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还能使莱卡相机和柯达胶卷不被海水打湿。
  卡帕是D日唯一拍得火线照片的摄影记者，和他一起进攻的士兵普遍比他年轻十多岁。历史显示，所有D日照片“除了卡帕都没真货”。卡帕匍匐在炮火覆盖的奥马哈海水里坚持拍照90分钟，直到用光了胶卷。可惜暗房过于激动，烤化了底片，只有9张流传后世。他模糊的黑白照片强烈证明整个活动“我在场！”
  2004年，我先后三次去奥马哈滩，那里居高临下有8个钢筋水泥巨型堡垒，88mm　、75mm火炮，35处碉堡，4个炮兵连，18门战防炮，6门迫击炮，40座火箭发射器，85处重机枪掩体……卡帕是唯一自愿选择跟先头部队E连跳入大海的记者。我仰面躺在海水里，幻想卡帕那双温情、敏感而带女性气质的美手正抚摸我的光头。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5）
  卡帕在《焦点不实》中写道：如果此时我儿子打断我，问：“战地记者和其他穿军装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会说战地记者会得到更多的美酒、更好的姑娘、更高的报酬，还有比士兵更多的自由……战地记者的赌注——生命，始终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上，也可以押在那匹马上，还可以在最后一刹收回赌注……我是一个赌徒，所以我选择和先头部队E连一起冲锋。
  根据法律：战地记者是不带枪的。与卡帕不同，海明威正忙着发动私人战争。老爹以超人的勇气、知识和伟大作品，吸引一帮满怀激情的年轻人组建私人武装，打扮成“嗜血的莫希干人”。他们非法持有武器，美式、德式都有，甚至还有机枪、德军奔驰和挎斗摩托。小巴顿给老爹配备上尉助理、司机、厨师、摩托车手……一帮人亦步亦趋模仿老爹的海员步伐，嘴角蹦出不同语言的单词短句，携带的手榴弹、白兰地比一个师还多。老爹出兵不利，头一天就惨遭德军轰炸。可老爹始终端坐在“挎子”里，对钻到吉普车底下隐蔽的卡帕一脸不屑。
  次日，老爹用厌恶的眼光打量卡帕，下令再去攻打一个村庄，随后一头坐进摩托挎斗，身先士卒冲了出去。卡帕的奔驰慢吞吞跟在后面，这让老爹十分愤怒，几次停下来用手枪指着卡帕的脑袋。树林里突然出现一辆德军坦克，信手一炮就把老爹从挎子“轰”了出去，其他各位屁滚尿流，纷纷就地卧倒，把老爹一个人困在浅沟里趴了两个钟头。老爹海明威因此与儿子卡帕翻脸，彻底断绝父子关系，从今往后谁也不理谁。
  六、英格丽·褒曼每次谈婚论嫁，卡帕都耸耸肩自谦不是“结婚的料”
  1945年6月6日，英格丽·褒曼住进巴黎里兹饭店，她在自传里说那天“发现卧室门底下有一个字条”，卡帕由此闯入她的生活。英格丽承认：“我只对两种人感兴趣，一是逗我开心的人，一是让我事业有长进的人。”而卡帕两者都是。
  英格丽·褒曼碰到卡帕时30岁，有了一个女儿，1942年因《卡萨布兰卡》名闻天下，1944年以《煤气灯下》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并成为1945年度女影星最高票房收入的保持者，当时正考虑离婚又一时没找到下家。卡帕富有激情、做事冲动，给英格丽的沉闷生活带来极大活力。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越来越意识到人生短暂，他不能屈从一套不能给自己快乐的标准而荒废人生。”台下的英格丽·褒曼既不是纯情女子，也不是大卫·菲尔茨尼克精心打造的青春少女。她喝起酒来像母牛，满嘴都是黄段子，倒在卡帕怀里用不着诱拐就很主动。英格丽一眼就发现卡帕最优秀的东西：“卡帕人好玩，很疯，脑子也管用。”他们在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巴黎一见钟情，英格丽“已经上了瘾……他是那种只在电影脚本中才能看到的男人，现在奇迹般地跳入生活。”他们喝香槟，手拉手逛圣母院，当众接吻，英格丽破天荒地坐在浴缸里让卡帕拍照，甚至宣布卡帕长得很像她的波希米亚叔叔。
  “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可是对女人则另当别论，卡帕历来害怕和一个女人关系太近。卡帕的漫不经心让英格丽很伤心，她后来描述自己是波希米亚血统的保守女人，她认为一对成年男女间的爱情应该遵循传统——婚姻和家庭。她把卡帕变成英格丽先生，所以她建议卡帕去好莱坞当导演，把自己的故事编成电影，卡帕听从她的建议写了《Slightly　Out　Of　Focus》，但写完就没了下文。依旧拍照、赌博，把英格丽和他的风流韵事讲给牌友。
  英格丽一回贝佛利山就去找希区柯克活动，说她很爱卡帕，希望卡帕来美国开辟新事业，她担心卡帕已经把她忘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希区柯克套用他们刚拍完的《中魔》中的台词：“爱上，又失去某人是悲伤的。”1945年底，在英格丽再三催促下卡帕到了好莱坞，可他根本坐不住，在桌子旁呆不了五分钟。他不听任何人的指挥，什么制片人、经纪人、导演、编剧全不在眼里。他是绝对自由的，这本身没有错，但这对希望改变他的女人来说就是麻烦了。卡帕根本不把好莱坞放在眼里，他说：“好莱坞，是我今生踩上的最大的一泡牛屎。”卡帕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这让英格丽很下不来台。最关键的是卡帕不肯娶她，每次英格丽谈婚论嫁，卡帕都耸耸肩自谦不是“结婚的料”。连纽约曼哈顿格林尼治爵士酒吧都有人看到英格丽倒在卡帕怀里拥吻，长此下去就成丑闻了。英格丽后来写书说，如果卡帕表示“做我的新娘”，她一准会站到他身旁，可他不但不求婚，还说“我不能固定在任何地方，如果他们说‘明天去朝鲜’，而我们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就不能去朝鲜了。所以结婚是不可能的。居家过日子比死亡更糟。我还是只做你忠实的情人吧！”他不许诺自己拿不出的东西，他从不承诺结婚，只是时不时地出现在女人的生活里。女人们也明白，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他都绝不是好丈夫。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6）
  十多年的战争生活，使卡帕显示出战争综合症的抑郁特征：坐立不安、酗酒、多疑、易怒、压抑、内疚、缺乏安全感、歇斯底里、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像小孩一样躺在英格丽怀里酣睡，会突然惊醒，吓得瑟瑟发抖。英格里·褒曼开始明白，“整天欢笑、什么都不在乎的卡帕”其实是一张假脸，在强硬的躯壳后面，是一个早就被战争摧毁了的生命。
  卡帕实际上已经是英格丽先生，受先生影响，她开始每天看报纸、喝红酒，培养自己对
  美食和文学的浓厚兴趣。卡帕说好莱坞都是“肉浆戏”，如果她真想当艺术家，就必须和体面的导演合作，比如罗塞利尼。于是，英格丽毕恭毕敬地去看罗塞利尼的《罗马不设防》，看得她目瞪口呆、大惊失色：“能演一部这样的电影今生足矣！”直到很多年后，英格丽给朋友写信：“我知道这个匈牙利人对我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英格丽最终真的找到罗塞利尼，挤走罗塞利尼夫人，把罗塞利尼撬到手里做了罗塞利尼太太。可是这个胸大脑小的女人忘了卡帕教给她的另一句话——“永远不要把艺术家的性格与他们的作品混为一谈。”
  七、当世界的眼睛，做人类的良心
  1948年，卡帕到内格夫采访中东战争。他的犹太身份、匈牙利口音、裤袋中的威士忌在以军中所向披靡，他迷人的传奇故事招来成群的犹太妇女。据Frank　Schersaqchel回忆：“火焰把天空都照亮了，在一个山丘旁，衬着火光照亮的天空，可以清楚看到卡帕正和以色列女兵做爱。”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大腿根，几乎击中他的鸡巴，吓得他连夜飞回巴黎，发誓再也不拍战争。“战争就像上了年纪的女明星，不但越来越不上相，而且越来越危险。”
  《华盛顿邮报》的布莱德里说卡帕为人简单，“他要么立即喜欢上你，要么立即讨厌你……很多女人崇拜卡帕，她们照顾他。可他却把她们的脑子都操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迷失的孩子。”82空降师的比尔认为：“卡帕是我有幸认识的，真正自由、民主的绅士。什么女人他都可能去追，无论种族、肤色、主义、身高、年龄、体重、婚姻状况或国籍。”　Dior名模贝丁娜认为卡帕一生都在寻找完美的女人，而女人天生就不完美。
  由于常年背相机，卡帕的腰间盘和颈椎都有严重疾病，经常做牵引手术，服大量的镇静剂，经常疼得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哭出声来”。他的朋友不得不用双脚猛踩他的后背帮他止痛。
  卡帕工作起来很随意，基本上是见到什么拍什么，一般只用平视取景，尽量不用俯、仰角度，也很少用广角和长焦。他写的通讯和他拍摄的照片同样动人，看上去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他对很多记者松松垮垮的派头十分反感，看不起他们的为人，更看不起他们手里端着的金饭碗。卡帕早已是整个行当的兄长和教父，可他是不安分的人，总得干点新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自由记者，他只为自己的信念自由地工作，绝不向任何权利、金钱屈服。他一路逃离匈牙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的极权政体……1953年4月1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秘密档案显示——罗伯特·卡帕从不肯为美国政府的宣传部门工作，更拒绝参加情报组织。该文件说：“情报部门曾考虑以合同形式使用卡帕……但他拒绝填写加入表格。”　卡帕只想自由地为自己工作，“名声”是伸出舌头像狗一样追逐，“荣誉”是狮子般地昂首奋斗。
  早在他“结婚”混美国身份之前，他就考虑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公正的自由摄影师组织。他发明了“摄影版权”，把摄影师从雇佣身份变成自由艺术家。他力争战地摄影记者摆脱雇主和编辑的桎梏，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当世界的眼睛，做人类的良心。
  1947年5月22日，纽约市政府给马格南（Magnum）图片社签发法人证书，马格南是卡帕、罗杰、西摩、布列松常喝的大瓶廉价红酒，它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伟大、顽强。美国法律规定：马格南从事摄影、肖像、图片、画片生意；加工、组织、设计、创作、制作；对个人、地方、景色、事件进行描绘、构图，并做商业、工业、艺术性摄影；与摄影师、画家、艺术家、艺术品供应人在材料、设备上合作，进行各种艺术作品的图片处理。在它所属的各分部经营上述同样的生意业务，包括在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
  卡帕：自由属于人民（7）
  马格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自由摄影家的合作机构，是天下第一的摄影团体，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各类《X　X镜头》中令人瞠目的伟大照片，大多出自马格南之手。如果卡帕没被炸死，一定会追到中国，用他仅会的一句汉语当头怒吼：“Buzhunbai！”
  八、踩上地雷还按一下快门
  卡帕之死也不像我们崇拜的烈士那样惊心动魄，不但没有高呼革命口号，还童心十足地按了最后一次快门。和他一起行动的英国著名战地记者麦卡林（John　Mackin）详细记录了卡帕的最后时刻：
  1954年5月25日，卡帕和我随法军前哨部队在红河三角洲陷入越共伏击。太阳在头顶燃烧，大炮、坦克、迫击炮在身后轰鸣……子弹混合着迫击炮尖叫着朝我飞来。
  14：50，卡帕敏捷地穿过弹雨向前跑去，他涨红脸朝我大喊：“看着我，下次我会跑得更远！”
  14：55，大地由于爆炸而颤抖，法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棕色烟雾和橘红火焰腾空而起。法军中尉转过头问我：“原子弹也这样吗？”一边的卢卡斯兴奋地大喊：“操！这才是卡帕一直想要的那种照片。”
  ……卡帕躺在路基的斜坡上，离残缺的左腿一英尺远有一个爆炸后的大坑和炸坏的相机。他的胸部受了致命伤，左手还紧攥着另一架相机。我开始叫他的名字，大概第二次或第三次叫他时，他的嘴唇动了动，就像睡眠被人打扰了那样，这就是卡帕的最后时刻……
  人的运气总有用完的一天，他活的时间不长，但活得充足，爱得广博。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1岁，短暂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70年计，365天×70年也不过25550天，短得让人害怕。人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卡帕笑称：“摄影记者是最具挑战的刺激职业，有那么多金钱、那么多美酒和那么多漂亮姑娘。”“摄影记者的生命就像赌马，可以押在这匹马上，也可以押在那匹马上，还可以在最后一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