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波布特连科深信，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司令员应该给部属作出个人的英勇精神和轻视死亡的榜样。有时侯，由于他在战斗中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战斗员——不是在指挥，而只是在打仗，也受过省委和我个人的批评。他越接近敌人，就变得越勇猛。他最高兴的是肉搏战，激烈的格斗。
  我能不能说，波布特连科的纪律性不够呢？
  如果把纪律当作是诚心诚意地、热烈地完成战斗命令的话，那他在进攻中是最守纪律的。
  但是当他必须控制自己或是制止别人的时候，当必须退却的时候，波布特连科便不擅长了。更正确地说，他办不到。
  “我承认，”他常对我说，“这是我的大缺点。我是只爱打架的公鸡……你要知道，我也会随机应变。也会退却，但是，唉，很难，我很难掌握这门科学。”
  如果在司令部里讨论未来的作战计划，波布特连科总是提出最勇敢的打击，并且十之八九是迎头痛击。当然，他懂得游击队必须既善于溜脱敌人，又善于作迂回运动，但这是不很合他的口味的……
  我们热爱波布特连科是由于他的白璧无瑕的诚实，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忠枕，他的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敢。
  波布特连科的牺牲经过，我在战争的末期遇到了参加七月六日战斗的诺维科夫、柯罗特科夫、卡普拉诺夫和其他的同志们以后才知道。
  波布特连科牺牲前几小时所照的一张相片被保存下来了。指挥员们在地图的旁边会商。波布特连科用铅笔指着这张地图在说什么。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听。他很镇静，所有的指挥员也都很镇静。
  但是他们在进行会议的营地遭受敌人的炮火轰击已经有两昼夜了。扫荡部队包围了切尔尼多夫联队，并且包围圈一天天在缩小。在这次会议上，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不是当夜突围，就是留在营地里决一死战。
  后来在基辅收到波布特连科最后的一张照片时，我长久地凝视着我那么熟悉的、珍贵的人的遗容。我认识他十年了。只知道他是从戈罗德年斯克党区委共青团鼓动工作中被提拔出来的，后来当了区委第一书记，在战前，同他一块儿在切尔尼多夫省委会里工作，但占领军来到乌克兰地区时，我们一起留在地下活动中，一起打了半年多游击。一张相片能够说明多少呢，而且又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那样的时候照的？但我看出了他那司令员的庄严、自信和果断。我在这张相片上看到的波布特连科，从我们道别那天起，从他对我说：“永别！”那天算起，已经分开了四个月。期间似乎不长，但是在游击的情况下，人员是很快地在增加着。
  在这四个月当中，支队在波布特连科的领导下，由四百人增长到一千二百人的游击联队。在这段时期中，切尔尼多夫联队在迫近前线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袭击，不止一次地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有几十个扫荡队曾被这个年青的联队所打垮，有二十多列军车曾被颠覆，并且这都是在行军中、在连续不断地袭击中所进行的！
  当然，相片是不会很确切地表达出一个人的内心的情绪的。同志们当天未必是那么镇静。在前一夜里，他们中间谁也没有睡过觉，而且人们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点过篝火了，也就是说，没有吃过热饭，甚至连开水也没有喝过。虽然那时已经是七月，但天天下着冷冰冰的大雨：所有的人都湿透了，冻僵了。
  据后来诺维科夫、雅列明科、柯罗特科夫和彼特里克讲，在这次会上，在其他的许多事情中间，还决定：在突围时，指挥部应该设在纵队的中心。省委会的同志们警告过波布特连科：“你不要往前冲，不要入迷！应该让各支队的指挥员们时时刻刻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波布特连科默不做声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就签署了命令。下午五点钟，所有的支队指挥员都接到了这道命令，而在晚上十点钟，黑夜来临时，纵队出动突破封锁线。
  头一队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当第二对开动时，敌人从两翼用机枪火力进行扫射。队伍发生了暂时的混乱，支持不住了，开始后退。正在这一刹那，波布特连科夹紧了踢马刺，向黑暗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疾驰而去。
  “前进呀！”他叫喊道。“为祖国……”这时就不再听到他的声音了。他被打死了，倒在自己的马腿下。
  现在，当我站切尔尼多夫的广场上，站在建立在他的坟墓上的纪念碑旁边时，我不能不激动，眼泪留不住了。可是我还是要说：他有的一些缺点是壮丽的、勇敢的，但总是些缺点，这点真没有法子！
  第四章　爆破手们
  科维里铁道枢纽站的铁道上的爆炸，是在德寇在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区展开攻势的那些日子开始的。我们的爆破手们出动去爆炸的那些铁道上，每昼夜开往前线的军车将近七十列。列车是精确地按照德国的调度员们拟定的图表，以每小时四十公里到五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的。
  从七月初开始，行车调度员的职能是归我们的联队司令部自己来掌握了。但是行车调度员的命令不是以签署的形式，甚至也不借助于色灯信号来下达给火车司机们的。我们的行车调度员——爆破手们借助地雷来“调整”铁道上的运输。不服从他们的军车，就会被炸翻。
  从初次发生两次爆炸的七月七日起，到八月一日止，在我们所管辖的铁道枢纽站上被炸毁、烧毁和部分破坏的有六十五列火车。运行的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二十五公里到三十公里。从此以后，晚上列车便停在一些大站过夜，由大批卫戌队来保卫，因此枢纽站和铁道全线上的运输能力急剧地减退了。
  在仓库里和车厢里积压了几十万吨准备运往德国去的粮食和其他食品。但更重要的，是给前线补充的人员，德国官兵们呆在车站上好几昼夜。载着弹药、坦克、大炮和其他军用品的列车停在许多待避线上，长久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开动。
  从八月开始，每天有将近十列的军车被炸毁。
  我们在切尔尼多夫土地上初次的大战引起了所有居民对我们的注意，给我们造成了声誉，激起了雄厚的人员的流入，这里的爆炸也如同我们在那里一样惊动了所有的人民。铁道上常常发生覆车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省。打敌人的列车引起了其他游击队的兴趣。“彼佳大叔”——苏联英雄布伦斯基——的联队的人员过去很少到铁道上去，而在八月里，他们也炸毁了好几列军车。科维里铁道枢纽站上的多次爆炸的回声，响彻了白俄罗斯的波列谢，响彻了日托米尔，响彻了布格河彼岸的波兰。这时四面八方的人向我们这里涌来了。有独自来的，有脱逃的俘虏成群结队来的，有整个支队前来加入我们联队的。并且所有的人，绝对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铁道上的这样或那样的行动。
  游击队员们中间开始发生那个或这个铁道区段是属于谁的争论，还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前，在基维尔－雷卡区里配置着麦德维捷夫的支队。现在巴利茨基到那里去了，他可以说是我们最勇猛的爆破手。麦德维捷夫的游击队员们称麦德维捷夫是“抓德国将军的能手”，需要安静。他来拜会巴利茨基，并且说，你们应该从这里迁走，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占领了。他说，如果你们要反对，如果我在铁道的进路上看到你们的人员带着炸药和其他“乐器”，请原谅，我要采取自己措施。
  “彼佳大叔”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在他的支队所配置的地区里，所有的村庄、镇市、所有的道路，不管是铁道也好，公路也好，一句话，不管是动产和不动产，包括敌人的官兵在那，他都是个主人。这么一来，如果我们在“他的”领域内袭击德寇的司令部，他也会叫嚣起来。
  不久，我们同麦德维捷夫和“彼佳大叔”都和解了——固然，不是没有中央司令部的干预的。
  八月里，当我作检查性的巡察，就是到自己的各个大队里去视察的那些日子，罗文斯克联队的司令员别格马、他的政委基齐亚，还有他们司令部里的一些人到洛勃诺耶我们这里来了，等了好久才走。他们请求转告我和德鲁日宁，邀我们去做客。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联队和支队的指挥员们并不那么经常有机会碰面，当然很高兴有这种机会。接受了华西里·安德列耶维奇的邀请，我和德鲁日宁一获得时间就动身到他那里去了。
  他们十分热烈地欢迎我们，盛宴款待，带我们熟识了一下营地，介绍同各支队的指挥员相识。还给我介绍了跟我同姓的大队指挥员伊凡·菲里普波维奇·费多罗夫（他们叫他罗文斯克的费多罗夫）。而这位我的同姓人，在相当友好的亲切的一般谈话中，开始转弯抹角地说，这件事不妥当，你们的弟兄们在欺负我们。
  “怎么回事，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
  “噢，您要知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你们的爆破手们钻到我们的路线上来了。”
  我答道：“在哪里发现敌人，在哪里认为方便，我们曾经打过，现在在打，将来也要打！”
  别格马微微一笑（他平常就是个和蔼恳切的、很有礼貌的人）反驳道：“不管怎样，你是被派到沃伦省，我是被派到罗文斯克省，并不是到哪里都行的。这就是说，其中有不同之处。也许，你明天干脆想转移到我们这里来吧？”
  “假如情况需要的话……”
  “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设想一下吧——假如敌人用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来压逼我们呢。”
  “那当然。到那时我们会带着敬爱的心意欢迎你，并且将在一起打仗。而在现有的情况下，你应该尊重同姓人的权利。”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华西里·安德列耶维奇，但我想，我们不会打起来的……顺便说说，您和我的同姓人所说的那个区，似乎根本不在罗文斯克省里。让咱们拿地图来看看。”
  “来，”他请副官说，“叫一声格里戈列耶夫上校！他跑到哪里去了？”
  副官跑去了。他回来报告说，没有找到格里戈列耶夫上校。
  “听说，他上夏伯阳支队去了。”
  “奇怪事，”别格马说，“他怎么忽然想到那里去了？啊，等一等……等一等……你是不是那位费多罗夫？……噢，当然就是你喽！我想起来了。格里戈列耶夫有一次对我讲过，他在战争初期，同费多罗夫在一起组织过一个游击队。你，也就是说那个费多罗夫，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似乎是亲眼看见的，并且企图搭救你……结果好象是你在他的手中断了气。”
  “你瞧，天下还有这等事。我活着！并且还打算活下去呢。”
  我怎么也预料不到，别格马的参谋长就是那位炮兵团长格里戈列耶夫上校，他跟我在一起组织过队伍，而后来带着我的冲锋枪不知上哪儿去了。他现在避免和我见面，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在别格马那里作了三天客。直到第三天我才见到了这位格里戈列耶夫。
  这不是一次使人愉快的会面。他是个军人，善于隐藏心中的不安，可是由他脸上的表情，还是看得出他看见我活着感到多么遗憾。彼此自我介绍了一下。
  “格里戈列耶夫上校！”
  “费多罗夫将军！”
  在这当儿，老实说，我是感到特别愉快。
  “您怎么啦？！”我问道。“嗳？请您回答我，我问您，您那时是怎样向德寇投降的？”
  他带着沉着的傲慢无理答道：“我没有必要向您作报告……”
  “不，您瞧瞧它吧！……”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到手枪边。
  “慢着，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别格马用平静的、通常的语调对我说，并且用自己温软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我们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同志们，坐下吧，您也坐下，格里戈列耶夫同志。”
  大家坐下了。我是那样的愤怒。他在头几分钟里说的话的意思，我简直弄不清楚，他说：“……这时，您明白吗，德寇的机器脚踏车兵来了。向后退到您那里，没有通路。我试试跑到另一边去。被他们发现了，包围了上来。冲锋枪打不响。完了。被俘了……往后，说来话长，您也不会想听下去……”
  “不，不，继续说下去吧。”别格马说。
  “好吧，往后我当了联队司令员，别格马同志，我全部给您讲过了。这些事实都已经调查过了。勃伦斯基支队的人员都知道。我是被俘后逃出来的，找到了好人，被藏匿了起来。后来在面包作坊里安身，当了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