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５０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的信念：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兴趣和优势。他相信，观念统治着世界，他也身体力行这一信念。
  哈耶克承认，最后几十年中，他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的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超乎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19｝。在１９６２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讲中哈耶克也说，他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纯粹理论研究中，后来我则投入更多时间到专业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20｝。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种想法的影响，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
  终于离了婚又结了婚，哈耶克心情极为轻松。很多年来，他都对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又不能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觉得很高兴，“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比较狭隘的气氛中，又回到了那种综合性大学的氛围中。教员俱乐部、四合院俱乐部（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　Ｃｌｕｂ）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对面的，今天是历史学家，明天是物理学家，后天又是生物学家。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哪所大学像芝加哥大学那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交流”｛22｝。哈耶克到任的时候，该校有超过一万名学生。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哈耶克后来回顾自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时说，这个职位给他提供了“几乎是再理想不过的机会”，让他能够追求自己“逐渐形成的”兴趣①。该委员会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它最初叫做文明研究委员会，旨在为超出常规院系组织藩篱的思想，提供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机会。根据研究芝加哥大学校史的威廉·麦克尼尔的说法，“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资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委员会是一个精英群体。内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欢、推崇的人，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则非常多样化，他请他们指导精选出来的十几名研究生的研究”②。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６４年，内夫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他曾这样形容这段时间委员会的状况，“我们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过１３名，而不算著名的访问学者，本委员会常任的教员就在８到１０人”③。由于学生和教员之间比例这样低，师生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除了社会科学外，还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艺术领域。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学术环境。
  １９５０年秋天，哈耶克到任的时候，正值委员会蒸蒸日上的时期。尽管它一度获得了“被排挤者的沙龙”的名声，这是委员会一位成员戴维·格伦的话，但其成员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过于超前，所以他们经常不被传统的院系接纳，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
  撰写哈钦斯传记的玛丽·安·德祖拜克说，委员会的研究在“大学里是独一无二的。最早的时候，内夫拟了一份由其它系教员上课的相关课程清单，逐渐地它自己为在委员会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的课程表。内夫请来艺术、哲学、神学等等学科的人来校讲课。战后，委员会开始聘请自己的教员”。⑤
  哈耶克的头衔是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谢利·罗宾·赖特温是他的学生，他回忆过他的讨论课：
  哈耶克对这个工作胜任愉快。每星期三，他都举办一个主题包罗万象的讨论课。星期三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谈论哈耶克提出的话题。话题无远弗届，涵盖了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而那些年长的参与者更给讨论课增色不少：有两位原子物理学家，一位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意大利人，另一位则是匈牙利人，他们在工程、物理学、电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广泛的贡献；有一位研究古典文化艺术、经营农场的爱尔兰人，精通莎士比亚、吉本、托尔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有一位极为虔诚而严谨的法国托马斯主义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鲁东和Ｔ．Ｓ．艾略特；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好斗的无神论者，却热衷于探究神学问题；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对树叶追逐阳光的动机和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入迷；一位考古学家，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图像艺术传统中受的教育，却开设了关于尼采的课程，指导学生研究普鲁斯特；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有《孤独的牛仔》的作者；还有提出“平民社会”（ｆｏｌ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发掘研究早期工业革命的人。学生则来自日本、中东、欧洲及美国偏僻的角落，个个都显示了极高的天资，可谓出类拔萃。⑥
  这里所说到的学者依次是恩里科·费米、莱奥·西拉特、戴维·格伦、伊维斯·西蒙、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冯·布兰肯哈根、奥托·冯·西姆森、戴维·雷斯曼、罗伯特·雷德费尔德。这其中，费米获得过１９３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后来则获得了诺贝尔奖。１９３９年，爱因斯坦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封非常有名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费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让我得出结论，铀元素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能源……这种新现象可以促进人们造出炸弹”⑦，正是这封信促成了曼哈顿工程后来的组成，其总部就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这个讨论课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敬畏的群体。
  赖特温继续写道，哈耶克“以一种平和、正直的风格主持着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进行讨论，使他的讨论课成为自由主义美德的一种完美实践。讨论的主题一般是自由主义，没有一个人对哈耶克的信念有丝毫怀疑。但如果有的学生希望出人头地，背叛了这里的人们普遍的信条，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围剿异端在这里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讨论课是跟活着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的对话；惟一的戒律是要确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诚恳地对待他人的质疑和不同看法。作为参与讨论课的人们的同事和老师，哈耶克的行为与这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研讨会完全融为一体”。
  哈耶克也回忆说：“我在那儿（芝加哥）举行的第一次讨论课是一生中最令我兴奋的。讨论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我请来参加我的讨论课的人有费米，有遗传学的伟大创始人莱特，还有几位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全部由教员组成的讨论课，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最出色的人汇聚于一堂。这样的讨论课还是平生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样一群出色的人召集到一起，因为我没有讨论过这样好的问题。”⑨参加这个讨论课的大约有２５个人。其中还包括阿巴·勒内尔，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学生，这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罗斯福学院。
  弗里德曼回忆说：“主要是由于哈耶克请来的发言者范围很广泛，所以，这些讨论课非常精彩。他们的看法形形色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费米谈论方法论的那一次，这次谈话对我自己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谈到了测量的概念，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测量就是进行区分，区分得越细致，测量得越精确。’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看法。”⑩
  战后初期，美国处于全球权力之巅峰，美国的生活水平也最高。抵抗共产主义的战斗让集体主义的支持者在美国国内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繁荣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萧条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恰成对比。失业率非常低，经济增长总是好于人们的预期；苏联被看成是自由、进步的敌人，而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指路明灯；整个世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看起来也不大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美国人富足的时代，也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
  时代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说明哈耶克何以会放弃专业经济理论的研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看起来不大可能出现了。因而人们对商业周期理论已经了无兴趣，而这正是他在专业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的经济状况与５０年代英美经济状况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还有，这个时代，苏联的制度在经济效率方面似乎总是走在资本主义前面，于是，从社会主义的计算这场大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经济学界正在向数学化方向发展，而这又是他所反感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戴维·格伦记得，当大家得知哈耶克要来委员会后，有些人“有点惊讶”。哈耶克被视为一个“守旧的右翼机构”资助的“陈腐的右翼分子”。尽管格伦记得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哈耶克到该委员会表示高兴，但他也回忆说，哈钦斯并没有（像对待其它人那样）特别努力地争取哈耶克来本校。格伦回忆说，哈钦斯坚持，尽管哈耶克是由外面的机构资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为某一特定立场的代言人，沃尔克基金会也绝对不能插手大学或委员会的事务。当然，哈钦斯也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来限制哈耶克。格伦说，哈耶克为人“随和”、“老练”、“正派”、“拘谨”、“和善”，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但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他积极地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比如指导学生，也积极承担大学指派的工作。给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将两种气质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既是位“奥地利贵族，又是位非常纯正的英国人”。｛11｝
  哈耶克以前的学生尤金·米勒写道：“他是在进入该委员会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西方思想名著，这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强调的。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托马斯·霍布斯的《列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米勒回忆说，哈耶克痛快地答应辅导他阅读这些著作。在那些辅导活动中，我逐渐亲身体验到已经突出表现在他的著述中的那种精神品质———他那惊人广泛的知识兴趣，他对道德和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的关注，还有他那无限宽广的胸怀。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能形成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他的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质疑的时候，他继续向我提供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他的学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12｝
  詹姆斯·维西也是哈耶克任该委员会导师时的学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维西回忆说，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穴１８８２—１９６５，曾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雪的司法推理观’很感兴趣，哈耶克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题目，他跟弗兰克福特非常投契。一开始，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弗兰克福特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我后来逐渐看出，哈耶克和弗兰克福特都同样希望制度能够缓慢地、试探性地生长，都反对教条主义”。维西还记得，哈耶克告诉过他，“他喜欢的学习方式是，第一步，很快翻一遍全书，然后再回头仔细地研读。他当然是博览群书，他为我在研究弗兰克福特之前而进行的预备性研究开的那份书目，在我看来有点荒唐———竟然包括瓦泰尔、格老秀斯等等”。“在我看来，哈耶克似乎就是那种纯粹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而进行无私无欲、客观研究的典范。”｛13｝
  斯坦利·海伍德是哈耶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道，他曾“有幸参加哈耶克在晚上举行的有关‘自由主义传统’的研讨课。这是我在芝加哥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哈耶克受过宽广的、深厚的欧洲传统教育，他是理想的研讨课主持者。他也极为讲究礼节，很少过多谈论自己，但却会和善地插进几句话，引导别人，使讨论能够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