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10天，1979年1月4日上午，与彭德怀元帅一起在庐山遭贬的黄克诚大将，神情肃穆地捧着一个厚厚的纸包，走进中共中央秘书长办公室，亲手交给刚刚被任命的新秘书长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接过纸包，轻轻打开包在外面的那几张60年代旧报纸，一看到在那泛了黄的稿纸和笔记本上的苍劲有力的笔迹，便不顾客套礼仪，放下手头的公务，急切地翻阅了起来。
  笔记本上，在1951年7月1日的条下写着：在朝鲜战地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的集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的演唱“感到《东方红》这歌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同《国际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抵触，似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
  1960年4月，笔记作者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即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议后写道：“庐山会议时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象，使一世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胡耀邦完全被这些充满着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和无畏精神迷住了。他继续往下翻阅。
  什么“‘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等等当年流行的口号，笔记作者一一作了评说，认为这些口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
  胡耀邦从上午一直阅读到下午。是什么人的笔记，能使秘书长放下一切公务，几乎用一整天来全神贯注地阅读呢？
  笔记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彭德同元帅！
  读着读着，胡耀邦疑惑起来。
  彭德怀被迫害致死以后，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化为灰烬，甚至骨灰都被改名“王川”，远送内地存放，除了“罪证”，彭德怀的一字一物都不准留在人间。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文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胡耀邦惊奇地问黄克诚：
  “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
  “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同志冒着危险秘密保存下来的。”黄克诚说，“还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彭梅魁同志设法在医院里找到我，带来这包彭德怀同志的遗稿手迹，希望交给中央。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平反。我让她等一等。等我与你联系上以后请她一起来把遗稿交给你，她怕你工作忙，挤不出时间来，让我方便时交给你就行了。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边说边铺开纸，拿起笔：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1、4下午
  二
  12年后，当记者采访彭梅魁同志并问及她是如何冒险保存元帅的笔记手稿时，她淡淡地说：“我有这个胆，还不是伯伯教育的结果。”
  接着，她沉浸在伤感的回忆里——
  1959年10月1日，彭梅魁趁国庆休假去看望伯伯——刚被罢了官的彭德怀。她来到中南海的东门，掏出“特许证”，要求进去见彭德怀。卫兵一口拒绝；“不能进，彭德怀已经搬走了。”
  “搬哪里去了？”她急切地问。回答是：“不知道。”
  几天前，梅魁听了庐山会议文件的传达后，第一次来看望伯伯，伯伯告诉她：“你还年轻，我名誉不好，以后不要来看我了。”他不肯讲自己即将搬往的新址，只说大致是西北郊、颐和园一带。
  彭梅魁在西北郊找了一上午，东摸西问，直到一位知情的警察告诉她：“彭德怀同志住在挂甲屯吴家花园。”当警卫参谋把她带进屋时，彭德怀又惊又喜，一把抓住侄女的手，连声问：
  “你怎么找到的？就你一个人来的？”吃过午饭，彭德怀依然兴致很高，非拉着侄女到花园里转一转。这哪是什么花园呀！满园断墙残瓦，荆棘丛生，一口废井将干未干，亭台假山已经倒坍，彭德怀却兴高采烈地给她介绍说，这是明末清初吴三桂的私家花园，也是他和陈圆圆的游嬉之地。吴三桂是明朝的叛将，清朝的贰臣，名声也不好。他还告诉她，传说北宋时杨六郎北征辽邦，曾在挂甲屯歇过战马，晾过战甲，因此得名。
  彭德怀讲得有声有色，彭梅魁却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杨家将的结局，吴三桂的名声，这是有意的布置，还是无意的巧合？
  三
  1962年初春，彭德怀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委曲痛苦统统倾注于笔端，费时3个月，写出了8万字的长信。他在信中对于“里通外国”的罪名作了特别的抗辩：“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无怨。”
  在这封8万言书的最后部分，彭德怀对林彪、柯庆施和康生三人作了直言不讳的评说，提醒毛泽东要对他们有所警惕。
  3个月写下来，彭德怀的体重减了10多斤。初稿刚一脱手，他就病了。10多天没有起床。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在“8万言书”的末尾亲签名以后，送中央办公厅转呈主席。
  彭德怀天天盼，天天等，时时望着有个回音。两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憋不住了。8月22日，他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这一次，他的上书很快就有了回音。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然而，新调来的警卫班却奉命对彭德怀加强控制监视，不准彭德怀随意离开吴家花园。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被列为监视、审查对象。
  一个星期日，秋高气爽，彭梅魁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来到吴家花园。她还打算让孩子们与外公合个影，留信念。然而当彭德怀坐到孩子们边上，照相机对好焦快门刚要往下按时，他却猛地站起身来，大步进屋去，边走边说：“我这个倒霉鬼的形象，不能跟孩子们照在一起，将来会影响他们的前途的。”
  梅魁赶紧进屋去找伯伯。彭德怀一见侄女，仿佛决战时刻下最后决心那样，一字一句地说：“梅魁，我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了。以后会怎么样，看来很难说了。我有一包材料，放在这里不方便，你能能替我保存一下？！”梅魁接过纸包，打开一看，是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份手稿，上面有“第一稿”几个字。这份手稿，就是那份8万言书，伯伯写好后曾给她看过。她知道这包材料的分量，当即说：“行！”彭德怀又叮嘱了一句：“这是我自己对个历史的回顾总结。我现在还活着，就有人对我无中生有，诬陷诽谤，万一有一天我死了，他们不知会怎么编排我。这些材料你要保管好，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你再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梅魁点点头说：“伯伯，你放心，我一定会保管好的。”这一天彭梅魁将伯伯的这包材料夹裹在孩子们的换洗衣服中，悄悄带回了家，连爱人也没有告知，不过，整整一周她过得特别不安稳，时时害怕伯伯有什么意外。下一个星期天，她早早地赶往吴家花园。
  彭德怀顾不得寒暄，一把拉住她的手，急步走进屋里，压低了嗓门悄声说：“梅魁，我反复考虑材料放你那里不太合适，万一被人发现，会连累你一家子的。你还是替我送回来吧。”在彭德怀的坚持下，她把材料送了去。
  1964年初秋的一天，彭梅魁去吴家花园。彭德怀又向她提起笔记手稿，再次告诉侄女：“梅魁，我这个人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是解决不了，也不知道中央以后会怎么处理，笔记手稿放在我这儿也不合适，你看怎么办呢？”伯伯的忧虑和绝望，令梅魁心头直发冷，看来形势又严峻起来了。彭梅魁想了一下说：“我把它送回老家去。”“送回老家又怎么样？”彭德怀追问了一句。“那你就不用管了。”彭梅魁答得很干脆。接着她又说：“我把它埋起来。”
  四
  1964年秋，彭梅魁以送子回老家为由请了假，把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带回湖南湘潭乌石乡故里。梅魁在老家还有位母亲、一位婶婶和一个堂弟。她把笔记文稿带回老家后，找来一个坛子，里面放了几块石灰，再把纸包放进去，然后用蜡封住口，埋在灶脚边的柴堆下。为了不让旁人听到挖土的声音，她故意选在白天人声嘈杂的时候，让母亲在门口放风。
  回到北京以后，梅魁把埋藏笔记文稿的经过，悄悄地告诉了伯伯，彭德怀那忧郁的脸容难得地绽开了笑意：“好梅魁，我这就放心了。”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彭德怀，长谈6个小时，并与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等老战友、老同志一起共进了午餐，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彭德怀为西南战略后方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还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他知道自己的事儿还没有完，临行时再次嘱咐侄女要替他保存好笔记文稿。
  1966年春节，彭梅魁去成都探望伯伯。彭德怀告诉侄女：“我在这里很好，但是没人来看我，来谈工作，没有一个来的。”经过多次的政治风波，彭德怀已对这些细微之处非常敏感了，他又一次叮嘱侄女要经常与在老家的母亲保持联系，以防发生意外。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梅魁有几个没收到母亲的信。她坐卧不安，怕万一出了事，怎么向伯伯交待？！于是她决定以看望孩子为名，回老家一趟。
  彭梅魁和爱人张春一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又步行了两天，方才赶回乌石乡老家，不料刚一进屋就受到母亲的一顿埋怨：“给你们写了那多信，怎么连个字也不回。”原来，红卫兵已次光顾彭德怀的故居，试图搜寻彭德怀“反党”的证据。梅魁的母亲怕造反派强占房子，丢失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又久久等不到女儿的回信，只好与侄儿康知智商量，准备万一房子被人强占时，把彭德怀的笔记材料抢出来。彭梅魁知道堂弟康智办事踏实可靠，就同康智连夜把笔记手稿转移到山上埋起来。这一埋一直埋到1969年，彭梅魁见形势比较稳定了，又怕笔记手稿长期埋在地下会霉烂，才回老家取出来带回北京。
  彭德怀1966年底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押，但彭梅魁不知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送东西只能送到卫戌区。彭德怀每次收到东西后，就写一张收条，让卫戌区的人交给侄女。然而，一年之后，收条也不见了。
  又是几年捱过，1973年1月彭梅魁彭起勇气，直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询问伯伯的下落。
  4月22日有人通知她第二天去看“一个病人”。原来彭德怀患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需要立即动手术。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彭德怀的手术方案。于是，元帅却来了倔脾气，他坚持要先把他的问题搞清楚才上手术台：“万一我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了，我的问题不就永远搞不清楚了！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我不去！”专案人员没办法，便求助于彭梅魁。
  彭梅魁走进医院那音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时，惊得目瞪口呆：房间的窗户被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错暗的灯光下，原先魁梧壮实的元帅瘦得像一爿干柴，深深的皱纹刻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元帅拉住女的手说：“你倒胖了些。”彭梅魁轻声问伯伯：“您身体怎么不好了？”彭德怀告诉侄女：他长期便血，才被送到医院来。他换了一个话题问侄女“你母亲身体怎么样？”彭梅魁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不能直说，只好顺着伯伯的话说下去：“我母亲身体还好，放在老家的那些东西也保管得很好。你放心吧。”说完，她特别朝伯伯看了一眼，看到伯伯那会意的神色。她知道伯伯听懂了她话中的含意。
  五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终于走完了苦难的人生历程。彭梅魁闻讯赶到医院，元帅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除了专案人员认为可以作为“罪证”的物品以外，彭德怀的所有东西，包括他被关押期间认真阅读并作过批注的62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与他的遗体一样，被付之一炬。他们企图把彭德怀同志的一切都毁灭掉。但是，他们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