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板之极，弄得公园即不像寺庙，又不像监狱。
  沙汀对笔柏发很大的牢骚。林斤澜就不懂了，公园里有两行笔柏，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牢骚？
  市委书记走了神。他大约从来没有注意到什么笔柏，公园他大概也走得不多。艾芜诺诺，什么笔柏，他根本没有兴趣，他一句话都不插，任凭这位左联笔友，嚷嚷单调的笔柏，占据了“浮生半日闲”。
  万万想不到，沙汀没完。沙汀越说越兴奋，越说越上升，文章做到人文观念那里去。说什么不是人的地方，更不用说人的公园……不免叫人想起“五四”的战斗口号：“人的文学”。云云云云。林斤澜被他搞得非常糊涂，几十年来想不通，沙汀为什么要生笔柏这么大的气。
  林斤澜说，沙汀若当运动员，爆发力是够的。若当小学生，和“多动症”沾边。他安静不下来，就是在咫尺之地，也不住地走动，打呵欠，说土话，常常指手画脚，逼近对方。他不耐听人说，爱自己说。爱用手指头，指头戳及对方胸口，对方只好后退。有时林斤澜已经退到角落，不可再退，可沙汀的指头还是戳过来，便只好挺着。有时屋小人多，大家只好“促膝”。沙汀说得兴奋，但又张不开手，就打拍子一样拍自己的大腿。一拍再拍，有时竟拍到邻座的腿上去，他却浑然不知。有时还抓住人家的膝盖头摇两摇，人家是晚辈，让又让不开，也只好挺着。
  艾芜温和之极，对林斤澜和刘真客气、细微而周到。
  林斤澜对我说：“艾芜可能不喜欢我的小说，在访问期间一直没有跟我谈小说的事。也可能认为我是主跟沙汀的，他没必要插嘴。沙汀看来看过我几篇小说，我到西南来，他可能又过了一下眼。”林斤澜说，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草原》。写几个当年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七十年代“知青”的前辈），赶着一辆大车，穿过洪荒草地。这篇东西得到好评，当年没有评奖，可上了权威性质的选本，林斤澜觉得已成正果，好像功德圆满，不再去考虑它了。
  沙汀问：
  “你写《草原》，胖姑娘怎么不见了？”
  原来《草原》开篇一段，一个胖姑娘要上车跟着走，赶车的小伙子不让，胖姑娘留下了。以后这一天的路程，没有胖姑娘的事，再也没有提起。
  林斤澜说：
  “她没有上车啊。”
  沙汀说：
  “你是写小说呀。后面要再提到，找个什么事儿，一句什么话，哪怕捎带两句，也是个下落……”
  沙汀说着，他的右手在空气中，迅速转圈，转圈。林斤澜盯着圈圈，听沙汀嘴里小声又连声说：
  “画圆了，画圆了嘛……”
  林斤澜在散文《事故》中说：
  “我一震，仿佛不经意的时候，眼面前的窗户纸，捅开了一个窟窿。
  “沙汀的迅速画圈动作，现在想起来，也还在眼前画圆。在我学习写作，特别是写短篇的摸索中，渐渐有了‘结构’的念头，有了‘完整’的愿望，当前不只是一个画圆。”
  这个关于结构的细节，二十多年来，我听林斤澜说过不止三次四次，想见给他印象之深刻。林斤澜是极重结构的小说家，在这里可能找到某种答案。他受益了。
  另一日，沙汀和林斤澜喝小酒。就是晚饭前先喝一点。沙汀喝的酒，一般是茅台，差一点也是泸州老窖。他在住处小茶几上摆酒杯，酒瓶就放在茶几和沙发下的角落里，像是藏着。林斤澜说，喝酒人喜欢把酒瓶放在手脚碰不到的地方。何为？不光是安全，是热爱它了，有时就得把它藏一藏。这大概是小别胜新婚吧。
  沙汀给林斤澜斟上酒，谈起林斤澜“大跃进”时期写得《山里红》。《山里红》中写到黑夜里走路，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可是夜黑浓淡不同，层次不一。可以感觉出来这是岩石，那是丘陵，大树和小树林。有的地方发灰，那是道路，闪白是水沟……
  沙汀夸奖写得好。并用寻思的口气说：“好像还没有见过这样写黑夜的。”
  两人没有停杯。沙汀喝高兴了，脱鞋，盘腿沙发上，如坐蒲团。两肘或一肘支膝盖，支或不支都上臂摆动，下臂来回如鱼游水中，两手或伸拇哥或握空心拳，是四川“袍哥”的经典姿势。这时的沙汀，出语零碎，不能成句。思路散漫，不能成章。但，沙汀清楚着：
  “你……撞到山里红树上，山里红，果子，落了一头……败笔！你那山里红是野生的吗？不得，是果树，栽培的，你撞不到树干，你，早叫枝枝叶叶挡住了……”
  林斤澜的原文，是《山里红》的结尾：
  老羊倌这才明白，早就错过了岔路口。连忙叫了声“回见”，撤身往回走，忙中有错，这瘦长个子撞在一棵山里红上了。树上的红果，劈头打脑掉了下来。老羊倌管自走路，独自眉开眼笑。他踩着墨般黑，迈过发白的黑，推开挤开发紫发蓝的黑。一边伸手到衣领里、怀里，摸出一个个山里红，往嘴里扔。这种红艳艳的果子，不等吃，只要一看见，一摸着，就让人觉着甜酸，酸甜。觉得漫山野岭，都是有滋有味的了。
  再一天，一个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组到宾馆里访问他们，当然也约稿。当时没有电视剧，电影叱咤风云。彼此初次见面，漫谈一番，文学组的人告辞。刚刚带上门，同住一个房间的沙汀立即问林斤澜：
  “你要写电影剧本？”
  林斤澜答道：
  “还没有想法。”
  沙汀用完全是武断的口气说：
  “你不要写！”
  林斤澜愣住了。沙汀伸出手指头顶住林斤澜的胸口：
  “你……不要把笔写粗了。”
  沙汀接着在屋里走动，两手比画，说：
  “‘大炮轰鸣’，‘万马奔腾’，电影剧本就是这样一来写的。大炮怎么轰鸣呢？万马奔腾起来什么样子？那都是导演的事。你写详细了也没有用，导演看都不看，他有他的章法。‘大炮轰鸣’，‘万马奔腾’，这样提示一下，行了。这就是电影剧本的写法。我们写小说能这样写吗？”
  沙汀接着又伸出手指头，戳林斤澜的胸口：
  “你的笔细，不要写粗了。”
  林斤澜觉得沙汀是对的。沙汀毕竟写过电影剧本。林斤澜想起不久前在沈从文家里，说起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比如“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直摇头，细声提问：“刘绍棠呢？他看见的春天呢？他在哪里？”
  再一天的傍晚，沙汀林斤澜散步。南国的秋天，不见一丝的萧瑟，宾馆院子里，青草疯长墨绿（北京早成金黄了）。大片草地中间，铺出一条水泥路，也就是人行道了。沙汀走在水泥路一侧草地上，林斤澜走在另一侧。沙汀忽然心血来潮，冲口问道：
  “你觉得沈从文怎样？”
  林斤澜惊愕，沈从文建国后就是反面教材啊，郭沫若　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专打沈从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周扬同样蔑视沈从文。可是，沙汀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对于林斤澜，沈从文就是艺术上和人格上的心灵先导，几天前，林斤澜到西南访问，就到过沈从文家话别。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万里路”，是说的人生经验。
  林斤澜正考虑怎样回答。不料，沙汀在暮色中弹跳了起来，先是从那边草地上弹跳到水泥路上，再从水泥路上弹跳到林斤澜这边草地上，柱子一般立在林斤澜前边，林斤澜不好后退。沙汀的“指头枪”在林斤澜肚脐眼那边戳上戳下，说：
  “你说！谁有他那么有风格？谁有他写得那么多？不容易！”
  啊，这是大会小会上听不到的。许多人心里明白，可谁嘴上会说呢？包括沙汀。
  林斤澜为此作文抒情道：
  “我能不记住这个黄昏的草色墨绿？那疯长的遍地的劲道在北国是看不到了。”
  林斤澜对我说：
  “沙汀一说到艺术往往就弹跳，有回谈到梅里美，他也弹跳起来，问我《西班牙书简》读了没有。他这个人啊，弹跳，看来骨子里还是作家。他有两张脸孔，封疆要员，作家，他可能更珍爱作家这张脸孔。”
  话说到了贵阳，四人先住花溪别墅，后住城里大十字附近的省府招待所。林斤澜说，每晚都有宴请，虽是困难时期，可也吃得不错。这同沙汀艾芜的身份有关。
  安排的日程里，有访问村寨一项，是到近郊布依族的住地。那天，前面一辆警车呜啦呜啦，中间两辆轿车，殿后还有一辆面包车。首尾衔接，尘土飞扬，在寨门口一字排开。那里早有几级干部在迎候了。迎到寨中心小小十字路口，站住。两三户人家开着门，女人着民族服装，露出笑脸。林斤澜发现隐约有三五“便衣”。这个排场，也与沙艾是全国人大代表有关，与沙汀是文艺界坐镇西南的要员有关。
  殿后的面包车上，坐着一位公安厅的什么长，一位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贵州民谣道：“地无三里平，无风三尺土……”文艺处长下车，俨然土头土脑了。当地官员过去帮他拍土，有些不好意思。他赶紧自己先拍出来个笑容来，说：“我就是来吃土的，吃土的。”
  沙汀指指点点，大声问了几句话，管自回到轿车上，打呵欠。他的“访问”大约不到二三分钟。大家吃惊，又默然。
  艾芜敬业乐业，“努力访问”，非常认真地听现成的答话，他摸出笔记本，记下一些印刷品上都有的内容。林斤澜和刘真只好也摸出笔记本，也把这些印刷品上都有的内容记下来。
  林斤澜说，艾芜言语不多，可又处世周到，和生人会面，一定“找话说”，以免冷落了别人。他声小气和，自律谨严，如乡镇教师牧师，不免也有点迂。
  艾芜对林斤澜说，有一年，他接受任务到东北写钢铁工人，他对地方和行业都不熟悉，无法“深入生活”。他只好守在工厂门口，等工人下班成阵出来，跟着走，听他们家长里短。面熟了，艾芜才插得上话。说这些话时，艾芜平铺直叙，无喜无忧，只是温和。温和得叫人觉不出他是在介绍成功经验，还是述说失败教训。但，林斤澜说，在艾芜温和的笑容里，他还是发现了一丝苦笑，林斤澜为发现这一丝苦笑，心口怦怦。
  一天，四人被安排参观一个学校。不想进了礼堂，师生满座。这种场合就得有作家代表讲话。沙汀垂着眼皮，艾芜就讲话了。他没有准备，只好一个个介绍沙汀、林斤澜、刘真。他口讷，又不会幽默。那就介绍介绍作品吧，介绍作品一般是说好话，吹捧。而艾芜是认真的人，也不善于吹捧。介绍到林斤澜这里，他简直是“找不到北”了。迟疑了好一阵子，竟在学历上说话：“大学毕业”。他竟又简单地在那里重复：“大学，林斤澜毕业。毕业，大学毕业了的，大学……”
  那时的政治社会，不以学历为重，高学历常是累赘，反而受人鄙夷。农民作家，工人作家，或者像刘真这样从小就从部队里摔打出来的作家，合时地受人抬举。可是艾芜是把“大学毕业”当作好事、当作光彩的事来说的，他可没有鄙夷。这就是艾芜的迂处。
  沙汀可不迂。他有烦恼。他的烦恼是一个严肃作家的烦恼。林斤澜说，沙汀几次在他面前闪烁其辞。比如：“……我没有写什么。没有。有一点点。没有写。这几年，这一个五十年代，汤兄……”沙汀在路上总是戏称艾芜为汤兄。“……汤兄一本一本地出书——不过，我做了工作，很多工作，行政工作，没有人做也不行。”
  林斤澜说：“沙汀说是这样说，但他的烦恼显而易见。他没有向我和盘托出，只是常常没头没脑地出来一两句话，又自怨自艾地撇开，掼掉，缩走。”
  沙汀的经历是丰富的。他熟悉乡亲乡土，民情风情，他熟悉文坛，政坛也不陌生。单单就是解放前夕，他蛰居老家四川绵阳乡下，搞地下活动。对敌我双方，上下各阶层都有接触和深入。各种人物，形象鲜活，沙汀都可以呼之欲出。
  林斤澜说，沙汀曾说小说写作“故事好编，细节难找。”沙汀有敏锐的观察力，写过《在其香居茶馆里》、《兽道》、《一个秋天的晚上》，现在倒是细节找不到了？非也。艺术家沙汀的特点，是对丑的敏感。今天的艺术家，他能表现丑吗？另一个原因，是时代给了作家，包括沙汀，一个紧箍咒。这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