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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在极权统治底建立中想有所效劳，那末他必须准备接受那些为卑鄙行为而设计的虚伪辩护之词。在极权统治之下，只有最高的首领一人才可单独决定政治目标。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坚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条。（可悲之至！　——海光）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首领。除此以外，最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作人必须完全没有原则（unprincipled）；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作人，必须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因为，是非善恶观念如果横在他们心里，便可能搅乱首领底意图。（一语道破。欲行极权统治，必须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风俗习惯，而不顾一切。——译者）权力者能满足的口胃，只有权力的嗜好，以及别人对自己服从时所得到的快乐。
  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品格比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极权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巨眼观透——译者）在极权统治之下，许许多多坏事都是假较高的目标之名而行的。极权统治者做这些坏事时，所用的技术同样专门，而且也很讲求效率。存心做坏事，乃增进权力的一条大路。（此语有至理存焉。直可媲美马基威尼也！——译者）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中，爪牙们必须凶暴，长于威吓，巧于诈伪，惯于侦伺。无论是盖世太保（Gestapo），或集中营底管理，无论是宣传部或相似的组织，一概都不是训练人道主义的场所。然而，这些场所却是到达最高位置的门径。（制造人间地狱乃成就极权统治之捷径。——译者）
  这一类底问题，与极权主义底特色相关，也与所谓的“真理”相关。极权政治对于“真理”底影响为何，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另开一章来讨论。
  海光附记：海耶克对极权主义认识的深彻实非罗素所及。海耶克对自由主义的了解之正确亦非罗素所及。罗素虽极崇尚思想自由，但其经济思想受费边社诸君子的影响，以致走入边沁式的道途。于是，他的自由主义不是维格式的纯种自由主义。海耶克所持自由主义才是纯种的自由主义。请进而阅读《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论思想国有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十一章
  译者的话
  国家，在与其中的个人相对的关系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权威之一种。绝对的极权国家绝对地把思想国有化。既然如此，可见思想之国有化，是思想之权威化（authoritarianization）。思想权威化，因时代、社会、或地域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态。在部落社会，酋长底想法是部众行动底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称为“圣君”者流底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在西方，相当于宗教除革（exmunication）。在西方教权盛行时期，僧侣底经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经大法”。到了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共产党化思想则强天下从同。这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法各有千秋，有的标尚唯心，有的强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如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洛杰培根（Roger　Bacon）；伽利略（G。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请参看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2）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来，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Aufklaerung），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illusions）白白流血，冤枉性命。这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条大的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拜；捡拾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historicism），铺陈其玄思心理（speculative　psychology，借用Prof。　Quine　底字眼）之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遗一词（请参看K。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不知何以为词。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生。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思想上这一类底原始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义学家批析之不遗余力（请参看H。　Feigl：　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49；　M。　Black：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史文化”主义者却单独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称系借自Hempel，并从其用法。）这种想法，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确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Axiomatics），设备技术（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统学（Systematics）出现以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底内部建构是否严密是一回事，是否能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底事象如此繁复，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底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斯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欲”为基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斯实系一丘之貉。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人借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于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分高估哲学家底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革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这个政党底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之眼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底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苏俄，“首领”、“主义”、“政府”、“共党”、“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底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人，并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达林之流，不独要“作之君”，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论思想国有
  思想之国有化，在每一方面，都是与工业之国有化齐头并进的。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
  ——克尔（E。　H。　Carr）
  一个政府要使大家为一个单独的社会计划而服务，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使每一个人都赞同这个社会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极权政府要使极权制度发生有效的作用，如果只诉诸压制手段，强迫每个人为此目标工作，还是不够的。依现代的实例观察，极权政府要使每个人为它底极权制度努力，重要的办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看作是自己底目标。（此画龙点睛之笔也！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之流要利用人众，仅靠高压手段是不够的。彼辈必须能进一步摄取人众之灵魂，以供其利用，一若催眠术师要被催眠者如何动作便如何动作然，一旦人众受宣传麻醉，“觉得”极权政府所要达到之目的正是自己所要达到之目的，则甘心供其驱策，甚至万死而不辞矣！极权统治真正可怕之处，就是这里。——译者）政府为人民规定信仰，同时还得想出办法使一般人以为这种信仰正是自己底信仰。（这是最高的“愚民政策”。——译者）如果人众一致接受了政府希望大家接受的信仰（例如各种各色的“主义”——译者），便可使得各个人自发自愿地照着计划者所规画的路线去作。（所以，实行计划经济，演变所及，必至统治思想、教育，以至于生活之全面。——译者）在极权国家，如果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压迫的感觉，并不若自由国家最大多数人所想象之尖锐，那末，这是由于极权政府在控制人民底思想上得到高度的成功。政府希望人民脑子里怎样想，人民就怎样想。（这么一来，人民对于政府，那有不依从之理？许多人以为在铁幕内的人民之思想不能被控制。这种看法，既无心理学的根据，又无丝毫事实的根据。依事实观察，有独自思想能力的人，在人中少之又少。最大多数人底思想都是依赖传统、权威、风俗、习惯、趋势、或他人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