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所涉及的仅仅是稳定的制度框架。”｛17｝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秩序所赖以维系之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之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所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18｝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指挥经济。
  哈耶克追求的目标是所有人都获得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靠浮动性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19｝———也即分立的个人知识的问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享休息室是“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地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20｝。
  哈耶克是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它领域的过程的：“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搞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它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进行的研究会有其它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经知道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则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典型的某类关于复杂现象的新兴科学，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知识问题。”｛21｝
  对《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不过是在发展传统的观点而已。而１９３６年的演讲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看到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22｝。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研究和描述能使人类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者说法律。规则能使人们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们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他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着。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１９６４年，他在被授予东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立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地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中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源远流长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还算清晰的认识。｛23｝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分为二，而那些战后出生或成长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人世了。经过五十多年，二战前后的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影响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当时人就有所揭露，但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才广泛地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死亡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令人震惊的音符结束———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掌权，在那次选举中，６０％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１９３３年３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了德国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的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为非法。其它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经被镇压了，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导人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１９３５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１９３３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定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１９３６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应成为非军事区。在１９３６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和奥地利合并，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允许德国占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１９３９年３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接着纳粹与苏联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签订条约，９月１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１９３８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服役。他曾费了很大劲，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①，但他的努力没有结果。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回到奥地利去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７、８月份，我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是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②。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是持续８个月的英法联军对德军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搞笑地称为“假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４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５月１０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呆在这儿，自己的潜能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③。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５月１０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首相。５月１３日，丘吉尔对下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④，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１９４０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那个学期，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一直到战争结束。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房子中，这是凯恩斯给他搞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粗粗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这儿住到战争结束。他搞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⑤。
  按战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的时候，全院有３０００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９０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５００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的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９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的比例是３∶１，而在剑桥，刚开始，比例还差不多，但到了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班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⑥
  重要的是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几乎所有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在纪念伦敦经济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指出，１９３９年９月战事爆发减少了搬到剑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但直到１９４０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⑦。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到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的工作而稍事放松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它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我尤其记得一次非常典型的情形。刚刚结束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在华盛顿期间他参与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书籍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惟一目的。”⑧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的《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惟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⑨
  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⑩，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