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到，这些人类的悲剧以及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地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她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后（或许只要1年后），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映，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希望。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希望，而不是幻想，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三峡行记
  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春节时光。我和小晏、高远前往三峡。不知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旅行：『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雪灾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
  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　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　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它以大量台资制造业企业，以及无可挑剔的色情服务著称。
  比起东莞车站的3万人，1月29日的广州火车站则成了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