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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讲起，讲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虽病体支离，考虑的还是如何作好起草党纲和研究党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呢？难道仅仅是病么？不！如果只是因为病，那么，有医生的治疗，有疗养院的休养，有杨之华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极不满意的，而且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的，是腾起在周围的喧嚣的噪音，那完全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殃及了无数善良的人。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按照共产党人的准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办事。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号称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封建阶级那一套货色，权术、手腕、阴谋、诛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了“错误”要挨整，没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要挨整。“反倾向斗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杀人的武器罢了。
  1929年底，在大规模“清党”的惶恐气氛笼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已经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学风潮
  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925年11月开学。学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第一任校长拉狄克，1927年夏因与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这年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浮，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后，1928年3月却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的一个安徽籍学生陈绍禹，1925年入学，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深得米夫赏识。1927年2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绍禹随同米夫作译员，便狐假虎威，自视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要他向旅苏留学生发表讲话，反对“江浙同乡会”。六次大会结束后，有的代表没有走，米夫又召集报告会，王明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