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洛勃诺耶。同德鲁日宁和雷先科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在九月初召集地下省委开会，并邀请全体大队指挥员参加会议。
  第五章　地下省委大会
  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在省委召开大会的那一天，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大队指挥员，许多政委，党、团书记。在这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最先来到洛勃诺耶的一个人是巴利茨基。
  关于他的来到，我是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的。
  中央营地里沿用了惯例：如果我们大队的指挥员们或是和我们邻近的支队的代表们中有人来到的话，哨所就把这件事通知了无线电中心，而马斯拉科夫便从那里通过那些挂在所有十字路口的树上的扩音器把这件事广播出来。
  到巴利茨基来的那一天，他的大队已经翻毁了五十六列敌人的军车。
  我走出去迎接他。
  我们骑在马上彼此握了手。他有一种粗心浮气的优越感，脸上洋溢着自负的表情，似乎早先从未有过。可见用无线电广播的郑重的通告，很合他的心意。
  “来，格里沙，”我向他提议道，“咱们到营地里去跑一圈。你不是好久没有到这里吗？咱们去看看军需处，然后吃早饭。我要请你尝尝我们自己做的香肠。你听到过游击队员有自制香肠这样的奇迹吗？”
  “你们在积草囤粮吗？”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
  巴利茨基骑在马上，就象一名真正的骑兵，远不是战争第一年的模样了。在他皮制的短外衣上，挂着少校的肩章，胸口别的是苏联英雄的金星和列宁勋章……斜皮带，木壳里放着毛瑟枪。在极好的、擦得精光闪亮的马靴上带着踢马刺。是真正的、雄赳赳地指挥员的外貌。
  我们跑近了医院的白色大帐篷。格尼达什走出来迎接我们。
  “你们认识一下……”
  巴利茨基把手递给格尼达什，没有下马。
  “外科医生同志，你把我们的伤员搁得太久了。”
  “您的伤员最多，并且伤得都很重……”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外科医生同志！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没有伤员……今天你听到了，已经是五十六列军车！不论是什么军车——都得战斗，冲锋。你瞧，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巴利茨基不带明显的兴趣，对大橡树底下和自己的桌子排成一行的鞋匠们瞅了一眼，又对坐在另一些橡树底下的裁缝们瞅了一眼。见了舒勃尼科夫，他笑起来了。
  “这是干什么，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格里沙，慢慢地准备过冬啊。天气一冷，大概你也要件皮袄吧？”
  “我看不到那么远。”
  “这倒是真的，你不是喜欢向前看的人……今天我们要在省委会议上听听你的意见。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同样要谈谈怎样向前看的问题。”
  “我要坚决地提出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
  “这是你的权利。”
  “我那里一共只剩下了七公斤炸药……”
  “我们在省委会议上再谈，现在我们吃早饭吧！”
  巴利茨基跟克拉夫琴科在司令部的帐篷里相遇了。他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没有见过面。我以为这种相遇会亲热得多。但是巴利茨基却带着首长的宽容口吻说话。
  “你不愿意到我那里去，菲佳。当心，你以后要懊悔的。”
  克拉夫琴科带着敷衍的微笑回答道：“规模不一样呀！”
  吃早饭的时候，巴利茨基讲了一段很精彩的故事。
  大约一个月以前，在“卸货战役”以后，游击队员们已经迫使被炸毁的军车上的护车队沉默，把车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拿了，放火烧了车厢，开始往回走，这时从脱轨机车的翻倒的煤水车里发出了一阵绝叫：“康姆拉德，康姆拉德！”（德语：同志）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身上穿着战时铁道员工的制服，双手尽量举得高高地站在煤水车上。
  他们把他带了下来，叫他驮了一袋从车厢里弄到的高统靴，给带到营地来了。
  在那里借翻译员的帮助，他说，在这条干线上充当火车司机已经快一年了。在最近两个月中，他在游击队的地雷上经受了十六次倾覆事故。每次当火车开近危险地区时，他就把助手留在机车棚里，而自己躲在煤水车里，这样他才逃了命。
  “这一切使我头痛。我再也不想为希特勒和他的匪帮打仗了，决定向游击队投降。”
  他在巴利茨基的指挥部里讲到铁路员工的不幸的命运，被迫开着火车经过游击队控制的铁道线。他交出了好几件指示：给列车长、列车员和服务人员的；给机车工作组的；给走过游击地带的士兵和军官的；给非军人的乘客们和军人家属的。这些指示，巴利茨基都随身带着。那里面写着，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应该怎样照料自己，坐在哪里，躺在哪里；在射击的时候，脑袋应该往哪里躲；在爆炸以后，谁首先跳出车厢……我自己想象了一下，旅客拿到类似的指示以后有什么感觉！
  可是在这些指示里，用军人的直率说明了旅客感觉到的是什么。其中有一项说：“注意，当列车穿过游击地带时，出现了普遍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厕所旁边自发地排起队来。结果旅客们在车门边乱成一团，而在发生事故时，士兵们无法出去参加对游击队的战斗行动。在车厢里的高级军官应当事先采取措施，建立好使用厕所的严格制度。
  “那么这个机车司机身体怎么样？”德鲁日宁问道。
  “老头儿原来是很好的，挺健朗。他在我们那里放牲口呢。”
  “噢，那么你们从这个事件中作出什么结论呢？”
  “什么结论吗？德国人是奇妙的！”
  这种“奇妙的”德国人已有很多了。现在从前线开来的一些军车上，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车厢装着仓促做成的栅栏：可见监狱车厢不够用了。这些车厢里载着一切违反纪律、违反制度的人……
  使我诧异的，是巴利茨基本人没有能够把他所讲的来和我们眼前的敌人兵营里所发生的事情比较一下。
  你瞧，我在克拉夫琴科那里的时候，他说过，靠近他们的卫戌队里的德国人，都称他为：“顶好的游击队指挥员”。
  他倒是正确地估计这种“夸奖”的。自从德寇在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斯克的弧形地区上被打垮，并且失去好转的希望以后，那些待在卫戌部队的德寇很高兴游击队认真地占领铁道——最低限度可以让他们安静一下。保全自己的生命——对德寇来说变成了主要的愿望：“你们爆炸、毁灭铁道、军车、仓库吧，只要不碰着我就行！”
  如果巴利茨基思考一下火车司机的事件，在那里面就会看到大转变的一些特征……我很想叫巴利茨基多多思考，发现转变，看到新的事物……
  请客人吃饭时，在同志们进行漫谈时，进行应该成为正式讨论的题目的谈话是挺不愉快的。但是我没有忍得住，说道：“格里沙，你为什么不讲一讲阿夫克先齐耶夫的牺牲呢？”
  “还有别洛夫的牺牲，”德鲁日宁补上一句。
  巴利茨基难过地叹了口气：“有什么可说的呢。痛心事！他们是很好的弟兄……但现在是战争。你们要问，我怎的还活着呢……你瞧已经是五十六次军车，也就是五十六次战斗，其中我至少亲自参加了三十次……子弹总是绕过我，或者是怎么样？！”
  “徒劳无益！”耶戈罗夫喊了一声。
  “这怎么是徒劳无益呢？”
  “是这样，指挥员用不着总去参加战役。事实上您的作战多半是不必要的！”
  “您算了吧！”巴利茨基火起来了。“我知道你们的路线，到处塞你们的慢性地雷……（巴利茨基大队里轻视地称定时地雷为‘慢性地雷’的。）你们别提出来限制我，最好多给我一些炸药吧！”
  这时，塔拉先科和尼古拉因科到了。我把巴利茨基与耶戈罗夫之间快要燃烧起来的争论打住了。
  “我们在省委会议上再说吧，同志们。现在让我们去迎接客人们吧！”
  这是一个宁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前来参加会议的全体指挥员和政委们，都被安置在草地上。有地席地而坐，有的手挽着手在散步；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过面，而现时在交换着消息。
  德鲁日宁提议就在草地上开会。这个提议使我很喜欢，因为帐篷里很快就会抽得全是烟。我提议在林中旷地上的四面派上几个人，要他们不放意外的人进来，也就是不让没有请帖的、由于好奇心而走到这里的游击队员进来。
  在省委会议上，我首先宣读了我们在九月一日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科维里－萨尔内、科维里－勃列斯特、勃列斯特－平斯克各铁道已全部麻痹。科维里－霍尔姆、科维里－罗伏诺两路都局部麻痹。”
  然后又给同志们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复电：“你们的无线电报收到了，”赫鲁晓夫写道。“祝贺您、指挥员们、政委们、全体男女游击队员名在破坏敌人的科维里－萨尔内、科维里－勃列斯特、勃列斯特－平斯克交通线时获得辉煌的战果。给卓著功绩的同志们呈请奖章……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深信由您领导的联队全体人员，在今后的袭击中还会给予敌人的交通线以更有力的打击。”
  全体鼓掌，喊“乌拉”。然后我让巴利茨基发言作报告。
  他性格所特具的庄重和炫耀，看来今天是人地相宜了。
  当然，巴利茨基知道他被召唤来参加省委会议并不是为了道贺。但同时他也知道，在整个联队里、在整个这里的游击边区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由于地雷爆破工作而带上了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因此他未必预料到为什么派他作报告。
  世界上有不少人，他们一度获得了奖章，就害怕起新的奖章来了，总是重演着自己的老一套的工作方式。
  巴利茨基说：“我知道耶戈罗夫同志不满意我。而我并不需要他的鼓励。他简直是用那些‘慢性地雷’在窒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总叫我小心谨慎，叫我做胆小的、零碎的工作，在那儿人只能爬着走呢？政府因为我的勇敢行为而奖赏了我。现在，同志们，连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也在责备我，说我到铁道上去总是引起战斗，说我消灭这样，打碎那样，说我亲自参加战斗，并且派指挥员往前冲。的确，阿夫克先齐耶夫和别洛夫都牺牲了。的确，如果像在工厂里一样，为了技术安全到处都有护板和其他防护办法，他们可能牺牲不了。但要知道这是战争。同志们，我是这样看法！”
  “我干掉五十六列军车了。能不能再多些呢？能。如果没有用各种各样使人们两手直抖的新玩意儿来弄昏我的头脑：一天到晚叫人家钻研化学、钟点和弹簧。当我们埋设这些新地雷时，只是消磨了时间。后来列车照常驶过，并且呜呜地叫着呢。不，我改学已经迟了。同志们问我：‘格里沙，您为什么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战斗呢？’我回答说，我热爱这个事业，这里就是我的灵魂和整个的军事生活！……”
  当他说完时，他好象有些惊奇人家怎么不给他鼓掌。但更使他惊奇得失，当人家开始对他提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样给进攻中的红军准备后备军的呢？”
  “同居民进行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这样大量超额消耗炸药呢？你瞧，克拉夫琴科那里每一列军车平均只有七公斤，而你那里达到二十公斤……”
  他企图回避这些问题。
  “我们全是红军的后备军。而训练呢，多半是在战斗中！我不知道更好的训练了……说到对居民的工作，应该把克列明尼茨基叫来。我在自己队里不能兼任政委。居民工作是他的事……”
  关于超额消耗炸药的问题，他干脆没有回答。只是生气地撅起嘴唇，好像希望说：“把这样的小事来麻烦我，简直有点儿愚蠢。”
  他讲完以后，我开始发言。有些同志说，那次我讲得过分尖锐了。
  很可能，在那时我不够沉着，并且说得不应该那么高声、那么粗鲁。但是那时我不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气饱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责备领导人，说他对人有偏恶。但是这种恶感是怎么发生的呢？巴利茨基本来是淳朴的，不傲慢、不自夸，也不自负，那时我对他不感到任何恶意。最近我看到他失去了分寸，失去了对自己的检查。可是当他这些新有的品质没有影响到工作时，我还是和他和睦相处的。当然，这是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