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署对货币政策及控制产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还有新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就无人关注。这次留学，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多少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让市场的引导功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确实是有效的，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相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⑨。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威克提出的生产之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的时候，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联邦储备委员会演变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写出来，但他的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三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从１９２０年危机中复苏后的美国货币政策》和《１９１４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大大有助于他在１９３１年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职，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出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得以被任命为１９２７年在维也纳成立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⑩。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经济思考的中心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东西。好多年中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美国再呆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了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就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却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行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学几年，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就让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对美国学生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５０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的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起了胡子———’（大笑）”｛11｝。
  哈耶克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并不总是那么开心。他曾经拿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作过对比：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他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交。我是个正规的学生。我经常到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2｝。１９２４年５月，在２４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1）
  ２０００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１８８１年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即利沃夫，今系乌克兰西部城市———译注）。高级中学毕业后，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威克的研讨课。他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理论》？鄢（１９１２）。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军中服役，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１９２１年帮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该职位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间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他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事，哈耶克曾解释说，“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就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职位。”①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１９２１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大笑）”②“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③“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④
  作为领导，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能够体谅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之外，他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件比较困难、要承担责任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去商量。他们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⑤。
  在哈耶克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和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跟他的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Ｊ．赫伯特·冯·费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Ｇｅｉｓｔｋｒｅｉｓ（“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进行讨论。
  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后来到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阿尔弗莱德·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来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奥兹卡·莫尔根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不同时间曾经参加的则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埃马尼尔·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贝尔特·韦尔德尔。讨论小组中的不少人也是米塞斯讨论会的成员，有的一开始就是，有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研究奥地利经济学的专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经拿这个讨论小组与米塞斯的研讨会作过比较，她说，尽管“米塞斯的研讨会与哈耶克、费尔特创建的讨论小组成员上有不少重合，不过，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更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⑥。费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讨论小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题目非常广泛。他们曾经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讨论小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进行讨论的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费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所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研讨课上经常受到践踏。与米塞斯的研讨会截然不同，这个讨论组特别强调要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⑦。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个讨论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费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才搞起了这个讨论组。哈耶克主要是费尔特试图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讨论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⑧。小组的讨论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一家一家轮流作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供应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围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说１０位、１１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一水儿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讨论组成员也能“了解那儿的动向”⑨。由于排斥女性，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曾用贬义的口吻谈到过个讨论组。
  １９２３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第二学位，随后在３月他去了美国。这个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学专业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了经济品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很恼怒。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2）
  １９２４年５月自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影响，但在这之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研讨会，并受到了较大影响。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到１９２３年３月他去美国之前，哈耶克仍然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他的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11｝。米塞斯影响过哈耶克的另一个领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精确的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12｝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观察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13｝
  米塞斯在别的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下面一些领域：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为政治而争论。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14｝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脚步，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不能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