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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斯维特尼茨基老爷要挨饿呢？”
  “他是那么一个缺乏适应能力的人，他不善于偷窃。”
  “那么这处庄园到底是谁的呢？”
  “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但是您要知道，大行政区长官的代表把所有的东西，直到最后的一只小鸡，都给登记上财产清单了。我们没有权利，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没有权利去拿任何东西。每一头猪、马、牛身上都画上丁字形的记号，每一只鸡、鸭都挂着金属的号牌。如果缺了数，马上给押进‘盖世太保’……老爷打发我来，或许，您会同意对我们的庄园进行一次小小的袭击吗？我们的猪养得很肥，牛也养得很好，还有些小牛……啊，完全不大的袭击，朝天开开枪就行……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你们，可是你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点儿。给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留下一点儿……”
  我们决定把这个古怪人在营地里留一天，而明天，如果不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派一个游击小队跟他到庄园去。我对值日员眨了眨眼睛，当然，他是懂得应该让我们的客人松松舌头的。
  “你给这位‘无产阶级’吃些东西，”我命令道，“然后把事情弄个清楚。”
  老爷的使者千恩万谢，叫着圣母和耶酥来作见证人，把我称作“神圣的老爷”。
  “老爷请，老爷请，”他从我跟前退着走，连连鞠着躬，重复说。　　我后来从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他在吃饭前喝了一杯土烧酒，刹那间就醉了，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原来他是俄罗斯人，叫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年纪五十五岁，在斯维特尼茨基老爷那里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差。他自己是从日托米尔附近来的。革命前斯维特尼茨基在那儿有个庄园。
  又喝了一点儿，他大哭起来了，开始为自己走狗式的命运诉苦：“不久到处会是苏维埃。地主都会被打死。圣母啊，而我们当差的将来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当差的很多很多，有几百万。在英国，我可以用耶酥的名义来发誓，仆人比农民还要多。再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只会端进来，拿出去，带着小桌布站在那里，当人家骂我们甚至打我们的时候，默不做声……”
  没有引起游击队员的同情，他住嘴了，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以我们的侦察副队长伊里亚·萨马尔琴科为首的冲锋枪队同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出发到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庄园里去了。老爷本人和他的家属在游击队袭击时预先躲了起来。雇农们欢迎游击队，他们从牲畜栏里赶出来好几条猪，牵来了六头牛、三匹马。
  “您不是说，”萨马尔琴科向阿尔法纳谢依说，“你们这儿家畜多得很吗？……”
  他只耸了耸肩，并且总是恳求：＇开枪呀，请老爷们开枪呀，朝天开枪呀！＇他并且央求游击队员哪怕把牲畜栏放火烧掉都行。＇否则，德寇会不相信……＇
  萨马尔琴科拒绝放火。当我们的冲锋枪手们走进森林五十来公尺的时候，风儿带来了烟味：斯维特尼茨基的佣仆们自己放火把牲畜栏烧了。
  白天是炎热的、寂静的、安定的。游击队员们在建筑一个个地下室，在森林的草场上割草，而这一切都做得不慌不忙。可以感到，这样的工作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节日，都是种乐趣。甚至快要离开这儿的人，也锯着树，砍着树枝，给司令部和军医院的房屋　搬运圆木顶。他们已准许休息，你瞧他们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休息了。对游击队员和士兵们来说，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大的欢乐和真正的休息。
  鸟儿的啁啾声，微微的风，树叶的沙沙声，在厨房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轻轻的歌声——这一切造成了和平的错觉。我觉得，碰见一个光着脚的女人，穿着花绸衫，用扁担跳着了只水桶。由于出乎意外，我甚至站定了——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人呀？原来这是马露霞……
  “你在哪里搞来这样一件长衫呀？”我问。
  “难道说不好吗？”她笑着说。
  “不，根本就不坏。不习惯腌了……大概又轻便，又惬意吧，是不是？”
  “很惬意……我这件长衫是在战争刚爆发时做的。在切尔尼多夫只穿过一回。随身带来了，不知道您信不信，两年里这是头一次上身……真不错！”她叫了起来，并且开始露出了笑容。
  整整这一天，我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我所碰到的人大多数都拿着斧头、锯子、水桶、手风琴。有人可能以为来到森林里的并不是游击队员，而是些移民。
  晚上，有人给我的帐篷里送来了新鲜的、才晒燥的干草。很大的干电池灯，可能是铁路上用的，放在角落里。它的光线从雪白的降落伞绸的帐篷上反映着。在帐篷入口的上方挂着枞树的桠枝。我躺下身去，松了腰带，解开了军装上衣的领口，反而感到惭愧了：我是那么自在，那么舒服啊。
  我躺在那里沉思默想。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钟了。突然听到引擎的轰轰声，一双手伸向灯前，想把它熄了。但立刻想到，这是咱们的飞机：我们已经由无线电预先得到通知，说是今天会飞来。“啊哈，真可惜，”我心里想，“飞机场还没有造好呢。”我跳了起来，向一些篝火走去，边走边扣上了领口。篝火离开我们营地有两公里，游击队员们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前呼后应着向它们奔去。当我走到篝火跟前时，我们头顶上已经悬挂着许多带有口袋的小降落伞。
  过了一小时，我又躺在自己的帐篷里了：把灯移近些，拿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自己面前；信封上是我十七岁的大女儿尼娜亲笔写的地址。我久久没有拆开这个信封，总是翻来覆去地细瞧着它，瞧着邮戳，又瞧着盖在上面的代替邮票的‘军邮’字样。在邮戳上我又看到了“奥尔斯克”和日期。这封信是从一个遥远的、靠近乌拉尔的城市里寄给我的，一共走了五天。
  这个信封在我手里转了好久——我在体会着欢乐的滋味。然后在干草堆里摸了一根又细又硬的朝茎，拿来扎穿了信封，开始小心翼翼地裁开。信封里掉出来一张我的小女儿——五岁的伊丽娜的照片，照得很不好，是业务照相者照的。和照片一起掉下来的是一张单独地折叠起来的信纸。我翻开信纸，看到了很大的、占四分之一篇幅的歪歪斜斜的字迹：“爸爸在射击法西斯强盗”。下面贴着一张图画，画着一个不知对谁瞄准着的猎人，在反面，贴着一幅抱上剪下来的希特勒的漫画像——原来这个猎人就瞄准着他！
  大女儿尼娜写道，她继续在军火厂里工作。关于自己的生活，她讲得很少，大部分是责备我，说我欺骗了她。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是去年秋天，她要求我带她来：她想当游击队员。我那时开着玩笑说，回到部队以后就寄请帖给她。原来她认真把我的话接受了——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她经常到工厂的打靶场去，用步枪联系射击。
  第二个女儿马依亚报告说，考试都得了四分和风细雨五分，升入六年级了。“亲爱的爸爸，请您原谅，我写得很简短，因为明天早晨要动身到少先营去。我们的营地将在森林里，我们已经讲好，一定要玩游击队员的游戏。我所有的女朋友都知道你是苏联英雄。我们这儿有个叫瓦夏的男孩子——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我给定他粘了用麻屑做的胡子。他将在我们这里扮演费多罗夫……”
  我的爱人叙述了家庭的日常生活。她现在凭证按期领款了，并且编定在一家很好的食品店买食用品。一般说来，现在食品开始发得多些了，食物购买券完全保证有货物的，根本不象去年那样了。她有说到孩子们冬季她们得了什么病，她们的品行如何，还写了一些思乡的话；她写得不多，因为相信很快就会回到切尔尼多夫去了。
  所有的信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感到这种平安并不是装模作样的，并不是她们想法来鼓励“爸爸”。这些信的日常性，对我来讲，可说是最大的欣慰。
  当然，疏散者住得也很挤，穿着也不太好，并且时常吃不饱。但是要知道我们不得不使用困难的、不响亮的“疏散者”这个词儿，因为旧俄罗斯的“难民”这个词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不适当了。这个旧词儿使人联想到混乱的人群、棚子、尘埃、泥泞、传染病和霍乱、孩子和妇女们的穷困和‘看基督面上’的救济。
  而我们，我和我的联队的所有的同志，虽然我们的家属都已经疏散，可是都知道，并且心里感到，在那里遥远的苏联大后方，我们的亲人不会听任命运摆布，会有人照顾她们——既使她们温饱，也给孩子们受教育。
  自然，我的家属起初遭受过困难，甚至遭受过很大的困难。在头几个月里，那时我们和莫斯科还没有无线电联络，我的家属没有拿到什么津贴。从第二年的夏季开始，游击队指挥员就跟红军军官受到同等待遇，他们的家属开始收到军属证，而普通游击队员的家属也收到了国家的补助金。
  我看了很久，而且在那一夜翻来覆去看着这封亲人们的来信，就这样手里捏着信封睡着了。我现在还记起，我梦见了一大钵子热气腾腾的荞麦粥，我好像年纪还小，拿勺子去舀粥，我的其他表兄弟、表姐妹们——领航员科内依的干儿女们——也用各自的勺子去舀粥。而我们这位爸爸马克西姆·特罗菲莫维奇自己，却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带着鱼腥和德涅泊河风味的短外衣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咧着嘴幸福地笑着……
  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说，德寇不仅在柳别绍夫，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而且甚至在科维里和卢茨克，都在匆匆忙忙地补充卫戌部队，加强防线。这就是说，侵略者上了我们的当了。显然，他们认为我们在集中兵力去进攻城市和区中心。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一些大队为了在铁道干线上展开战斗活动已经散开了。当然，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悄悄地行军。但德寇还是看出了点什么而惊慌起来，把所有的卫戌部队列入紧急状态，铁道上的军队数量从每一百公里一个连增加的一个营。侵略者派遣自己的帮凶——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帮、宾捷罗夫分子和布里巴什分子来迎击我们的队伍，暂时使他们脱离基本“活动”——蹂躏波兰的劳动居民。
  第三大队的指挥员彼特罗·安德列耶维奇·马尔科夫从中途回来向我报告，他时常得以赶散埋伏起来反对游击队的匪帮。他在自己的一个报告中说到这样一件事。从队伍要经过的一座大村庄里派来了一个带着最后通牒的小男孩，它是由几百个宾捷罗夫分子的队长名叫加依达科因的家伙签署的。
  他要求“游击队－莫斯加列”②不许接近村庄近于五百公尺，不然的话，就要开大炮和重迫击炮。但是小男孩带来这份文件的同时，又递给大队指挥员另一封由五个农民签名的请求进入村庄、赶走匪帮的信。
  【　②革命前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莫斯科政府的代表和士兵的蔑称。】
  农民们在自己的信里报告说，在两个月以前，有一股以加依达因科为首的二十多人的匪帮，装备着步枪和手榴弹，在村里占据了几所比较好的房子。匪徒们自称是“乌克兰游击队”，答应给居民防御德寇，不让采办员和扫荡队进庄。从此，侵略者果然没有在村庄里出现，但是加依达因科的喽罗们抢掠人民比侵略者还厉害。大部分被没收的财产、粮食、家畜，都给他们运走了，说是交给“游击司令部”去。但这是谎话，因为所有抢走的东西都用直接的方法落进了德寇的仓库。
  信里同时报告说，匪帮把全部年纪在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子都征发了，用木棍、草耙、大叉武装起来，还发给他们洋铁的三叉　帽徽。加依达因科还带领他们上战斗课程，唆使农民去反对波兰人：“抢哪，烧哪，杀光所有的人哪！”
  “……但是这个加依达因科不去触犯那些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波兰老爷和地主，因为他们有德寇在保护……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吧，不用害怕——加依达因科匪帮什么大炮和迫击炮都没有，他自己坐在那里发抖呢……”
  不待说，马尔科夫的游击队员进入了村庄。匪徒们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在十五分钟的战斗中，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据点”，到处乱窜。居民们，其中包括被匪徒征发去的大多数群众都热烈地欢迎游击队。
  但并非经常是那么轻易对付的。有些大队在到达目的地的途中曾经进行了战斗。巴利茨基报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