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