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到1983年，社队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兴办了起来。1983年社队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235万人，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101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与此同时，企业所有制限制不断在农村被突破，农村个体、　联户办企业也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1984年中央　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企业在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乡镇企业全面“井喷”。1986年、1987年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七五”计划的产值目标。　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　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
  然而，1989年开始，全国进入了经济的治理整顿，乡镇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休养生息。这阶段国家控制了乡镇企业贷款，压缩了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能源原材料、污染严重的企业。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两年减少了近300万人，1989年增长速度为13％，1990年为14％，1991年才开始有所恢复，增长速度为　37％。不过，在这个阶段，很多有实力的乡镇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内部转制、转型，收缩过长的战线，专心做主业，同时进一步改变混沌的产权关系，为后来的复苏做了准备。
  1992至1994年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其直接动力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此时，乡镇企业从称霸一方的乡土豪强逐步实现集团化，开始走出去。
  1992年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比上年增长54。7％，1993年则又比上年增长75。5％　。　1994年总产值高达43140亿元，比1992年总产值增长1。4倍，纯利润增长1。3倍，人均创利税提高了1倍多。
  第二个黄金期过后，乡镇企业的总量增长开始放缓，这其中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后文再叙。不过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极大，可以说是影响人口最多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城乡差别很大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大量“泥腿子富豪”的诞生，还有一种经济以外的意味：有时候，并不是富裕的地区才能找到个人的财富机会，穷乡僻壤往往也有特殊的发财道路。
  四川的刘家弟兄，就是成功把握住这条道路的人。
  ＇9＇希望
  和鲁冠球数十年扎根萧山宁围，咬定青山不放松地经营机械厂不同，刘家兄弟曾经拼命搏击并一度成功实现了“脱离农村”的目标，但最终又发现其实农村的机会更大，毅然杀回，迅速致富。
  这后来名震四方的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言行美好）四兄弟，出身在四川成都附近的新津县。四人具是当地的俊材，1978年恢复高考后，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并且毕业分配在很好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老大刘永言在成都906计算机所工作，老二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老三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最小的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
  1982年的一场兄弟对话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老三刘永美后来告诉外界。大哥、二哥都下定决心到农村参与改革，并且力劝刘永美也参与创办自己的企业，甚至连产品都研发好了，是一种双声道音响。这个企业没他参与不行，因为四兄弟中最精通电子工程学的就是老三，可是他们也面临极大的选择难度：城里不能办私营企业，要搞就要回农村成立“社队企业”，可是老三此时已经是前途光明的国家干部，难道要辞职回农村吗？
  最终刘永美决定辞职，拿着村里批准的手续去县里报批。然而，他们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县里的同志一脸惊讶地告诉他们：根据国家的政策，社队企业只能搞搞农具机械等适合农村特点的厂子，怎么能搞收音机厂？这是大城市的国营工厂才允许生产的。况且你们几个私人合伙就要搞，连个正经工程师都没，不是瞎搞吗？
  在我国，不要说80年代初，即使是十多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彻底成为了社会主流，依然有大量的“审批”、“产业导向”存在，对国营和民营企业设定两套准入标准。2003年，刘氏兄弟中最能多元化经营的刘永行还在氧化铝项目上遭遇过类似的行政叫停，已成超级富豪的他依然徒呼奈何。此乃后话，本书不叙。
  刘家兄弟抱着那台自行研发的音响痛哭一场，辞职回家的刘永美还大病卧床。可是日子必须过下去，他们被迫寻找适合“农民身份”的行业。最适合农村的，当然是养殖业。
  此时已经到了1983年，他们选择了养小鸡和鹌鹑。四兄弟几乎卖了家里一切的家当，自行车、手表等等，凑了1000块钱，开办了育新良种场。
  很快，他们遭遇了创业史上又一个危机，这次，他们差点跳了家乡的岷江。
  刘永好后来回忆说：那可能是创业期最困难的一件事。当时有个专业户向我们订了十万只小鸡，信誓旦旦地保证货款三天内到。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比较好，生意人重信用，诈骗案很少发生，我们就相信了。开始借钱先忙着把小鸡孵出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钱没到。等到第五天，还是不见动静，我们开始着急了。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小鸡破壳而出，而且越来越多，可钱一直没回来。我们就去找那专业户，跑过去一瞧，我们傻眼了。因为养鸡是要保证温度的，他把小鸡拿回去后，点了很多煤油灯加热，结果一不小心把盖在小鸡身上的稻草烧着了，所有的小鸡烧死了，茅草房也化为灰烬。此人已经倾家荡产了。
  那个专业户倒还有良心，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我没讲良心，害了您，也害了我自己。等今后我有钱了，我一定还您。
  可是，话虽如此，刘永好他们也不可能真的等到他有钱了来还债，再跑去还欠了其他人的债，此时已到年关，债主都已经跑到刘家呆着了。
  有人支招，干脆跑掉算了。四川当时有一种民间风气，实在太困难欠债太多的人，就跑到新疆，换个名，改个姓，相当于国外的“个人破产”一次。刘永好还想过另一个办法，从家门口的桥上跳下去就是岷江，一了百了。刘家人特有的坚韧性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决定把剩下的鸡苗直接拿到集市去卖，从养鸡变为卖鸡。
  成都市浆洗街有个鸡鸭集市，规模很大。于是他们兄弟每天四点钟起床装好鸡苗，蹬3小时自行车，跑40公里坎坷路，赶到集市用喇叭扯破嗓子叫卖。20天下来个兄弟四个每人掉了十多斤肉。但值得庆幸的是，8万只鸡苗全销售出去了。年底算账，竟有10万元的盈利！
  卖鸡的时候，刘永美发现了新机会，那就是鹌鹑蛋。
  一个鸡蛋卖一角多钱，而只有它1/5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2角。最重要的是小鹌鹑孵出后，40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一年可以生5窝，值100多元。在他们看来，这是“产金蛋”的买卖！刘家大哥到邻县买回来50对大鹌鹑和200枚种蛋，开始了养鹌鹑的生涯。
  刘家兄弟不同于普通乡村小企业的重要特征是他们的知识背景。要知道，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我国第一次创业浪潮中，成功者多半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贫民，城里的个体户也是以“两劳人员”为主力军，他们的好处是没有退路，敢于豪赌，所以只要能抓住一次机会，就能迅速发家；但劣势是，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管理水平较低下，所以做批发零售比较强，做规模较大的工业或者养殖业等就跟不上了。
  刘家兄弟是个“异类”，他们是少有的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能亲手造出收音机，在县里正经管过一个部门，却又放弃一切到农村养鹌鹑的。从一开始干起，刘家兄弟就把研发和管理放在首位。
  刘永好曾经说，他们四兄弟一起创业是完美的组合，因为各有所长。“永行是个管理高手，管理很严谨，很认真；老大是科研能手，他的头特别大，可能脑细胞特别多，一般的帽子都戴不下；老三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管理家，对人很好，有很多管理思路。我性格外向，销售是我的长项。”
  果然，老大和老三一起开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孵技术，又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还配制出系列饲料，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掘到了第一桶金。
  此时，仅仅在四川新津一地，就起来了数十万户养鹌鹑的农民，一场“价格战”在所难免。然而，刘家兄弟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断：改卖鹌鹑蛋为卖鹌鹑饲料及其他养殖设备。他们正式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希望”饲料厂。
  这是决定性的一次转变，刘永行曾这样说：“我们如果一直呆在机关，现在可能是科级干部，如果一直养鹌鹑，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小老板，如果不做猪饲料，可能是几个中等规模工厂的中老板。”
  “希望”牌猪饲料的确是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东西。当时，整个四川仅有一家国营企业做这个产品，还是“计划供应”的，也就是说，普通农民根本不可能买到。而这个市场上最厉害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而是泰国正大集团。刘家兄弟试图生产类似正大的猪饲料，却发现核心的原材料氨基酸等国内没有，进口产品成本很高，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搞研究，最终找到了很有中国特色的替代品――蚕蛹，一举克服了难关。
  “希望”的饲料不仅质量好，还善于营销。如刘永好所说，他是营销的行家，他带人四处张贴墙头广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简洁上口，几乎四川所有的养猪户都会背。有人觉得墙头乱贴广告不雅，他就设计了一种上面是门神图案，下面是希望牌饲料广告的油印广告散发，结果农村很多人抢着要回家贴上。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了1987年，他们不仅净赚了1000多万元利润，还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
  1999、2000年，刘永行及其兄弟连续两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二名。2001年被《福布斯》排行榜排名第一。按照当时的估算，他们拥有超过40亿元的财富，现在则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因为仅仅他们在民生银行上投资的股权，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便远超200亿元。而希望集团兄弟分拆后，不仅仍然把持饲料行业，还进军金融、氧化铝、能源等规模更大的行业，且均有不俗的战绩。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初刘家兄弟被县里的审批程序卡住，没能做成电子产品工厂，很可能是一件天大的幸事。他们的创业过程和鲁冠球有一点是共通的，也是大部分成功的乡镇企业所共通的，那就是从切合农村需求的产品起步，从养殖、农机开始，逐渐向城市工业、重工业过渡；换句话说，就是从价值链的下游逐步向上游走。
  刚刚开放的农村，尽管经济条件差，不可能赚取很高的利润，但是那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国营企业高高在上，完全不理会农民的需求，也不会去参与那里的竞争。但农民的需求其实很大，尤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旺盛超乎想像。这种低端市场，容易切入，而且因为人口基数大，微小的利润率经过人口乘数放大就不得了。事实上，日后做大了的刘永行刘永好也始终不放弃别人看似“低端”或者“夕阳”的产业，刘永行有句名言：“我们希望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向外资企业学一点，向国营企业学一点，向个体户学一点，我们自己再创造一点。”
  这句话，用在“万向”身上其实也很贴切，中国的乡镇企业们，就是这样一种综合体，身处“低位”却志存高远，坚韧不拔，目光锐利。
  ＇10＇衰减
  乡镇企业至今仍然是我国各经济成分中比较活跃的一块，并没有个体户经济般有个明显的衰减过程，然而，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深深地困扰着乡镇企业的研究者们。
  首先，是乡镇企业的“乡镇优势”不再明显。
  2002年的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在农村的比例只有12。4％。这表明私营企业空间布局呈“逐步进军城镇”之态势。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从家庭劳动、小生产走向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