在说不清楚。但她“真”，她从来不在暗地里搞阴谋诡计，这一点很好。
  刘真１９８８年出国，定居澳大利亚。
  这是意味深长的事。
  一个人的十四年
  严　平
  严平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表过《我们已不年轻》、《职称》等中篇小说以及《想念关露》、《黑在纽约》、《在黎明与黑暗中飞翔》等散文，著有《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
  一、在暴风骤雨的前夜
  １９６４年６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站在一眼望不尽的荒漠戈壁滩上，一片片高耸的胡杨林，阳光照耀下起伏如浪的沙丘，和纵马驰骋着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女演员……边疆独特的风光，以它气势磅礴的力量震慑着荒煤已深感疲惫的身心，以至于他的眼里浮动了泪花。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过后为其中表现出的浓郁生活气息感到兴奋不已，他从来不反对拍摄现代题材的影片，反对的是把拍摄现代题材和拍摄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的做法。为了加强这部影片的拍摄力度，他建议由北影和西影携手，并由崔嵬、陈怀恺、刘保德联合导演。经过一番努力，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他又亲自奔赴西域拍摄现场，往返于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颠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中，北京——那座大城市里正弥漫着的紧张空气好像已经离他很远。
  他们还参观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会见了政委张仲翰，这位豪爽的老军人告诉荒煤一个“秘密”：退休后他要把开垦石河子的事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到时一定请荒煤帮忙拍成电影。荒煤连连点头，甚至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论起剧本的情节来。那时，荒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红花》竟是老友崔嵬最后一部闪耀着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影片。而与荒煤一见如故的张仲翰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那场灾难彻底地毁灭了他的创作梦想。
  是夏衍的一封电报把他从西域畅想中惊醒，电报上赫然几个字“立即回京”，使他预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赶往北京，离开前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动在眼前。
  那是５月１６日，毛泽东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荒煤临时接到通知赶往人大会堂，已经迟到了，毛泽东和客人已经开始谈话，他只好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讲“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后，２０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主席记忆力这么好，可事后回想起来，却越发弄不清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搞了１０多年电影呢，还是不满意自己搞电影？
  毛泽东同志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道：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说着他自己就真的举起了双手）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后来，毛泽东与外宾谈了一下别的问题就结束了会见。当他站在门口向外宾挥手告别时，荒煤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是否要求和主席谈谈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一想起他那举起双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气。他只是回头仰望了一下毛泽东主席那高大的身影——由于身边老有一位矮小的护士陪衬，就显得更加魁梧——怅然地离开了，他甚至天真地想：为什么，主席不能像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样多找些文艺界的同志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事后，每想起这件事，毛泽东主席那双高举起的双手就在他眼前晃动，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头顶。
  北京等待着他的果然是一场大的风暴。
  ６月２７日，毛泽东主席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主席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的“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