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杨殷等被捕后，中央特科确曾计划在敌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营救，但因贻误时机未成。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应付，他还是照登不误；对于陈独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并不降低。岂料，陈独秀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难怪平时冷静温和的瞿秋白，这时竟激于义愤，错误地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王若飞。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来信于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搁了半年。瞿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又说：“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③
  ①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这封信刚刚发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央报告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①“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