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确认购买一台二手的整经机和经轴架，成本估价为11110元。
  同意，确认购买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织布机，估计成本为71160元（包括包装费在内）。
  同意，确认修理办公大楼楼顶，估计成本9340元，修理装货车间地板，估计成本9940元。
  在写给察思的信中，关于不确定风险，巴菲特专门提醒他，“除了现金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
  让我们更严格地审查我们的客户，保证他们不存在财政困难。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当他们偿还过去所有的欠款，并且连支票也结清以后，才能给他们更多的货物。
  巴菲特不对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顾客。70年代初，苏茜曾到伯克希尔在纽约的办公室去买一些呢绒。推销员拉尔夫。里格比说：“我们尽量以最昂贵的价格把呢绒卖给她。这是一件好事。后来巴菲特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收了她多少钱。”
  随着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巴菲特个人拥有29％的伯克希尔股票。他任命自己为主席，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里拟就了一封写给股东们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与他私下里对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样的：即权益资本收益——也就是投资的每一元钱赚到的利润百分比。在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绝不会对凯威特广场用一个尺度，而对新贝德福德用另一个尺度，再对公众用其他别的尺度。
  另外，在评价投资时，巴菲特也从不放宽自己的标准。许多投资组合经理都说：“它看起来不够走红，因此我们只投资一点点吧。”巴菲特绝不会
  做出这种让步，反而会老实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残忍地压下一种颇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奥马哈数据文献公司的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顿伯克希尔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霍德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希望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应在他独立行动前为他测评一下将来。霍德描述说：
  我为他买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里去。这些公司中有一家制造了一种新产品，一种供医院、饭店使用的薄纸容器。他们希望我能投入6万美元。巴菲特说：“你觉得这件事成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相当不错。”他说：“这样就不错了吗？
  为什么你不背着一个每开启二次可能打开一次的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跳呢？“我为他买了另外一家——米比丽制造公司。它生产的汽车喇叭很有创意。我问：”你觉得它投资于我的量够了吗？“他说”不够“。我又问：”那你的投资足够了吗？“他说”也不够“。
  他毫不犹豫地就说出口来，让人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他没有任何一句解释的话语。
  巴菲特愈发觉得纺织业和臆想中的降落伞下降属于同一类事物，不论制造商们投入多少，他们都无法抬高价格。因为这种产品是一种日常品，而且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境况中，所以，他们再也不愿意追加投资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来自于纺织业的利润只有45000元，但是，它从保险业赚了210万，从银行业赚了260万。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的时候，动用的资金量和纺织品业是大体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对肯。察思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纺织业“正逆着一股强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的回报率是10％，达到了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准，而且“它远远超出了假如把资源全部投入到纺织行业中去可以得到的回报率……”
  当然，关于巴菲特作为一个外人，是否会关闭纺织厂这个问题从最开始起就一直萦绕在马尔科姆。察思心头。他声称自己从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没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资金为纺织业添砖加瓦”。杰克。斯坦顿，一直从旁观者的角度冷眼静观，他得出结论说巴菲特不过是个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却始终在进行适量的再投资。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他关闭了新贝德福德的最后一家纺织厂。在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喜欢在纺织业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为了改善企业辛劳地工作；而且，尽管回报率不高，只要它的产量保持在当前水平，我们就希望把纺织业继续经营下去。
  他觉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给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经营的现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评时，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说道：“肯，你从一无所有终于奋斗到了现在的地位。”
  他给察思的报酬相当吝啬，结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纺织厂的竞争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时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经5年了，他的工资还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公司一样对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儿。“沃伦对于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牟取利益的行为非常反感。”察思说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察思对自己拥有的自治权相当满意。因此他对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这也说明了巴菲特给人们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影响。
  尽管他紧紧抓住钱袋不松手，但作为一个操作者，他是不寻常的。
  察思曾担心巴菲特会令其停业，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上司并不想因为关闭纺纱厂而引发一场骚乱。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欢变化。“沃伦倾向于继续经营下去。”察思说，“他还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的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纺纱厂，但是他从内心感到自己对这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深深的喜爱，它的过去似乎比它的未来更有生机。他宁愿忍受一个中等水平的回报率，只要纺纱厂的现金不会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资本。哈撒韦纺纱厂从精神上，而不是财务上，象征着一种一直被巴菲特奉为神圣的新英格兰的工作伦理学。于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满足感以及金钱之间达成了浮士德似的协议。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织布机还会嗡嗡地响下去。
  8　本性回归
  “现在是发财的机会了！”
  沃伦。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当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鲍勃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的时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庭院里正在举行一个活动，于是他问鲍勃那是在干什么，“那是您的40岁生日庆典，看我们的吧。”鲍勃毫无表情地说道。当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人群朝他涌了过来，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尽管巴菲特极力克制住自己，他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气。在奥马哈，他的确算个人物：既是《太阳周报》的主席，也是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据一个参观者在穿过奥马哈市中心途中观察到，巴菲特能够说出路经的每一座楼房和企业的财务特点。
  在他的合伙人企业清算之后，巴菲特就没有专职的工作了。关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韦纺织厂只花去仅仅一点时间。他的3个孩子也都已经十几岁了。《林肯杂志之星》的一个栏目把他刻画成一个被世人遗忘的人物，说他在一个四套间里掌管着他的投资，并且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生活”。对一位想向他讨教的年轻的资金管理者，巴菲特简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资管理业务了，因此只能拒绝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听起来似乎在说华尔街将无法再从他那里听到些什么。
  在他40岁生日以后，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团，但这次没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个不再捣腾股票的人了。市场价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开始问一些自然而然的问题，比如：有2500万美元的话，要把它积累得更多的关键方法是什么？
  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幸福》杂志中写道：“巴菲特强烈地感到，他的时间和财富应该投向其他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比尔。瑞恩甚至怂恿他去参加总统竞选。
  实际上，巴菲特正在严肃地考虑有关公共事业的事务。他倒不想去参加竞选，因为他实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认对于那场弱肉强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过于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渐涉足于舞台的后台，他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如哈罗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他和政治家们结成密友，比如说参议员弗兰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员杰伊。洛克菲勒。
  杰弗里。考恩，《乡村音乐》的一名作家和约翰。卡尔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过饭。这个约翰。卡尔弗是美国参议员的一位候选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几位数百万富翁的餐桌上谈论的竟全是关于自由政治的话题。
  霍华德。巴菲特曾经以一个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变化的封闭的社会观点征服了美国。沃伦则还有美国人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心理。他与本。罗斯纳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关系一样，他憎恶无本获利者（比如他对股票期权的憎恶），但是他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对它们表现得还是很有见解。有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宴会上，当一位客人报怨说穷人的福利费用太高时，巴菲特尖刻地反驳道：“我倒是更担心给富人的福利费用太高呢。”
  这正是巴菲特生活风格的鲜明反映。他或多或少还要依靠从伯克希尔得到的5万美金工资来生活，他的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念书，而且沃伦鼓励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计较他们能挣到些什么。事实上，彼得是在报纸
  上才知道他父亲的财产是多么巨大。年轻的苏茜说：
  我们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可以买很多衣服，而永远不会陷入麻烦——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我连自己的车也没有，16岁的时候就得去工作——在马车商店里做销售员。
  巴菲特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当他的财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惊讶时，巴菲特会开玩笑地说：“我们该在门上放个标志，说今天是比尔。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钱财。”或者他还会说句俏皮话：“还有彼得这个想让我在遗嘱里提到他的家伙。”“啊！彼得！”
  当然，这并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沃伦对自己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他们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点钱都会让孩子们变坏。
  这也许有点过于成见了，但结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对金钱很淡漠，并且处于一种随意和平等的气氛。在好莱坞的苹果—滑雪车队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请每一位路过的要礼物的孩子——这种举动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维斯身上是绝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们顺路走过时，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场，来的人非常之多，于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紧跟时代的老苏茜影响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时代的上下代冲突避难所。小苏茜的一位朋友，莱内。叶奇称之为“安全屋”。人们可以就这么走进来，把冰箱里的东西一扫而空。“如果下雪了，城里堵住了的话，那儿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叶奇回忆说，“坐在客厅里的感觉真是棒极了。”
  苏茜将房子装扮成标志性的明亮的桔红色和黄色。不仅有她资助下的艺术家们作的画，还有天瓶宫时期的海报，比如广为人知的《战争对儿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时会下楼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无论他是否已从资金管理行业“退休”了——他通常还是呆在楼梯口埋头工作，莱内。叶奇又说：
  每到周六晚上，客厅总是挤满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儿，我们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会为我们演奏几曲。到晚上12点半左右时，就会听到一声“苏珊呀——你上来一下好吗？”。在这儿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觉了，我们就把音乐声关小点儿。
  1971年，苏茜和沃伦商量在洛杉矶南部的海滨买一幢价值15万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贵的房子一样，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临海。几把藤椅将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个夏天里，13个十几岁的孩子们呆在这里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从办公室里带堆报纸来，然后自己回去，他对孩子们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带着这一大帮人去吃晚饭。饭后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