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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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就是 更新:2022-08-10 08:21 字数:4893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云客乐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杀死希特勒,《瓦尔基里计划》也未必能行,因为当时希特勒威望极高,被当做民族的大救星,举国上下一呼百应。而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丘吉尔态度强硬,坚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狗咬狗,决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扶植西德实行自由经济;苏联占领东德埋头建设社会主义。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反政府起义,整个欧洲才把“反抗”和“反对派”旧事重提。铁幕外的“自由世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民主、法制国家”,根据林肯“人权大于主权”原则,施陶芬贝格以暴抗暴,应该奉为全人类的共同楷模。早在美国内战时期,林肯借口南部诸州侵犯“人权”,首开武装干预先例。1999年5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对伊拉克发表讲话:“如果一个政府迫害人民,同时辩解是自己内部事务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大英百科全书》的恐怖定义一经美语重新解释,施陶芬贝格就从“狗咬狗”变成了世界英雄。
我觉得施陶芬贝格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心存好感,积极投身希特勒的“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双手粘满人民鲜血。残酷的战争不仅把他变成瘸腿、单臂、独眼龙,也让他良心发现,不惜铤而走险挽救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祖国。值得注意的是,施陶芬贝格只是以军人政权取代国社党领导核心,与共和国的民主法制风马牛不相及。
二战结束后,德语民族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道义上无地自容。一个贡献了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伟大民族,怎么会委身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大独裁者?
刺杀希特勒(4)
让世界肃然起敬的是,就在全民族追随伟大领袖的狂热年代,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自己残破的生命挽救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如果《瓦尔基里计划》侥幸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提早结束9个月。400万德国人、150万苏军、数十万盟军、几十万集中营囚犯就可能免遭杀戮;德累斯顿、基尔等历史名城也不会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
2004年7月2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60年前枪决“卖国贼”的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盛赞
“这是德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天”,“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铁幕不仅创造了茨威格、哈维尔、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也贡献了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柏林市长沃维莱特认为“抵抗独裁从来就不是徒劳的。” 国家电台德国之声(DW)也把行刺说成是“良知促使的起义”,德国电视2台的民意测验干脆把施陶芬贝格伯爵评为“最棒的德国人”。
达豪:集中营之母(1)
唐师曾在达豪集中营门前。
一、狱墙,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
2005年4月29日,我和我的大吉普开进达豪。整整60年前的这一天,隶属陆军中将“闪电乔”柯林斯第7集团军的157步兵团,和美国最荣耀的“彩虹师”——第42步兵师攻占达豪。42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17年美国参战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42师上校参谋长,一战结束时是42师准将师长。麦克阿瑟一直以42师的兵源结构自豪万分,“西起加利福尼亚,东到缅因州……42师囊括了全美国的进取精神,就像一道彩虹(It is just like a Rainbow)”,所以42师也被称作“彩虹师”或“虹霓师”。
解放达豪的“彩虹师”意外发现,德意志是一个非常干净、讲究卫生的民族,即使在达豪集中营的犯人囚室,也都装备了抽水马桶。此前,美军根据各种英文报刊传递的官方信息坚信:“达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之母”。其实说达豪是集中营之母有些冤枉,在它之前苏联至少修了23座劳改营。只是日耳曼人干什么都讲究规范、制式,有纲领、有图纸,把集中营都修得像数控机床。
1933年建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这里原来是德国陆军达豪武器试验场。集中营共分为四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南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点名操场”,这里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集中营西北角有一排小平房,就是臭名昭著的焚尸院。与小城达豪毗邻的有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等工业名城。斯图加特以奔驰汽车、保时捷跑车著名,慕尼黑生产宝马轿车、齐柏林飞艇,纽伦堡一直就是全世界的玩具之都。
作为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建筑设计、管理模式、组织运营都为日后其他集中营建设树立了样板。这座“集中营之母”布局呈长方形,看上去横平竖直,很像附近拜仁慕尼黑球队的主场。营区占地上百公顷,四周有和我一般高的围墙,目测估算高度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八五。和我们熟悉的宫墙、狱墙截然不同,集中营围墙,建筑材料是我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高度不到上海租界提篮桥监狱的一半,厚度不及提篮桥监狱的五分之一。
狱墙顶端装有半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我站在地面上伸手可及,要是没有通电,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围墙每隔80米有一座高高的塔楼,玻璃窗巨大、明亮,看不到鬼子炮楼的射击孔,与我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收租院”、“三条石”的阴森恐怖截然不同。
“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最初是英国人的发明物,按《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少数民族、特殊社团的拘留中心。某些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拓荒或惩罚反抗者,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将某些特定人群集中拘禁。这些被集中羁押者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往往由于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或某种信仰。这种羁押未经合法起诉,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
集中营不是根据《宪法》关押民事、刑事罪犯的普通监狱,不是依据《战争法律》关押被俘军事人员的战俘营,也不是为流动人口提供膳宿的临时收容安置中心。在许多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设立各种政治集中营、劳改营,它们实际都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的特别监狱。
二、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说事
与我们熟知的严肃历史记载不同,据美国TIME…LIFE 4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一家之言,1933年2月27日,来自阿姆斯特丹,半瞎、低能的荷兰人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在柏林一家酒吧信口开河,借着酒劲放大话,自称要烧了德国国会。一旁的冲锋队闻言不动声色,没有惊动卢贝,而是贴在卢贝身后暗中监视。眼看着半瞎的卢贝摸进帝国大厦,强行脱掉他的上衣当做引火之物放火,待烈焰滚滚、浓烟冲天后,再叫来警察当场抓住赤裸上身的卢贝。戈林接到密报立即赶赴火场,当众宣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号,每个共产党头子都该枪毙!每个共产党议员都该绞死!”
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和另外四名共产党一起被送上柏林法庭,其中一名德共党员,另外三位是来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及两名助手。连瞎带傻的卢贝在法庭上对纵火案供认不讳。法庭当即宣判卢贝犯有纵火罪和叛国罪,考虑卢贝认罪伏法,态度良好,故从轻发落,由绞刑改判砍头。其他四位共产党慷慨陈词,声明自己与纵火的卢贝毫无牵连,被当庭无罪开释。
此举让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另眼相看,误以为只有国社党才是德国的安全保障。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国社党威望一路飚升,获得国会608个议席中的288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选后的希特勒成为合法总理,借“国会纵火案”说事,宣布强化首都安定,清洗持不同政见者,光共产党就逮捕了4000多人。他还用冲锋队补充警察加强社会治安,把国家机器变成自己一党专政的暴力工具。
今天,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厦议会前,树立着几十块乌黑的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都一端朝下,插在帝国大厦左前方的雪地里。我粗粗一数,整整70块,每块金属板都代表一名被国社党清洗的国会议员。我用皮手套拂去金属板上的积雪,露出深刻在钢板上的被清洗者姓名、生卒年月、被囚禁的集中营、党派。第一块钢板是“Lotte Zinke,1891年生,1944死,囚禁于Kz Ravensbruck集中营,德国共产党KPD”。第二块钢板是“Johanna Tesch,1875年生,1945年死,囚禁于Kz Ravenshbruck集中营,德国社会党议员”……
达豪:集中营之母(2)
三、抢着对展板前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阁政府,通过各种法令限制其他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年,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开始在达豪动工,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直接管理,用来拘留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随着法西斯政权逐步稳固,党卫军的镇压范围迅速扩大到抵制政府政策的犹太社团。因为犹太人凭借金融、经济、学术、宗教影响力,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政策提出质疑、消极抵制。1935年,德国通过《纽伦堡法》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以后,苏联将芬兰东南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收并,强租汉科港30年。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瓜分了波兰。
1940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秘密设立“灭绝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这是国社党集中营制度的登峰之作。“灭绝集中营”以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最为著名。在某些灭绝营里,如布痕瓦尔德灭绝营,许多新毒素和抗毒素、新外科手术以及人工诱发疾病都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营遍布全欧洲,集中营里的关押者被强迫当做辅助劳力,他们必须拼命劳动以挣得食物作为工资,改造思想,无力劳动者只有饿死。为免于饥饿,许多人因为劳动过度疲劳而死,被形容为“自然解决”。到二次大战末期,“灭绝集中营”的规模、范围都无限扩大,除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以外,大约有40万吉普赛人也被消灭。
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柏林南郊靠近波茨坦的度假村召开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海德里希为首的15名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希曼等制定决议,决定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由于二战愈演愈烈,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
万塞会议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欧洲搜捕犹太人,将他们集中东运,组成劳改队,任其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中“自然减少”。万塞会议的最终文件突出劳改性质,没有提到“灭绝”、“处死”。但此后不久,波兰灭绝营中出现了第一个毒气室。
万塞会议遗址陈列着英、法、德、意、西班牙、阿拉伯、希伯莱、日本、荷兰……十几种文字的宣传材料,谴责国社党迫害犹太人,要求德意志民族自觉自省。
我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这样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他们大多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1941年战争爆发后,逃亡上海的难民增多到17000人,其中90%是犹太难民。1943~1945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这些难民再次被拘留。”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四、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
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盛唐的番僧、昆仑奴……都是如此。河南人在宋朝就开始容留精明、吝啬的犹太人,中国人宽厚地把犹太教称作“一赐乐业教”。
文明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由来已久,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统治,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