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2）
  哈耶克曾在１９７９年２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有十二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愿意出面作为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激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跟我们公开辩论。
  但这却不大行得通，有两个理由。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无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的时候，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请我用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给我们这边的十二位队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跟我们进行公开辩论。⑦
  哈耶克形成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立法与自由》、紧接着又写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那会儿。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关键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开辩论的想法，这一关键看法就是他在将那篇演讲收为《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跋文时在最后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话：“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⑧———“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⑨资本主义是有违人的天性的。开放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Ｐ．Ｔ．鲍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拉尔夫·哈里斯、埃米尔·金格、加斯东·莱杜奇、沃伦·纳特尔、约阿奎因·里格、本·罗基、阿瑟·申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泽克·科拉考斯基、阿瑟·刘易斯、冈纳尔·缪尔达尔，迈克尔·哈灵顿，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阿隆则已经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详尽提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来参与其事。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于正专心于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而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最不可缺少的人，并强烈呼吁弗里德曼来帮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显示了他的尊敬、谦逊和远见：
  我当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对质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这套片子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１９７９年秋天之前，录完这套节目。
  我之所以写这么多话解释我们的情况，是要让您清楚，我之所以无法去参加那个活动，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更重要，但离了我却更加无法继续下去。⑩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１９７９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帝是否会假我以时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与自由》的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曾在结尾说过，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作《致命的自负》，但最后的定稿却一直未能让他称心如意。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提纲发展成为一本专着的，跟《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经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的，《过分的自负》（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ｅ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ｉｔ），他认为，斯密用这个词形容的是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13｝
  《致命的自负》的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经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由自由基金会资助，在离哈耶克３０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贝尔古尔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１９８２年８月举行，我们有十五个人与会，包括皮特·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负》的第二个版本，是他在１９８２年后半年及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８５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却是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的，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认可写作自己传记的学者，是他的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上的作用，就远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１９９０年２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成为文集的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Ｆ．Ａ．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3）
  《致命的自负》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时候，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喝彩。尽管人们满怀敬意提到其中的智能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高水平。到《致命的自负》出版的时候，哈耶克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已经结束了。
  从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１９８５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大概花了七年时间。从他获得诺贝尔奖，到他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大概有十年多一点点时间，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的第二稿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开始出毛病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也曾数度遭遇疾病困扰。
  哈耶克最初对《致命的自负》很投入，但他的秘书库比特回忆说，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写出整本书，甚至只完成大部分，是否能跟别的书一样好，这本书是否重复得还不是太厉害。哈耶克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这本书感到很失望。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传递出的最终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15｝”生命的目的就是变得繁荣，富足，多样，快乐。《致命的自负》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导论和第一章中：人的生命的发展是与知识、技术和物质创造物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凡是这些得到最顺利的发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而且，贸易的发展与文明的成长根本就是一回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初，哈耶克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的进展情况。１９７９年他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讲的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反动性”。我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本能是在面对面的小社会中形成的，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满足的是他人看得见的需求。而现在，？穴开放？雪社会的基础则是，我们得观察那些信号，借此我们才能服务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利用那些我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资源。然而，我们的本能却依然如故，我们想亲眼看见我们所造福的那些人，我们想跟眼前的伙伴们一起追求某个共同的目标。而这在？穴开放？雪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只是满足我们熟悉的人们的已知的需求，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的指引，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有真正的演进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有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有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你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比现在好的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在面对面的小团体中存在的、决定着我们的生物遗传本能的道德规范，仍然盘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这些本能才获得成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就是在拂逆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才变得文明起来的。但他憎恨这样。个人从中获益了，但要他抛弃这些天生的本能，而调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规则，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现在依旧不喜欢那些规则……
  政府的作用更经常地是妨碍了进步。｛16｝
  哈耶克在１９８５年夏天谈到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说：“整个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的基础，并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刻意的设计，而是一些传统，遵守这些传统的人能比遵守其它传统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某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区别在于，进化过程不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穴传统？雪只能体现在群体的整体成功上。为此，我现在使用了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扩展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我们的视野的秩序。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说明了，我们赖以维持生存的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17｝
  １９８４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够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加以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透过追求利润而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公开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道，在“人的活动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