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则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后来，华生他们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展的。
  这种“伟大的妥协”被支持者认为是“双轨制”的精髓，一步放开，且不说社会成本过大，得到实施的机会就已经很渺茫了，“双轨制”中的一轨正是保护、缓冲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地盘，制度才可能得到确立，以后的渐进式改革才能逐步走下去。这个思路，正合日后“股改”的过程，也因此，华生得以在20多年后重掀经济学界的波澜。
  “莫干山会议”总共确立了八条思路，我们不妨一起重温一下，它们对此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怎样巨大的影响。
  （1）关于价格改革。会议认为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则有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
  （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大家认为只有根本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问题．才能激发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挖掘潜力。
  （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
  （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
  （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与会者分析了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诸如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体制、不存在金融市场、中央货币政策很难发挥作用等，并提出近期改革的政策建议及配套措施，包括扩大银行存贷自主权，制定公司法、票据法、银行法、破产法等保障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法规，建立银行准备金制度，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等。
  （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大家对股份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充分探讨，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与会者认为，应解决价格倒挂问题和改革购销体制，选择好带头产业，运用好农村资金，重视区域特点等。
  （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与会者认为，应当由经营型转向调节型，由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由低层次的管理转向高层次的管理。他们认为，政府担负的经济职能是：对微观经济活功进行调行，例如制定法规，社会收入再分配，保险、补贴、救济等；提供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控制人口，以及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稀缺资源和社会共有资源等；经营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主要是交通、邮政通讯、银行以及新兴产业的重点项目、围防工业等。
  时隔一月，在1984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很显然，这帮小青年们的大胆而又充满妥协色彩的改革建议，成了中央的“决策咨询”，有此也拉开了价格双轨制的大幕。
  大幕拉开，可很快就有人看到了官倒、贪污、腐败。在其出台之初，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就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双轨制如同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而且，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体制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造成腐败蔓延。
  价格双轨制的研究者胡和立有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被广泛引用，报告显示，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触目惊心的数据！
  就连双轨制的始作俑者华生也曾对媒体抱怨说，“（双轨制）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然而，这种特殊的体制却始终没有终结，甚至于有研究人士认为，在21世纪，一场新的双轨制正在复归。
  事实上，也的确有人长期奋战在那些价格双轨的领域里，比如河北的王玉锁。
  ＇14＇新制
  2004年的《福布斯》中国百富榜上，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身价20亿元，排能源行业第一，这个从能源价格双轨制觉得第一桶金的河北廊坊人，终于熬到了天然气价格打破双轨制实现市场化的那天。
  1964年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胜芳古镇的王玉锁，不像刘永行兄弟那样能念书。3次高考落榜，令他不仅有些心灰。于是放弃学业，开始做些小生意。
  王玉锁卖过葵花籽，卖过啤酒，还卖过女用泡泡纱背心，后来还做过一家塑料厂的业务员，但都没有赚到什么钱。这些失败让王玉锁在今后被双轨制中的人情冷暖中从没被压力弄垮。
  1986年春节，生意失败的王玉锁拿着100块钱，准备去租车跑运输，没想到政策改变，不许私人租车了。在茫然之际，他忽然想到家乡有人靠倒腾液化气赚钱，于是半途改道来到出气源的任丘。在任丘，经一位熟人帮忙赊到一罐液化气，他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将液化气罐拉回家，做起了经销液化气生意。没想到无意的选择竟然对了路，几天时间，液化气罐卖出去40多套，净赚1000多元。
  王玉锁的利润来自哪里呢，正是液化气的价格双轨制。到他手里的罐子已经经过数道倒爷的折腾，利润空间大大压缩，王玉锁等于是个终端零售商，可是依旧能赚30％以上的暴利。他就像一个辛勤的“蚂蚁”来回搬运液化气罐，几年时间里，王玉锁就赢得了第一桶金。
  1989年，王玉锁成立夏利出租车公司，但他的目光不是出租车行业，依旧是能源。此时，价格双轨制虽然在一些行业内已经退潮，但能源行业依旧是壁垒森严。当时的石油都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王玉锁没有机会，但他看到了石化贸易中的市场空间。
  90年代初期，天然气下游行业开始逐渐“松口”，允许国有零散气井与外界合作开发。王玉锁得知消息后，壮着胆子在华北油田包了几口气井，正式进入天然气行业。当时，适逢廊坊开发区成立，凭借经营液化气的良好口碑和经验，1992年，王玉锁成立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而后以市场化方式为廊坊市开发区供气。
  1994年，王玉锁延伸优势，把管道输送燃气项目引入廊坊市区，使廊坊市成为河北省第一个用上管道天然气的城市。等于建设了一座计划内拿气，市场内卖气的桥梁。
  1998年，王玉锁等到了　“西气东输”重点工程。10月，原国家计委开展了“西气东输”管道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计划中，这条能源动脉将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自治区。
  1999年，新奥集团投石问路，先后在辽宁省葫芦岛和山东聊城注册燃气分公司，利用附近的气源占据两座城市，为“西气东输”布局积累外埠运营经验。2000年3月25日，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开会，宣布前期工作正式启动。新奥集团听到“起跑令”，以惊人的加速度先后扩展至山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抢占城市数量很快居行业领先地位。在短短几年内，新奥已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燃气公司成长为目前最大的非国有城市燃气专业运营商，新奥集团的总资产飙升至近70亿元。
  2005年12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名为《天然气价格改革：最后一种价格双轨制商品落幕》的文章，称：“国家发改委26日正式公布了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天然气出厂价格由目前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并存，统一改为实行政府指导价，供需双方可按国家规定的出厂基准价为基础，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与此同时，从12月26日起，全国范围内适当提高了天然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涨幅在50元至150元之间。
  在此之前，我国对陆上天然气出厂价格分为计划内气和自销气，分别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是目前唯一实行‘双轨制’价格的商品。计划内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中央政府定价，并按不同用途、不同油田对化肥、居民、商业和其它用气实行分类定价；自销气出厂价格实行中央政府指导价。”
  不知道王玉锁在看到这条新闻时的感想如何。经过多年折腾，他早已从完全依赖双轨制暴利的商人转变为铺管道为他人倒气创富的人，天然气价格放开，对他来说也许是利好多余利空，只是他心底里会不会有一丝复杂的感情？
  对双轨制有复杂感情的肯定不止王玉锁一个。经济学教授钟伟也是一个。
  2006年2月，钟伟的一篇宏文《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再度将双轨制的话题摆到世人面前。
  《引言》中这样写到：警惕这种“新双轨制”吧！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如果说“旧双轨制”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制度创新，那么“新双轨制”就是累退的、整体的制度蜕化。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根源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而现在，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和自上而下的宪政体制建设，应该说才是在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正常的要素市场之前，就必须首先启动的迫在眉睫的工作。
  一句话，新双轨制制面更广，对社会的伤害更深，改变难度更大，但必须立即启动工作给予纠正。
  钟伟将“新双轨制”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含义，是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利率市场化还没有走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坎坷难言。姑且只说资金的利率和汇率问题。从2002年至今，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累计约有1。1万亿，尤其是2003年和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每年实现的利润增长率都在40％以上，比其它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效益提升都来得猛烈得多！那么国有企业的确在脱胎换骨吗？也许将这种财务状况的大幅度改善，归结为资金的“新双轨制”所赐更为合理一些，过去到现在的3年间，银行系统的信贷投放约为7。1万亿元，但是这种资金定价是非市场化的，随着2002年之后中国一直维持的空前低利率和逐步上扬的物价，真实资金利率也象夏天的冰块一样不断融化。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建立在廉价资金之上的利益输送，最终的源头在于损害存款人利益。如果考虑到汇率问题，那么无疑，“新双轨制”之下，权力对资金的集中、定价和配置，已经日渐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为代价而暴露出来。
  第二层含义，是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一切几乎未变，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其实质，用陈锡文的话来形容，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
  第三层含义，是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或者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资金和土地的确有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和配置的问题，但劳动力市场似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定价和配置的，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呢？这也许是出自于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误解。正常的市场竞争状态既不是行政垄断，也不是不公平竞争或者过度竞争，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现象，如果说在资金和土地方面存在公共权力滥用的状况，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则存在着与此截然相反的公共权利不作为的状态。其中以进城务工者遭受的盘剥最为严重。“中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