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月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2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1923年12月19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约在10月初，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①《向导》，第49期。
  1923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已先期抵此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①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①《国父年谱》下册，第1058页。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不管部”。
  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月16日谭即辞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月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月3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三）9月7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月10日，举行第八次会议，继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月3日爆发的江浙战争（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暴镇压，革命者应当唤起民众，告诉他们：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国民革命终将胜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上海大学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的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里，与妹轶群、弟景白、坚白等团聚。四伯父此时已经罢官赋闲，经济十分拮据。不过外面还讲究一些排场。瞿秋白对四伯父礼节周到，内心也是颇为尊重的。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虽然是大热的天气，会意者都有涤尘解惑，俗念俱除之感。当然，家中大部分亲友对于这位从外国回来的人不免觉得新奇，也有些不解，无从交流各自的思想。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①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3—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访了胡适。胡适是4月间由北京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的。这一年，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他对这位年青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国故”，似乎不无关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①。对这件工作，瞿秋白写信告诉胡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精密谨慎些。”②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后来以“此等入款‘远下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③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差事。所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
  ①②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团的二大闭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积极参加筹办上海大学的工作。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东南高师原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学生约一百六十人。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缺乏，并且多不称职。学生中很多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极不满意学校现状。由学生会向校方交涉，无效。校长竟携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东京留学，使学生忍无可忍。于是组织十人团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办一所革命的大学。十人团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学生对三人素不相识，仅慕其名而已。经多方探询，得知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右任自这年8月因靖国军失败，从陕西到上海后，发表过救国须先从教育入手的言论，于是决定请于来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学生还找到共产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考虑，以请国民党出面主办，于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而且筹款也方便些，请学生即派代表邀于右任出任校长。其时，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广东陈炯明叛变，革命遭到挫折，转而谋求在教育方面寻找阵地，培养干部人才。所以，当学生敦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邵力子、柏文蔚、杨杏佛、柳亚子都极力促驾。于右任答应出任校长，同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他打算把上海大学的活动，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轨道，曾对上海大学学生们演讲，说“今后要制造炸弹、地雷，不仅在中国落地开花，还要炸得全世界开花结果”①。但他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②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于与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约李大钊、张继赴宴，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请他们予以协助③。张继表示愿去南洋募捐，后来学校开欢送会，但他言而无信，并未南行。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到校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