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寸步难行。据他对我说，他的仇恨是一言难尽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塑像很多，但没有人买，做新的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讲述的时候，他一直在笑。他说：“笑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一切都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是由于自己神经的臆断而被伪警逮捕的。
  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呢？他动身到各村庄去找不论什么食物。他带着各式各样的女线裤、衬衫、领带去的，给旅行准备了全部财富。同时又把一些全身的小雕像随身带去，例如戴帽子的拿破仑，在柳博姆里的市场上，伪警问他道：“美术家公民，您为什么出售拿坡仑像而不出售希特勒像呢？”他要不跟他们打交道就好了，而他由于神经刺激和营养不足而精神错乱起来，就这样回答，说是认为希特勒不够伟大来做他的雕像。这样他就被捕了。他开始请求饶恕，说是由于催促着答复，没有经过考虑。好，在一间单独的房子里，送了些粘土给他。“我们需要一座希特勒的半身像放在警察局里。给您照片，在您还没有照着这张照片给我们做好半身像以前，我们不会释放您。”他做了一天、两天、三天。而他们几乎不给他饭吃，只是催促。终于，希特勒像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伪市长来了，来了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说，希特勒像似乎不够象。而这位美术家一般说来是不很勇敢的，这时却冒起火来了，说：“嚇，你这样！”伸手就打这个泥塑的希特勒的嘴脸，毁了。他们抓住了美术家的两只手，把它们绞在背后，唾他的脸，等等，好像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游击队员。他说，这是粘土，要改制，反正一样要把它揉软的。他们不相信他，又领来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家伙为了弄到物证，就给半身像拍了张照，喝道：“这成了一张讽刺画，是件政治上的罪行！”这样一来，这位美术家的卡济米尔就跟我一块儿在地下室里了。
  又过了四天光景。我一直给他讲述苏联和莫斯科。卡济米尔感到兴趣的是：那里纪念碑多不多，红军胜利以后，会不会向他定货，咱们的美术家们生活怎样。我对一切问题都给了肯定的答复。我说，有一位美术家来到我们森林里。他穿得很好，随身带着夹有黑鱼子的面包片。他画了森林，然后吃点东西，并且款待我。卡济米尔问道：“他大概是很出名的吧？”我耸了耸肩膀。这时卡济米尔解释说，在波兰和其他西方国家里，黑鱼子是一种买不起的食品，只有阔人才能够带着它到森林里去闲逛。我们这样和气地谈话，可是讲到吃这件事就影响了我们俩。这不可能再忍受了。但伪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全日只给我们大约二百公分的面包……美术家甚至饿得哭起来了。而德国的预审人还是不来。
  可是有一次卡济米尔说：“如果我的罪行象你的罪行那么大，我会逃跑的，我知道怎样可以逃跑。但没有我，您是跑不了的，而我来冒这个险是没有意思的。”这怎么会呢？那时他又重复说，他冒险没有意义。
  噢，现在我要开始描述他的罪行，这样慢慢地嚇唬他！我给他举例说，我可能作为一个强盗给吊死，而他只是作为耶酥基督，但是反正一样给吊死；而可以指望的除非是能够复活和升天。他改正了我的话，提醒我说，基督不是被吊死而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回答说：“这没有关系。也许基督也难以摆脱绞索圈吧，虽然据说他是个神。但是基督是个没有老婆的，而您却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卡济米尔放声哭起来了……
  我相信，他的确会被吊死的。美术家指望那位有文化的预审人是愚蠢的。终于，他理解到我说得有理，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脱逃计划。虽然不太好，但是谁也提不出更好的计划来。看守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身材和我相仿，必须缴了他的枪，脱掉衣服，给捆起来。我穿上他的制服，带着武器，把美术家带出去，这样也救了自己。可是怎样缴人家的枪呢？是这样的：我们用面包做成一支手枪，把警卫恐嚇住。我得给美术家精确地描绘一下手枪的形状，而由他去捏制。
  说妥了。我把咱们的ＴＴ型手枪的大小形状说了。美术家反对：“这是一种很大的手枪，能不能象‘布里多克’型呢？”但是，在我们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象‘布里多克’型这样极小的武器，恐嚇不住伪警，他只得同意了。
  于是我们就一次没有吃自己的那份面包。他捏制着。可是我们的两份面包还不够用，把晚上的也添上了。结果做得很像。我的心情甚至变得喜气洋溢，我拍拍他的肩膀，握握他的手，同意他很有天才，然而夜里我听到他在嚼，后来喝水。我小声问他：“卡济米尔，您在吃什么？”他不做声，好像聋了。嗳，不待说，他把ＴＴ型手枪吃掉了，甚至一点儿也没分给我。你们知道，那时我真想揍他！可是我忍住了。早晨，我反而安慰他，给他的背叛行为辩护说：“您比我虚弱。让我们重新不吃，只是请您捏制吧！”
  这时有来了一个消息。警卫送面包来的时候说，预审人已经来到，绞架也准备好了；他对我们直冲着酒气，并且哈哈大笑。美术家彻底相信自己再也没有生路，必须逃跑才对。他重新捏制手枪，用天主教的誓言在我面前赌咒发誓，要忍受住任何苦难。但我还是把他手里的手枪拿过来藏在自己的上衣里面……
  你们想象一下吧，夜里，他爬过来了。以为我睡着了，用手在我的胸膛上摸来摸去。我气得用肘子狠狠地揍了他一下！我说：“请原谅，美术家老爷，这是由于我半梦半醒的缘故。”
  “噢，原来您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就开始了……
  “您利用了我的天才，然后毒打……粗暴的畜生！”
  我把他的嘴按住了，而他在我的手底下扭动着，发出呀呀的声音，一会儿就挣脱了，尖声叫着，好像你在用门把猫儿轧死……
  我听到警卫跑来了，打开门，就握着手电筒向我们走来：“圣母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而我对他说：“举手！”用手枪指着他的鼻子。
  他慌了手脚，我缴了他的冲锋枪，把手枪扔给了美术家，说：“吃吧！”警卫眼睛瞧着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呀？但这时没有功夫给他解释。我轻轻地用枪托款待了警卫，他就躺下了。好了，我对卡济米尔说：“咱们走吧！”而他活象个发了疯的，尽打着哆嗦，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出来。我重复说：“走吧，你这个糊涂的狗崽子，我的倒霉鬼！”他就走了。我为了更有把握，用冲锋枪逼着他。我没有把警卫的衣服剥下来，只拿了他一顶带三叉戟冒徽的帽子来给自己戴上。我把手电筒缴下了，为了使自己处在阴影里，把电筒光尽对着前方。我们就这样出来了。
  走过院子时，从大门那儿向我方这里走过来一个穿皮袄的人。
  “带到哪儿去？”
  我生气地答道：“你还不知道吗！”没有什么，放我们走过去了。我心里在盘算：“现在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而卡济米尔已经拐弯了。
  “往哪儿去，混蛋！”穿皮袄的人大叫道，我也跟着喊道：“你妈的，往右走！……”
  他明白了，改变了方向。穿皮袄的人穿进自己的岗棚里去了，而我抓住了美术家的领子，把手电筒扔在街心。
  “喂，卡济米尔，跑吧，你要是叫喊，就给你这个后脑壳尝尝子弹！”
  不错，他撒腿就跑了。一般说来，他是机警的……
  卡济米尔原来的确并不糊涂，甚至还是个有点儿幽默感的人。现在，他吃饱了饭，说出话来就镇静得多，而且表现得更好了。我们问他，特罗菲莫夫讲得完全对吗？他笑着承认了，说他那时饿得甚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呈现了一种无理性的、病态的贪谗心。以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生理过程的十足的奴隶。你们看这还叫做万物之灵呢。几昼夜没有给他饭吃，他就会变成……”
  “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您就是个万物之灵呢？”
  “比喻说呀……”
  “但是您理解到甚至在那个时候也犯了背叛行为吗？”
  “可是这种背叛行为倒拯救了我们……我向来是个宿命论者，而在这次事件以后，确定了这样的见解。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盲目的命运和机会的手掌中。”
  “命运在哪里？首先是你们的机智，后来是您的同志的机智……但是我们别谈这些事了。您以后打算干什么？您认识到科维里去的路吗？”
  “不过我一个人永远也不敢去，将军老爷……”
  “原来，您还需要一个向导吗？”
  他同我们一起到了洛勃诺耶。而过了一个星期，当伊里亚·萨马尔琴科到科维里去侦察的时候，美术家也跟着去了。我们为他的孩子们给了他荤油、一点儿盐和糖……
  我们继续猎取敌人的军车。不久，我们的敷雷手在白天炸翻敌人的列车一点也不比在黑夜里差。虽然经过科维里枢纽站发送的列车数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八月里被炸翻的列车数增高到二百零九，也就是说，增加了两倍多。
  我们开始获得了最新的、丰富的爆破技术。为了获得成果，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可是我们没有忘记斯大林的指示：“技术没有人就是死的。”掌握先进的地雷－爆破技术，在铁道交通上完全利用上它的可能性——这就是当时我们认定的自己的目标。
  我已经说过，还在博罗伏依就训练了三百多名地雷爆破手。现在他们被分配在我们所有的大队和中队中间。但爆破手们总还是不够用。我们对克拉夫琴科的新支队已无法供给受过训练的爆破干部。克拉夫琴科、他的政委纳克斯、参谋长拉祖莫夫，他的好朋友——老资格爆破手邦达连科不得不自己去训练敷雷手。没有多久，我们这里又组成了好几个支队、大队和工作队，他们全都是自行训练爆破手。
  省委会和指挥部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运用我们刚刚得到的、带有电表装置的新式定时地雷。从前爆破手在机车已经碰上地雷时才拉着导火线。敷雷手和所有帮助他的人、所有保护他的人，爆炸时都必须在场，直到军车出了轨以后才撤退。可是定时地雷却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埋设，甚至在几天以前都可以。夜里埋设的地雷，在游击队规定的行动期限一到，不论日夜，全会爆炸。只要把地雷埋好，使巡道兵、德寇的工兵、特别训练的军用犬——谁也发现不出就行。
  后来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一个设计师们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把地雷做成取不出来的。即使敌人的工兵找到了它，也无法把地雷取出，或者使他无能为害；只能使它爆炸，而这便意味着要把某段路线破坏。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游击队爆破手们提出了一百二十条建议，并且以集体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种装置很完善的、取不出来的暗钮：从柏林派来的卓越的专家们，由于企图揭破它的秘密而常常丢了性命。
  在我们活动的整个时期中，游击队员们从来还没有那么在意过技术，那么注意过发明各式各样的敷雷方法。
  由于同游击队的技术作斗争，德军司令部不得不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铁路公司的代表们、有工兵－工程师们、也有破坏工作者兼侦察员们。从一九四三年七月中旬开始，每星期都出现对我们的地雷作斗争的某种组织上或者技术上的新制度。
  在我们刚开始埋设定时地雷的初期，护路队以为爆炸是用通常的方法来进行的，就是说用导火线、撞针或者压力作用的装置的地雷。
  在卢科夫与柳勃利诺之间的铁道区段上，游击队员们埋了七颗爆炸时间不同的新型地雷。过了两天，第一列军车出轨翻毁了。德寇把看守人都给枪毙了，并且加强了由波兰人组成的警卫队。第二列火车被炸毁了，德寇撤去了当地的护路队，派了自己的兵士。又有两列火车被炸毁了，又给原有的兵士增加了一队党卫军。但是这种措施也无济于事：又有一列火车出了轨。德寇还把这个区段完全用铁丝网围起来。翻车事故停止了。侵略者大吹大擂起来：他们给统帅部送去了一份郑重其事的报告。而事实上，问题是很简单的，这个区段上的地雷都已炸完。地雷开始在其他的区段上爆炸了。
  铁道附近到处出现了严厉的告白：“禁地！违者枪决！”士兵们因为在禁区里抓到人，开始获得奖金和休假。
  护路队每隔五公里建立了由这一条铁路到另一条铁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