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