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勃诺耶应该变成我们长期居留的地方。更正确地说，不是洛勃诺耶村的本身，而是它的周围的地区——斯托霍德和斯提里两河的中间地带。这两条河今后要变成我们游击边区的防御线。靠近洛勃诺耶将要设计司令部和警卫大队，而其他的大队，象在萨布罗夫那里一样，远远地分散开来……
  萨布罗夫的战术是各个大队配置在离司令部七十公里到一百公里的距离上，它给我们　提示了新战术。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另一种的……甚至促使我们分散自己的大队的原因也是另一种的。
  还在波罗夫，在和柯罗特琴科、斯特罗卡奇、斯塔里诺夫等同志开会以后，我们明白了突袭的战术不会带来应有的效果。在我们出动袭击的时候，还没有最后确定要怎样行动。所以在路上还在考虑和商议，常有许多草案被否决。有一次德鲁日宁和尔凡诺夫带着地图来找我。
  “你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们用三角形表示了司令部的所在地，而用那些圆圈儿表示了我们的那些大队和爆破分队的经常被找到的地点。每个大队负责一条新干线。”
  “那么怎样取得联系呢？”
  “用无线电。马斯拉科夫保证经常有双方的联系。用无线电话……采用这种战术，”德鲁日宁热烈地说：“所有的铁道支线都将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瞧，科维里是在中心，它会和外界隔绝联络……”
  “如果发生了大战呢？如果敌人集中了巨大的兵力呢？”
  “这一点早已估计到啦，这些兵力总得要运来的。然而在这样配置大队的情况下，所有的公路也象铁道一样都在我们经常的监视之下。在德寇抽调很大的后备军以前，我们会早已完全知道，并且来得及准备！”
  按照德鲁日宁、尔凡诺夫的计划是每个大队负责监视长达一百六十公里至二百公里的铁道区段。各爆破队在本区段的范围内每次都要到新的地点去安设定时地雷。
  “此外，每个大队是组织侦察的中心，也是群众中间的政治工作的中心，”德鲁日宁继续说。“我们给各个大队的党组织以建立党、团地下区委、支部和抵抗小组的任务。它们和当地的支队建立起联系……在切尔尼多夫省里，我们就等于在家里，知道所有的区，并且预先派了人到那里去。而在这里，我们应该重新来了解、组织和研究……”
  这个建议是吸引人心的。我考虑了一会儿，觉得要使科维里铁道枢纽站的所有铁道线处于游击队的经常控制之下，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
  一切都清楚了：如果司令部要有成效地领导作战，打算持续好几个月，就应该把它安置在距离铁道很远的地方，并且组织起附属的军医院、飞机场、报社和印刷厂、无线电台、经常的爆破训练学校。要把联队的弹药和武器库集中在这里……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我们是在一个暖和的月夜到达的。司令部的车辆停在广宽的、没有割过的林中草地上。记得我跳下自己那匹亚当时，稠密的、丰美的青草直到我的膝盖，附近连一条小路都没有，前面只有我们的先锋队踏过的暗黑的脚迹。但是我们一停下来，四周就沸腾起来，热闹起来。只经过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司令部附近的草地就给几百双脚踏平了。到处升起了降落伞做的帐篷，听到了斧声，碰响了水桶，弥漫了篝火的烟雾。纵队的后尾还没有到，而在司令部的帐篷里，木匠已经钉好一张大桌子，放好一些板凳。尔凡诺夫已经把自己的大地图摊开口在桌子上，而巴利茨基和雷先科已经在争论谁的支队有更大的权力驻扎在小河边……
  所有的人，指挥员们也好，普通的游击落队员也好，都知道袭击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到了定居的地点。既然是这样，老游击队员们就忙着给自己的中队、给自己的分队寻找扎营的地点要比较干燥而又近水的；比较高一些而又要敌机瞧不出来的；比较平坦一些而又要棚子或帐篷不受风刮的……
  这时尔凡诺夫突然下了个命令：“按行军的方式安排。不用挖掘地下室，只给伤员和病员们设立帐篷……全体在一小时以后睡下！”
  大家遵令睡觉的本事是极好的。当然，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睡觉，而是那些应该睡的、不值班的、不出去侦察的、没有紧急任务的人睡觉。但是那些可以睡觉的人得到了这样的命令，立刻就执行了。谈话说了半句就中止，连晚饭没吃饱都搁下。要知道这种命令意味着前面有工作摆着，说不定大家随时就要起身。
  半夜一点钟光景，我们的队伍已经睡着了，而在司令部的帐篷里，沃伦省党的地下省委第一次在自己的领土上召开了会议。
  被邀请来开会的有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委。
  早在公布命令以前，我们就决定首先在省委会会议上讨论讨论新战术和新任务。
  对大多数指挥员来说，这位参谋长的通知是出乎意外的。但是新战术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意见。
  大队的指挥员们当然懂得：他们一方面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一方面也就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我们的指挥员们勇于负责，众口称誉。固然，我们的中队指挥员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相当激烈地表示了自己的顾虑：
  “同志们，这里是不是有错误呢？还记得我们是怎样为合并、为庞大的队伍而斗争吗？如今又要解体，分散力量，特别是在我们不大熟悉的省里。在哪儿联系呢？有人说，用无线电。如果上级斥责，那我在收音机里听起来就等于耳边风。并且任何人都会这样。而交换经验呢？但主要的还在我们是个强大的集体。这是可以自豪的。将来怎样呢？不会东分西散，张惶失措吗？……”
  比沙拉勃的好朋友和同道者斯克伦尼克谈起了另一个极端。他如果有可能，大概就会给比沙拉勃打个无线电报：“我们的思想战胜了，乌拉！”
  “我欢迎，并且支持！”斯克伦尼克大喜道。“早就应该这样做。此外，我还认为大队应该按照它们建立支队时的地区来选配成科留可夫卡大队、列依明塔罗夫卡大队、霍尔梅大队。如果这个拳头是由自己早已相识的人们组成的，那永远不会落空，但是却不能收容任何外来人。”
  他讲了好久，甚至建议取消司令部，取消联队本身和党省委。他说，让大队直接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来行动吧。
  我们不得不对阿夫可先齐耶夫和斯克伦尼克解释，谁也没有打算撤消联队、撤消统一的组织、撤消党省委会和司令部。并且，理所当然，要实现领导，不仅是借助于无线电。联队的司令官、政委、参谋长都要经常巡视大队。要从这里，从全体的中心策划全部的工作。
  省委认为新战术是正确的。在讨论省委和在新的条件下的工作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和某些同志辩论一下，它是要成为沃伦省党的地下省委呢，还是只带着这个名称而去执行第００１５部队党支部委员会的任务。
  若是按照我的爆破工作方面的新助手耶戈罗夫大尉在省委会议上所讲的话说来，他认为我们被派到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截断铁道交通。换句话说就是：爆破手们埋地雷，爆破铁道路基，翻毁军车；而其余的一切都是辅助力量。他们，这些其余的人，应该保卫爆破手们：供应他们炸药、地雷、武器、粮食、被服；给他们准备后备队；在休息时使他们开心，而上级的同志们进行教育。
  我问耶戈罗夫，他是不是认为我们是在铁道上生产和爆炸的企业；并且据他看来，是不是这个“企业”中辅助力量和人员太多了，只是在提高成本，因为不是经常在促进生产过程。
  “费多罗夫同志，您过甚其词了。”
  “是的，我在夸大其词。夸大往往帮助我们看到错误，理解错误，克服错误。”
  军事上的任务是重要的，很重要的，并且在这个阶段中，毫无疑问，这是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当中的最主要的。但是假若我们狭隘地、琐碎地来讨论它，那就解决不了这个任务。因此我们退出了产生我们联队的地区，甚至因此它现在正式叫做军队，不再叫做游击队了。要是一个游击队和人民失去联系，不依靠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不从人民当中吸取后备人员，这样的游击队是不会有成就的。
  德鲁日宁发言了，他说：“党的省委一来到这里，就负起这一省的责任。我们对党、对苏维埃人民负责组织全省所有的爱国力量。凡是有我们人员的地方，都建立起地下的党、团区委，乡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都复活抵抗小组，而在每一个邻近我们活动地区的村庄里都有自己的活动分子、都有秘密住所、联络员——这就是地下工作。并且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管是什么游击事业：侦察员和卫生员，机枪手和反坦克手，都要做这项工作。不让爆破手们以为省委解除他们和人民进行的工作，免除他们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地下活动的工作。”
  联队通信队队长马斯拉科夫建议用无线电器材装备邻近我们的各居民点。
  “这件事怎样能实现呢？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装备几架简单的收音机。联队的广播中心将在一定时间里播放苏联情报部的通报，而且每昼夜至少两次。我们在村庄里的人员将收听这些通报，把它记下来在人民中间散播。对中央的汇报，似乎应该补充本省的汇报，这里面有居民讲的关于游击队的工作、关于战斗、关于我们的爆破手们的成就，以及关于当地地下组织的活动。”
  接着我们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例如给秘密住所和森林里的接头地点编制一些暗号和答语。
  看来，工作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知道同志们有时粗枝大叶地对待这些工作。有一个地下组织编制了这样的暗号：“你上哪儿去？”对这句话应该有这样的答语：“从过去的尸灰里来，到美好的未来去。”这样的谈话会使每一个从旁听到的人警觉起来。
  暗号应该是容易记住的，要简单明了，不引起好奇者的注意。但是，这一点当然还不够。例如下面这两句不太难记的暗号和答语：“您在科维里住过吗？”——“不，我没有在科维里住过！”任何一个人，根本不是组织的成员，假如他没有在科维里住过，都会这样回答。
  黎明时，我们还在编制暗号和答语。
  太阳光已经照透了树木的簇叶，鸟儿已经唧唧喳喳，营地醒来了，这时联队值日员附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将军同志，这里有一个从‘庄园’①来的雇农，他说是有任务来的，想要跟司令官本人谈话。”
  【　①革命前白俄罗斯、立陶宛、东乌克兰等地的地主的小庄园。】
  “你们检查过他吗？”我问。
  “这方面没有问题。他是个赤手空拳的人，并且从外表看来是个毫无危险的人。总之，他可以信任得过。”
  “那么他为什么不相信你们呢？是不是你们不使他相信呢？”
  这个人物的确是很奇异的——一个服装相当古怪的中年人：穿着一套城市式样的西装，破破烂烂、有些地方已经打过补丁，套着一双不知为什么用黑鞋油涂过的草鞋。他脱下帽子，踏着畏缩的、拖　的步子向我走近，好像怕人家马上就会打他似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他很快地弯下身子去吻了它一下。这是那么出乎意料，而且令人很不愉快，他完全把我窘住了。
  他理解到犯了错误，就脸红了。
  “请老爷……”
  “您干么发抖？我不明白，您怎么下决心到我们这儿来的？”
  “将军老爷生气了吗？”
  “我没有生气，您说吧，您想要什么？您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庄园里来的。离这儿十五公里。”
  “您在他那里是干什么的？”
  “我是无产阶级，将军老爷，被压迫的……”
  “他是被人暗地里用袋子打伤的，”中队指挥员卡尔普沙在同志们哈哈大笑声中说。
  “……我是除了自己的锁链以外没有什么可失落的那种人，”斯特维尼茨基老爷的使者一本正经地继续说。
  “噢，干么您忸忸捏捏不直说呢……你们为什么把他带来见我？”我有点儿恼火地问值日员道。
  “斯维特尼茨基老爷和我们——他的全体职工都向您请求。问题是我们在庄园里饿得完全绝望了。庄园的主人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捱了饿。我们既有猪——三十四头，又有牛——十九头，还有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