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好人，被藏匿了起来。后来在面包作坊里安身，当了经理。游击队在柳博姆里附近一出现……不错，我在柳博姆里工作过……森林里一出现游击队员，我就上他们那里去了。您可以问问勃伦斯基，我在他那里耽过好几个月，后来他们把我调到别格马将军这里来服务了。”
  “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你白白冒火了，”别格玛说，“上校在俘虏营里，后来在面包作坊里受尽了折磨。我现在对他很满意……”
  “但是，你们听我说，为什么，”我打断了别格马的话，“上校，您为什么要把我变成一个被打死了的人，给埋葬了起来呢？您编这一套干么？”
  “对不住，有些谣言。我根本就不能设想，那个费多罗夫和您就是一个人。那时您的样子那么可怕，使我相信：不论您也好，我也好，一切都完了。您要是在那天能看到自己就好啦！”格里戈列耶夫不做声了，接着重复道：“在那天哪！”
  我一切都明白了。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在那天”承认自己被征服了。象他那样的人们，如果不是肉体上，那就是精神上死亡了。好的是格里戈列耶夫还够忠实，及时转到了游击队。
  “总而言之，是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我摇了摇手说。
  在“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这句话里，我不由得加入一种感情，“老前辈”游击队员对一九四三年——红军开始不可战胜的攻势的年份——入队的队员表示的一种感情，一种对他们的优越感。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当红军撤退的时候，你在哪里？躲起来了！守机待时，要不就是在德寇面前巴结奉承！噢，好，我们收容了你，承认了你，为了你能够赎罪，又给了你武器。但是你终究没有引起我们对你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我们大致是这样议论的，当然，绝对不是随时都是正确的。
  要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沃伦省不仅是为了要不爆炸铁道，而且是为了要发动人民，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促使他们相信胜利，发给他们武器去反抗敌人。我们在自己的传单里对伪警、布利博夫分子，还有那些自愿投降而现在已逃出德寇的集中营的人说：“你们要想赎罪，要想重新得到祖国，获得作为苏联公民的巨大权利，那么就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一起打击侵略者和各种各样的叛徒！”
  人们到我们这里来了。一部分人是由于内心要求，另一部分人是由于情势所迫，还有一部分人是想用游击队员的头衔来掩饰自己。
  往后，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但是在同我们新同志们的日常关系中，决不能表现出对他们不信任：要知道那些想用游击队员的头衔来掩饰自己的行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人，究竟不多。
  当上校走出帐篷的时候，我冷冷地握了握他的手，可是时间证明了他来到游击队并非胸怀鬼胎，别有用心。他忠心耿耿地工作，还在战斗中受过伤。
  上校离去以后，我们跟别格马和我的同姓人又回到能不能够和应不应该在“别人的”游击队的领土上进行活动的问题上来了。我们摊开了地图，原来我们的弟兄们的确钻进了罗文斯克省。他们埋设了两个地雷，炸翻了两列军车……
  “这有什么关系呀，难道这样不好吗？”我问。“依我看来，就是不好的话，也只是对侵略者来说，是不是这样呢？当时在那里并没有你们的敷雷手呀！”
  “我们已打算派他们去。你们赶在我们的先头了。”
  “这么说，可见原来是我们帮了你们的忙！”
  不管怎样，我们同别格马、基齐亚、罗文斯克的费多罗夫，想同麦德维捷夫一样，没有失去交情，过了三个月，我们以共同的力量，粉碎了来打我们的侵略者的扫荡队。
  在回洛勃诺耶的途中，走在先头的弟兄们在小路上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扶着另一个。
  “站住！”弟兄们向他们喊了一声。他们俩向一边奔进了森林。他们被追上了。可是，知道了我们是游击队员以后，他们自己就回来了。
  原来，其中的一位是我们的侦察员华西里·特罗菲莫夫，我们以为他牺牲已有两个星期了。而另一个呢……这倒是很古怪的人。我们在森林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你且想想看：他穿的是方格子的淡蓝色上装，灰色的马裤，鲜红色的皮鞋，袜子花花绿绿——完全跟杂技团的演员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人脸上长满了灰色的鬃毛似的胡子，他的眼睛表示着忧愁、绝望、饥饿和恐惧。漂亮的衣服已经揉得很皱，皮鞋上有些地方的颜色给露水洗掉了。他的外表是可怜的，并且不能使人相信……
  “你从哪里来的，特罗菲莫夫？我们早已把你埋葬了。”接着我们把他带到一边。“这是什么人？‘舌头’呢，还是新来的游击队员？”
  特罗菲莫夫给我们讲了一件很出色的事情。在引用他的故事以前，我想先讲几句关于特罗菲莫夫本人的话。
  这名游击队员年纪三十七、八，是个很有自制力、很守纪律的人；但是喝多了酒就不成了。这时一种对独立自主的行动的渴望便激动了他。他一定想要捉‘舌头’，即使谁也没有命令他这么做；或者在德寇的巡逻队的面前悄悄地溜过，如果估计到他的身高不低于一百八十公分，肩宽可以和结实的餐橱相比，那这样做是完全不容易的。直到现在，他单独的出击都是顺利地完成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幸运，倒不如说是因为华西里过去在加里宁省的什么地方当过森林巡察员，很熟悉森林，善于发觉破坏者的踪迹。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华西里带着一小组人给派到柳博姆里去。在那里完成了任务以后，他不能自制地在一个陌生的卖私酒的人家喝了点儿土烧酒，在归途中掉了队。我们从跟他去侦察的伙伴们那里打听到，他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是喊声，跑去抢救已经迟了。他们认定这个小伙子当场牺牲了……但是现在我们遇见了他：很瘦，一脸胡子，浑身是青伤痕……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华西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给了他的同路人一点东西吃，暂时以被捕者的地位把他押在一边。
  华西里吃过东西，开始讲了：
  “……你们问他是‘舌头’呢还是同路人，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吗？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一方面，是他救了我的性命。这是事实。这件事我应该向他道谢。的确是这样。而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害死了我。不，他想要害死我，叫伪警来帮忙……我不谈以前是怎么回事，我还应该对我的过失负责呢，这是单独的一方面……噢，这样我就掉进魔爪里去了。伪警打了我一两个钟头，累了，就把我推进一间什么房子里。
  嗯，这样，我们就坐在那里。说是监狱，却又不是监狱，不过是一间储藏马铃薯的地窖。水顺着墙壁流下来，只有微微一点儿亮光。小窗户上用耙代替了铁栅。我的案件是显而易见的：不是枪毙就是绞死——只能在这里面挑选，而且还不由我去挑选。我的脸因为和伪警的预先的谈话而受了折磨，还因为喝了酒，脑袋里响得好似碎石机。不好！只有一点使我高兴，那些伪警也受到了一点儿损害。
  他们为什么不立刻结果我呢？很清楚，这里是伪警察局，他们独断独行是有顾虑的。而德寇的有文化的预审人到区里去了，很快就要回来。据伪警解释，他还有个机关，将按科学原则来处理我的案子。总而言之：是‘自然疗养法’！我没有什么可干，就躺在那里自己琢磨，在这种情况下，手脚暂时帮不了忙，只好动动脑筋了。我值得回忆一下怎样生活、怎样打仗、怎样愚蠢地陷入困境。我并不宽恕自己：不管怎样，如果你是个侦察员，就应该有勇气正确地了解猛烈的饮料，并且坚持精确的定额，而不是碰运气。有些好人就是这样送命的！
  我这样仰躺着，用手指儿撑开肿起的眼皮来估计一下环境。在我旁边，还有两个人象虾儿一样在麦秸上爬来爬去，沙沙作响。是黄昏时分了。小窗子透进来的光线不够充足，根本不可能看清楚面容。这两个人在呻吟，无言地在受苦。不待说，他们也在上面挨了巴掌。但是应该谨慎地和他们谈谈。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另有使命在这儿的，这难道不可能吗？索洛伊德同志给我们解释过，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如果落进了魔爪，就应该防备。
  早晨醒来一看，果然，有一个已经不见了，而另一个，就是这个家伙，正喘着气，盘着瘦瘦的膝头坐在那儿，朝小窗户那边点着头，画着十字。当然，我尊重信教的心情，因此也不去打搅他。当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从宗教的讲话到通常的呻吟和抱怨命运时，我就问他了。他用看不起人的声调来回答，说是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在等死。的确，这时他咳嗽起来了，浑身抽搐。一幕苦痛的情景。
  这时，门打开了，伪警递给我们一人一杯水，一人一块面包。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块面包算是什么？一百公分。而这种面包译成俄语就是泥土，这里面为了开玩笑和作幌子，揉了点儿麸皮和燕麦。我的邻居拿到后说了声谢谢，并且有礼貌地问伪警说，今天是不是礼拜日？但那个家伙没有做声，粗鲁地随手把门砰的关上了。
  我插进去了，说今天不是礼拜日，是礼拜五。但他没有听。他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阵，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面包，自己的和我的一份都吞下了。他诉苦地瞧着我，大概在想，我会打他。当时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放了很久的荤油，我的应急粮来请他吃。“你不会嫌恶吧？”在搜查以后，这块荤油怎么留下来的呢？大概伪警在这块荤油上没有看出什么游击队的东西吧。但留下来了，这是事实。
  他吃了一部分荤油，几乎没有嚼，简直在享乐。而另一部分放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是美术家康斯特罗·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奇。”（我以前认为他是波兰人，从他的姓上看不见来。但是说话完全是俄语，不比我们支队里的一些讲师说得坏。）他问道：“你为什么事被牵连的呢？”
  反正掩饰也没有意思，我给他说明了，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没有说我是从游击队里来的，只说，我是从德寇俘虏营里和几个人一起逃出来的：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其余的同志都逃跑了，而我落到这样的命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对礼拜日感到兴趣？他回答说，礼拜日有汤喝。“这么说，您在这里已经好久了吗？”他答道，将近一个月了，但是当德国的预审人回来的时候，这种不痛快的事应该会解决的。这一点甚至使我起了反感。原来他对德寇还存着希望呢。
  后来我们更沉默了，但是过了三天，开始明白彼此地方是不必要的。只有当伪警每天送两回面包来的时候，应该格外地方他，也就是说提防这个小伙子。这时这位卡济米尔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怎的总以为我会把他头一次狼吞虎咽吃掉的那一份要回来。最近，我肚子也饿瘪了。我毕竟吃惯了游击队的伙食：不管是稀饭还是鲜鱼——总是游击队的吃食。你们记得，即使我们捱饿，也是各有不同的。我们这里大家都在一起，歌唱救了我们，而且总有些什么活儿干。而在那种条件下想什么呢：只有想过去的生活，想未来的死亡，或者是想饮食。这样我好象成了神经病：我和卡济米尔在记忆里回味着各式各样的菜。例如，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要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该多好，而我回答说，我母亲做的馅饼不坏，一普特面粉可以做十六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方面竞赛。
  卡济米尔毕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被捕。这个故事使我很惊奇，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美术家，他是具有天才的。战前他用粘土做了形形色色的美丽的塑像。他没有工资收入，要是给公园或坟墓做定货就有。他首先用粘土做好，然后由工人们做成模子来铸造。生活还是不太坏，能够养家活口。他以前住在尔沃夫，在食品涨价的时候，决定迁移到科维里。苏维埃政权虽然承认他是劳动知识分子，可是依我看来，他应该算是手工业者。他接到了定货，拿到了预支费就工作。这时德国人打来了，军队占领了科维里，任何正常生活都没有了。这个卡济米尔说，他从前就仇视法西斯分子，而现在收入完全没有了。他旁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自己连炉子都不会生。他的妻子更不成：没有仆人就寸步难行。据他对我说，他的仇恨是一言难尽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塑像很多，但没有人买，做新的就更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