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是随便可以获致的。它是适合的历史和环境之产品。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气氛笼罩之下的地区，不会产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师”混为一谈时，自由不能显现。“一盘散沙”并非自由；自由并非“一盘散沙”。在一群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观念，但如未将自由观念建构化（institution　…alize），器用化（implementationalize），任其藉此发展，那么自由观念有如未经孵化之卵，永远不能化而为鹏。这样，纵有自由观念，或所谓“精神的自由”，它对于整个的人理建构不能发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农耕的地区，不易出现自觉的自由人。从前，在这些人中，具有某种文饰的禁忌（Tabooism）发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这种禁忌渗入这些人的政治生活里，便转形为种种色色的政治教条。藉高挂政治教条而获得现实利益之反对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实在说来，东方没有自由传统。在东方某些地区，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它虽未将其他意理排斥尽净，但至少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这种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定于一尊”。到了现代，经过大的政治变革，“一尊”被灭，堕落而为拥有武力与割据土地者对人众之宰割，统治，镇压，以及部勒。德日诸国之军国民思想的输入，给予了这些玩意以“思想武装”。不久，俄国革命发生，布尔希维克意理向东泛滥。布尔希维克意理遂取军国民思想的支配地位而代之。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无不彻底反对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以及自由组合；而主张严格以一个教条统治思想，以一种宣传来齐一言论，尤其是以一个政治组织来代替众多的政治组织。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与军国民主义者虽属来路不同，但是在敌视自由上则同；尤其在摧毁自由之技术上，后者望尘莫及。在这一关联上，后者是易与前者化合的：在军国民思想的潜意识底子上，加上布尔希维克式的技术。这样一来，数十年来播散的自由种子更暴露在寒风烈日之中，而日趋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严格意义的自由人之出现，只是历史进入近代才有的事。时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较少数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发，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发，和自律，这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义语。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经济、和知识向前发展的产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东方大多数人，对于自由的真实内容依然一无所知。对抗共产制度而不知自由为何，正像结婚而不谈恋爱一样地可悲。
  原籍奥国的学者海耶克（F。A。Hayek）教授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依译者之所知，乃近若干年来论析自由最佳的著作。问世以来，学人交相赞誉。欧美学人H。Hazlit，G。Garrett，J。Davenport，Hans　Kohn，以及Louis　M。Hacker等之评赞且不具论。我们兹看当代最有影响的大经济学家铿斯（M。Keynes）对海耶克这部论著的态度，便可见其价值。（罗斯福总统所领导之新政，在经济理论上，大受铿斯的影响。）
  铿斯与海耶克教授原系论敌。但是海耶克教授此一论著问世之初，即改变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铿斯致函海耶克教授道：“我在旅途中有机会把你的著作好好读过了。照我看来，这部著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你把所亟需说的话说得这样好，我们都应该感激你。当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关于经济方面的学说，但是，在道德方面和哲学方面，我却全然同意你在这部著作里所说的。对于这些学说，我不仅是同意而已，并且深深受其感动。”（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1952）由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海耶克这部论著估价如何的高，以及他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们再看铿斯传里是怎样说的。铿斯传里说“近来有件可喜的事。即是是铿斯和海耶克教授二人获致了愉快的友谊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耶克教授的注意力转变了。他不再研究银行论与资本论这类专门技术性的问题。他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原理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部著作中虽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毕竟算得是一部典籍。”铿斯和海耶克教授发生愉快的友谊关系，可算是铿斯对于海耶克思想怎样反应之一表示。从这一表示，我们可以看出铿斯对于这个时代某些根本问题的看法。以共党作主力所鼓励的非自由主义的意理，到了二十世纪，几成无可抗拒之势。海耶克教授此作，则成正面抗拒此势之信号。所以它受到学人的重视。
  这部论著的立论，固然主要系从政治经济入手，但背后假定了自由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著者海耶克教授学识之淹博，观见之深入，论证之谨严，保卫自由制度之用力，及其对源出德意志的反自由逆流思想驳议之精，实为近年来所罕见。这部论著，是一面镜子。我们看这面镜子，便可一目了然：奴役社会是怎样构成的；哪些地区正在朝着奴役之路迈进。这样的力作，对于趋慕自由但却为流行的似是而非之说所搅困的人，应该是一座指路标。
  海耶克教授曾目睹纳粹如何摧毁自由而导德意志人民于奴役之路。彼进而思究此结局如何主要源出德意志思想。海耶克之写这部论著，可谓现身说法。德奥学者与海耶克同等遭际者尚大有人在。彼等近二十年来类此之论著给予英美学人以若干警醒：使彼等重新肯定一度受到严重震撼的自由信念，并从而革新之，扩大之。纳粹与共党是欧洲现代政治上一对变态的孪生儿。无论二者在发生的根源上有无不同之处，纳粹统治与共党极权的作风与实际设施使人民亲身感受的痛苦，则甚少差别。所以，至少在这一关联上，凡对纳粹之批评几全可移用于共党。既然如此，海耶克教授的思想，对于一方面并未反对与极权暴政抗斗而同时却竭力提倡德意志型及其兄弟思想者，应能引起若干反省。
  放弃了的道路
  自由制度在这一代并未失败，只不过未曾尝试而已——罗斯福
  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人类的文明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转向。近几十年来，人类文明的航程，并非照着我们大家所希冀的方向继续进步；恰恰相反，我们是为种种现代的过恶所威胁。这种种过恶，是被我们与过去岁月的野蛮主义联系起来的。当然，面对着这种情势，我们不愿意谴责自己，不认为系由于我们的过失所致。我们总是自我辩白：我们不曾运用最佳的智慧来与过恶奋斗么？在我们之中，许多第一流的头脑不是曾孜孜不懈地努力着想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好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希冀，不是曾趋向较大的自由，正义，和繁荣么？我们总以为，如果我们所希望的是自由和繁荣，可是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面临桎梏和困乏，那么这便是结果与希望大不相同了。如果事实上的结果与我们的希冀大不相同，那么这不是由于邪恶势力挫折我们之所致吗？而且，在我们重行走上较佳的道路以前，邪恶的势力征服了我们，那么我们不是会成为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吗？凡此等等，不是很够明显的事实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诅咒这个时代的罪恶，说这些罪恶是由于邪恶的资本家所造成，或是由于某一个国家的败坏精神所致，或是由于老一辈的人之愚妄所致，或是由于半世纪以来我们向之争斗但犹未完全推翻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形成。无论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罪徒叫做什么，无论我们与这些罪徒怎样不同，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或者至少直到最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有些观念在晚近若干年来为许多具有善意的人共同接受，并且决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主要的改变，而这样的一些观念不会是错误的。我们的文明现在是发生危机了。如果有人提出任何说法来解释这种危机，我们都肯接受，但有一种说法是例外。这种说法就是：世界当前的危机是由我们所犯下的真实错误造成的；而且我们追求我们最珍视的某些理想，是足以产生与本原全然相违的种种结果。大家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是足以造成世界今日的危机。
  当我们把全副精力用于获致战争胜利时，我们有时不易记得，即使在战前，我们现在藉作战来保卫的许多价值标准，在英国已经遭受威胁，在别处已经遭受破坏。虽然，代表着不同理想的国家是各自为其生存而战，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争斗是起于观念的冲突。这一观念的冲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欧洲文明里的；并且，由于极权制度之创立而登峰造极的许多趋势，并不限于目前陷入极权制度之下的国度中才有。虽然，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可是赢得战争的目标仅仅是为得到另外的机会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并且觅致一种方法来趋避那威胁相似的文明之命运。
  现在，我们不容易认为德国和意大利或苏俄不是与我们在不同的世界中；我们以为他们是在与我们相同的世界中的思想发展之产物。至少，在我们与敌人相持时，我们比较容易把敌人看成与我们完全不相同的东西，而且在那些敌国里所发生的事情不能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至少，我们这样想时，自己也比较惬意些。可是，在极权制度兴起之前的岁月，这几个国家历史可以表明，我们与这些国家不同之处是很少的。我们与这些国家所发生的外在冲突，乃欧洲思想发生变化之一结果。不过，这些国家的思想变化得快些，以至于和我们变得缓慢些的思想发生冲突而已。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受这种思想变化之影响的。（此处最吃紧——海光）
  观念的改变和人类的意志力将世界弄成目前这个样子。虽然没有谁预见到这些结果，但事实上已摆在大家面前。事实是自发的变化着。目前事实的种种变化，并没有使得我们非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习惯来适应它不可。这种情形，也许是盎格罗撒克逊诸国所不易了解的。之所以如此，是因在世界改变的发展过程之中，盎格罗撒克逊诸国远落欧洲多数国家改变的速度之后。我们仍然以为目前指引我们的理想，以及在过去的年代曾指引我们的理想，只是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可是我们没有察觉，在过去二十五年来，这些理想不仅已经改变了世界，而且也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并且已经改变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依旧相信，直到最近，我们还是受所谓十九世纪的观念所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则所支配。如果我们将我们国家的现状与某些国家加以比较，而且与那些轻浮躁进的国家之看法加以比较，那么我们相信我们还是受着所谓十九世纪观念之支配，或者受放任原则的支配。我们以为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即使时至一九三一年，英国和美国只是缓慢地跟着别的国家之路线走。即使在那个时候，英美已经走得相当的深，以至于只有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的人才知道自由世界的真面目为何。
  这个问题真正严重之点是，不独近年来我们在物质建设方面有着重大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表示我们的观念演进的方向也完全改变，我们的社会秩序演进的方向也完全改变。可是，这些方面的改变，依然很少人察觉到。因为，至少在极权主义的恶魔威胁人类之前的二十五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离开西方文明由之而建立的那些基本观念。近年来的趋势带给我们甚高的希望和雄心，但结果却使我们面对极权主义的恐怖了。于是这一社会主义的趋势很深刻地震撼着我们这个时代。可是，我们依然不愿意把我们观念的改变与当前的恐怖二者联系起来，我们不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目前这种发展的趋势只印证自由哲学之父的告诫。当然，我们还是相信这些告诫的。我们知道，没有经济自由，那么在过去便也不会有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现在，我们却一步一步地放弃了经济自由。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里（De　Tocqueville）和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警告过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度。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决地朝着社会主义前进。时至今日，我们看见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度摆在眼前，可是我们却全然忘却了一项告诫。我们忘记了社会主义与奴隶制度是有关联的。
  现代趋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不独与最近过去的历史脱节，而且与西方文明的进化程序也脱节。这种脱节，深刻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如果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