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①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①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202页。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①《六大以来》（下），第56页。
  ②《红旗周报》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什么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道：“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极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日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的‘准备’，”这是照抄“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拒绝不同意见，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从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愈演愈厉，到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已达到狂热的地步。
  “左”倾领导人，对于因为“左”倾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的帽子，进行无情打击。他们在白区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狂热的扩大和继续。他们妄图以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这样一位曾经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在党员群众中享有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向瞿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了。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①。据瞿独伊回忆：“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②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①《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②《忆秋白》第231页。宗派主义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半年后他就当了可耻的叛徒。
  王明“左”倾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他的健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①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
  ①瞿秋白：《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场残酷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