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想问您一个不那么礼貌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您或许愿意回答。请你原谅我问这个问题，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标准，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说，“这儿有某种道德标准，我打破它得了”。你一定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一个外甥女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外甥女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有２５年之久，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余娶的那个人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⑤
  当接下来问道他是否会再一次离婚、并且结婚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他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情，并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美国期间，哈耶克很少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母亲留在英国。他的女儿记得，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哈耶克曾带她到意大利和法国玩过一两趟，他的儿子也记得曾跟父亲旅游过。在离婚的那年，哈耶克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１５岁和１２岁。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1）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一个教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机缘凑巧，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在哈耶克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中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他们都曾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了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提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芝加哥间的关系”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夫林（Ｊａｍｅｓ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他是成立于１８９２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夫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最后的报告，这份报告对１９１３年制订《联邦储备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夫林跟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道，劳夫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时做出的。劳夫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的时候，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晚近以来，跟劳夫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的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一致的。”②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１８８５年，卒于１９７２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特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以后永远上教堂。回到家后，弗兰克（当时十四五岁）生起了一堆火，并说，‘烧掉这些东西，因为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约和保证是没有约束力的’。”③奈特是一位打破传统信仰的人。关于他，芝加哥流传着一个笑话，“没有什么上帝，但弗兰克·奈特却是上帝的代言者”。布坎南说过，在奈特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条，还是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宗教或世俗文本的传统阐释。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需要进行一番批评性审视，审视的标准可能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独立于外部影响的。奈特对上帝的、人和历史的态度体现了某种勇气和自信，他故意让那些鼓吹正统学说的自鸣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④。
  关于维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中期活跃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道：“１９３２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上了一门维纳的课，他是位伟大的老师，非常有感染力。维纳的理论课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让我认识到，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整体，而不是把几条互不相干的命题凑在一起。”⑤维纳对于成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说：“在国际经济领域，无人可与他匹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⑥弗里德曼回忆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系里的教员还有劳埃德·明茨、保罗·道格拉斯和亨利·舒尔茨；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而看法各异的杰出的经济学家”⑦。１９４６年，维纳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弗里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乔治·斯蒂格勒也这么形容过奈特的追随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宣扬某种形态的自由放任原则，但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对电话、铁路等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在这些产业，管制起不了作用。西蒙斯强烈要求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政策，并对广告等商业活动实行严密的管制。他的很多纲领与其说合乎资本主义原则，不如说合乎社会主义原则。但在货币政策领域，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有力地论证了，应该按照某种规则执行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为地随意操纵货币。尤其是他提出，这种规则旨在实现某种全面的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显然是后来人们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当按稳定的速度，比如说每年３％或４％增长的雏形”⑧。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2）
  哈耶克最初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得一个职位，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聘请。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在自传中，对１９５０年聘请哈耶克一事，随手写过一段话，对这段话，有的人确信不疑，内夫写道：“访问英国的时候，我在伦敦拜访了Ｔ．Ｓ·艾略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觉得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定要聘请这两位人物。哈耶克获得了一个终身教授职位，呆了差不多１５年。经济系对社会思想委员会聘请他表示欢迎，但这些经济学家们却在四年前反对经济系聘请他，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应该写的东西。经济学家们觉得，只要不跟他们掺和，让他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绝没有意见。”⑨
  由于几个原因，这段话被人误读了。首先，已经到了那一段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是放在上下文中看，多少属于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即使内夫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想跟哈耶克“掺和”，也依然值得讨论。
  其次，对于哈耶克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没能得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职的说法，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
  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确实不想要他，但主要是出于下面两条原因：第一，他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应当挑选自己中意的人，而不喜欢别人指定的人。他们对学校管理当局提出的任何人选都会做出负面反应，不管那个人是谁。第二，他们不赞成他的经济学。《价格与生产》、他的资本理论———如果让他们从全世界找一位经济学家来充实到他们的队伍中，他们决不会选中《价格与生产》一书的作者。至于《通往奴役之路》，根本就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系里大多数人都是哈耶克的同道。全美国人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具有相当明显的自由市场色彩。因此，《通往奴役之路》只能给哈耶克加分，而不是减分。是的，我敢肯定，他们拒绝哈耶克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既不想让资助者篡夺了自己的决定权，哈耶克又不是他们自己想选择的人，他们也不想让校方决定他们的人事。⑩
  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最激烈的一些人，就在经济系，他们一丝不苟地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自治权利。
  弗里德曼也忆及“卢诺和他答应资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１０年教授职位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校方问经济系，他们是否愿意为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他们拒绝了。我当时也在那儿，但还是个新手。我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件事的决策。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泰德·舒尔茨当时是系主任，至于他的基本信念，跟哈耶克的完全一致。他是个行事极为公正的人，他非常推崇哈耶克。哈耶克拥护自由市场这一点根本不是系里拒绝他的理由”｛11｝。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般人并不认为哈耶克是个大人物，经济学界的学者尤其如此，只是后来他发表了多部重要著作后，人们回过头来才意识到，他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想领域的伟大人物。当时，《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基本上是一本通俗作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认为，在专业经济学领域，他脱离了常规，完全属于边缘化的人物。哈耶克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几乎无人关注。他确实在从事政治理论、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已不再是活跃的专业经济学家了，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专业经济学家。
  Ｄ．盖尔·约翰逊从１９４４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记得给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表决阶段。他又说，全系人好象已经达成了共识，约翰逊还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就让他“不可能被这里接受”。｛12｝
  哈耶克自己关于自己没有去成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回忆，似乎并没有内夫在自传中那段话强调的含义。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去芝加哥大学的事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很凑巧有个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议我去经济系，但他们不要我”｛13｝。哈耶克并没有投入多大精力争取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决定移居美国时，最初想进的是普林斯顿。
  哈耶克也回忆说，在进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经济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们受到了计量经济学家们的阻挠。这些计量经济学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找个教职的打算就落空了”｛14｝。他还说：“他从来都对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没有好感。而他们也认为我过时了，不能接受他们那类新观念。”｛15｝乔治·纳什在其权威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论述到战后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象征，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资助，才能进入美国学术界”———资助他们两人的，都是沃尔克基金会。纳什补充说，约翰·内夫、阿伦·迪莱克特、亨利·西蒙斯“劝说这家保守的小基金会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16｝。
  弗里德曼当然是经济系中跟哈耶克最为相契的。哈耶克在１９７８年说到，在芝加哥，他“跟弗里德曼来往非常密切，后来跟乔治·斯蒂格勒也极熟。因此，我跟经济系部分教员关系很好，不过，从数量上看，计量经济学家们占上风……而我只跟奈特和他的那个圈子来往”｛17｝。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元，部分是因为在教了二十多年经济学后，他有“一点厌倦”了。他“已经对当经济学家提不起精神了，而对于经济学当时发展的方向，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经济学，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同样，他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责任了，而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后一年，他就干着这种事。
  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５０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