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
  到了1986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伯克希尔现有保险公司、蓝筹、喜诗糖业　（一家银行）、《布法罗新闻》报、家具世界、世界百科和斯科特＆费兹，一个小钢铁厂和其他资产。
  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他常说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圈的能力”，但“知道圆周在哪儿很重要”。
  他对自己的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在管理上，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他对B夫人就没什么“建议”。）有许多经理常会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巴菲特从不要求下属的单位经理们预报赢利情况，（计算机模拟是靠不住的；它常做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业的董事长查克。霍金斯有20年没来奥马哈了。）更不把他的伯克希尔“文化”强加于人。受过哈佛训练的斯科特＆费兹用的是全副武装的现代企业工具，预算，计划等等；B夫人用的则是……另外的办法。但他们对巴菲特都同样感激——他允许他们自主地经营，很少过问。
  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不管是各宗教派别还是刚刚招兵买马的NBA球队等。
  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仍让原来的主人经营。
  从这点看伯克希尔是个很奇怪的集团。它简直不像个现代的机构。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它其实是制造了对专业化的狂热。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篇累牍地写法国波拿巴的鞋子尺码和现在的橄榄球队员比库利奇总统时期多的原因。在各企业，人员逐渐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企业领导们都害怕承担责任，或不敢做大的决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有权解雇他们），他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他的第三个不言的工作是激励他们，其中如斯坦。利普西是他的朋友，但有许多不是。
  拉尔夫。施只是通过工作需要与巴菲特认识的。他每月给他交一份财政报告　（巴菲特要所有的业务细节，其实他自己也记得。）有时施给巴菲特写一份介绍情节，让他觉得他在管理。一个月左右他们再通过电话交谈一次。
  但施必须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给他打。施有相当广的自主权，这在别的地方是想都不可想的。
  当施计划重新组织世界百科的销售经理时，虽然巴菲特表示怀疑，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这次变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销售量降了20％，“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施让步说。巴菲特还是没有说他。
  这次事件中的感召力是不可轻视的。除了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施必须把利润上交到奥马哈外，他觉得业务就是自己的。按传统他可以像自营者一样长期经营他的业务。与所有伯克希尔的经理们一样，他都有可能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工资固定在10万美元）。但施还受到了巴菲特的个人激励。用他的比喻说，就像小孩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坏消息。
  “他创造的个人责任是独一无二的，”施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
  理斯科特＆费兹。我们企业办公室有40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规则。我们可不像伯克希尔。“
  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值得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太孤僻了。他从不说好话，别人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话也总是很难懂。一个经理说他会“丢颗珍珠出来”。这正是巴菲特的资本主义教义，但遮点光，好像他的经理也是他的“教徒”一样。
  但对有些经理来说珍珠是不够的。当波珊珠宝店的头死后，接替他的是女婿唐纳德。耶鲁，一个新手。他需要有人帮他。他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愿或不能带他熟悉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泛泛而谈或半遮半掩地搪塞过去。耶鲁想巴菲特针对生意上的战略谈谈看法，巴菲特却没正面回答。
  到现在为止，巴菲特没解雇过任何经理，显得胸襟很宽广。70年代他显然对乔治。亚得顿不满，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长，位于伊利诺斯莫里斯山中，背景是国民银行。（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模糊报告太让人“恼火”、“生气”了。这已是巴菲特的最尖锐的措辞了。）但也没有开除亚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
  对开除的谨慎当然会对业务有利。尤其与斯泰因布伦纳的动不动就开除的作法相比更显得如此。巴菲特对人十分忠实，他认为对“人”的考虑是影响股票的一个因素。他用胡萝卜刺激人比用大棒内行得多。他不愿与人对立，倒是不折不扣的拍马专家。在一篇机智的赞歌中，他写道：
  当我叫着经理们的名字时——布朗金，弗里德曼和埃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霍金斯，斯坦。利普西和拉尔夫。施——我觉得热面沸腾，就像比勒。哈金斯在1927年宣布让他的纽约人列队时一样。
  当他的事业获得额外的收入时，企业的发展却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曾失败过。
  为此，世界百科迟迟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珊也错过了增加商场，扩大名誉的大好时机。
  巴菲特不是不愿扩展，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施向他证明经理们挣的钱能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的更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照样按例向奥马哈交红利。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那就让伯克希尔停止发展，他照样给股东们发红利。
  16崩溃
  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7年年度报告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它有众多的财产保险公司和意外风险保险公司，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偿金公司在奥马哈。纽约和其他地方都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供他再投资。这些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可“捏在手中的”，它以现金支付而将来不一定会索赔。巴菲特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计算十分熟悉。他绞尽脑汁想出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项目：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核战争。在一次有25人参加的格雷厄姆聚会上，巴菲特与卡罗。卢米斯打赌说其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惊奇地发现他对了。解释很简单，也很令人惊奇，因为从数学计算上看这种概率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一些生活经验而已。他的保险事务主管杰克。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他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骰子，他从剩下的两个里拿一个。他敢肯定，只要掷上20次，他就赢了。“我拿出了夏普计算器，”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拿手的事上丢丑。”
  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拿了一个骰子，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
  这次我挑了他那枚骰子，结果他赢了16次。我又拿出夏普来算，巴菲特坐那儿咧着嘴笑，脸上的表情跟吃了屎一般。
  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克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滚上足够多次，你就输不了。保险业也是如此：只要你算出飓风或三车相撞的可能性再相应地制定价格，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输不了。
  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比什么都多。他知道保险的发展是计划中想象不到的；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挫折。70年代佛罗里达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大伤元气，它关闭了在德克萨斯、明尼苏达和依阿华州的子保险公司。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增长也使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巴菲特与国家偿金公司的经理们见面只说了一句话，“谈谈坏消息吧。”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损失。
  1982年巴菲特承认了自己在此业务上的失败，他请36岁的前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已在伯克希尔工作了几年的麦克。戈德博格来管理保险业，戈德博格在巴菲特手下干的时间不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巴菲特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利他的领域里干出点名堂来，那就是戈德伯格。他说巴菲特要的是个“忘我的人”，他正合适。
  他是个瘦瘦的纽约人，非常热心，常使人联想起伍迪。艾伦。有位同事说如果戈德博格的智商有180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他是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才华一直被别人淹没。巴菲特认为，他的价值在于对风险比他还敏感。戈德博格除工作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车破烂不堪，有次把他的外衣都挂坏了。当时他的薪水是200万美元，他和他的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同住的房子里。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
  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巴菲特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　（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可以随时离开。）戈德博格也偶尔拿着些政策去征求他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不想回答很多问题，他只是指出个方向而已。
  伯克希尔除了保险外，最喜欢的业务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个大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承担几千个保险不同，再保险是买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分担它们的部分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巴”业务，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索赔。这样再保险公司可以把保险金长期投资于预备金，只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赢利或损失是多少，因此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巧妙地形容道：
  基本上每天一大早就能接到报告赢利若干的好消息，几乎听不到有损失的情况。它给人的感觉就像天真的人第一次获得信用卡那样快乐。
  竞争是一直存在的。巴菲特认为，增加保险量与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升高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保险公司加盟。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降价。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够高。但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
  他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付款时就形象得多。每两年他就要和汤姆。默菲、查理。芒格和别的一些朋友到加州的水晶海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常赌点什么。80年代初有一年GEICO的董事长杰克。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能一杆进洞他愿输1万美元，否则别人给他11美元。人人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算了一下，说与这种可能性比11美元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他们都嘲笑他。巴菲特也笑了，说他算11美元的赌注就像算1100万那么认真。他的钱包总是锁得紧紧的。
  在保险上他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认识到这其实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博格不愿照做。1980～1984年，他们宁可让收入从1亿8500万美元降到1亿3400万。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就退出这一行。他在1982年写道，总有一天那些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他只要等着就行了。
  很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这种措施。因为他们的股东和经理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稳定”增长，放弃是与这种精神不符的。
  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则没有这种压力，　（他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经理康斯坦丁。伊渥达农说当他制定政策时，他很清楚地顾及“巴菲特的支票本”，这就避免了去碰运气。
  到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变了。业界遭受了巨大损失；腰包告罄了，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承保能力，用巴菲特的措辞就是，“一种判断而不是具体的因素。”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判断”和资金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金又扶摇直上了。
  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他的平衡表也是全国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