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
  ①《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瞿秋白在文章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②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农大众为屠杀对象，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③变成“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④。因此，国民党现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
  ①②③《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④《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⑤《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对于伪三民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对于动员革命人民，抛弃伪三民主义，反对取消主义，重新集合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坚持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创刊号发表毛达写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对南昌起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赞颂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文中说：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叶、贺军队“是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的革命军”。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载的谢觉哉所写《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赞颂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活动，同时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历史事件。《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歌颂了起义者的伟大牺牲精神。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郑超麟在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便错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①。瞿秋白强调指出，挽救中国的新道路，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②。
  ①《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4期。
  ②《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月2日，瞿秋白写信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使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但是党内的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纪律，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因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造就大批工农的领袖人物。但是，这种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①
  ①《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从1929年到1931年，先后在《布尔塞维克》上著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如《论国民党改组派》、《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国民党》等文，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人权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4月间罗亦农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瞿秋白、周恩来和国内留守同志对此作了周密研究，并由中央于5月18日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规定了关于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九项具体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组成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离沪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还是阴晦的，下午又下起雨来。瞿秋白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船行两天，抵达大连。从这里上陆，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从这里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来压迫、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虽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可惜，由于党中央陷入了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