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从一所民房里冲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面哭，一面喊：“救命哪！”
  她后面追出来一个老头儿，尽力安慰着她：“安静点儿吧，谢明诺夫娜。这是我们的人哪，是游击队员哪。走，到司令员那里去，他会把问题弄清楚的。”
  从那所民房里又走出来两个我们的弟兄。他们也在叫喊：“走，走，到司令员那里去。看看你们是些什么东西！你们瞧，她们屋子的墙壁上挂着的是什么。”
  弟兄们打开了一大幅华丽的宣传画。在开花的紫丁香的背景上画着两个年青的乌克兰人——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穿着新衣服，愉快地微笑着。而在下边有一段口号：“乌克兰的青年们！德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在等你们去工作。每一个到德国去的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口粮，结实、美观的服装。你们会得到机师、钳工、女织工的专门职业。你们会看到许多欧洲城市，你们会看到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你们会住在舒适、清洁的房间里……志愿报名参加劳动队，动身到德国去吧！”
  那位大娘狂暴地冲到米沙·尼斯捷连科跟前：“把画还给我！司令员同志，请您命令他把画还给我！”
  她眼眶里含着泪水说，她的女儿被德国人抓去了，丈夫在红军里，而兄弟在‘盖世太保’机关里受审时被打死了。
  “瞧，她就是我的女儿！”大娘指着那幅宣传画说。
  她解释了很久，说她没有女儿的相片，而这张画使她想起了女儿。
  “您读过这段口号了吗？知道这儿写的是什么吗？”
  “没有呀，”老头儿说。”“她哪里会知道？我们农庄里连一个识字的人也没有。”
  巴利茨基高声地念着宣传画下面的话。大娘在哭着。
  “我的杜霞并不是志愿去的。士兵们把她的双手捆起，用脚踢进汽车里去……把这幅画还给我，而把下面写的东西裁下来你们留着吧。”
  听到吵闹声，跑来了许多农民。我们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侵略者出版这样的宣传画为的是欺骗人民。
  “指挥员老爷，能不能给我读一下杜霞从德国写给我的信呢？”我们的弟兄们在她那里找到宣传画的那个大娘突然问道。
  她跑进房里去，拿出来一张画着一个天使的明信片，那天使是一位穿着长衫的、正在祝福的金发小姑娘。
  “亲爱的妈妈！”杜霞写道。“我住在德国别名叫缪兴的城市里，真象在天堂里以后。我穿的衣服，完全象这张明信片上的姑娘，只是胸前、背上都有花边。这是为了风凉。而给我们的面包，是用雪白雪白的、象斯捷潘大叔有许多的那种面粉做的。”
  老头儿明白了：“斯捷潘大叔，就是我。我有许多锯屑和刨花，我是个木匠。”
  “我睡在鸭绒褥子上，就象瓦西利亚所有的那种带着环儿和链子的一样……”
  “瓦西利亚是我们集体农庄的公牛，”老头儿解释道。
  我们在到科维里区去的路上的一些村庄里，读到了许多这样为避免德国人检查而比喻的、掩饰起来的信。
  ……夜里，经由我们自己的游击队员们架设的桥梁渡过了戈雷尼河。一昼夜以前，我们就派了以破坏工作联队新任副指挥员耶戈罗夫同志为首的一小队工兵和爆破手到这里来。这个小队在二十四小时中造成了这样的一座桥梁，甚至连重型坦克都可以从桥面上通过。维柳尼村的居民帮了忙，把德寇卸在路边的木材运到河沿来。侵略者为了使游击队员难于接近铁道线，在路基两旁砍伐了五十公尺至八十公尺的树林。德寇真想不到砍下来的树木会给游击队员利用！顺便说说，他们离开我们的桥梁总共只有三公里，在比亚拉车站上。那里驻扎着大股卫戌队，却没有敢来阻挡我们渡河。
  走近德雷尼农庄时，我们听到了音乐：手风琴、竖笛，还有小鼓。这是农庄居民在举行婚礼。但奇怪的事情是，在婚礼中只有一些老头儿。
  “年青的都上哪儿去了？”游击队员们问。
  原来有人送来了消息，说是德寇快来到农庄，青年们便躲到林子里去了。
  知道开进农庄的是游击队以后，他们就从林子里回来了：新郎十九岁，而新娘是十七岁。
  我们的经济工作的首长分出了一些盘子、刀叉、两个枕头、一条被头、附加上一公斤半的食盐——在这里食盐是很贵重的东西——又从医院的储藏品中拿出了一条巧克力糖和好几公升酒精来给新夫妇作贺礼。
  向青年们道了喜，喝了一点儿酒，就开始闹房。
  可是我们不能开心得太久。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给我们从比亚拉到洛勃诺耶的全程当向导的是个外表端庄而安静的老汉。我说他安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迟钝，他的行动是迅速的，走得很快，而且走路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儿声息。他迅速地行动并不影响到给人家端庄的印象。雪白的胡须、颜色褪得几乎发白的土布褂子、用树皮编成的淡颜色的腰带、干干净净的草鞋：两双备用的挂在腰带上。绯红的脸色，小小的眼睛，但不是阴沉的，而是快乐的，看样子，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并且，当他听你说话的时候，就象鸟儿一样低着头，等着——立刻会使着眼色说：“我呀，我亲爱的，老早就经过这一切了！”
  然而说起来他的年纪可并不那么大，五十出头一点。使他变成老汉的只是白头发，还有可以说是穿衣服的方式。有一次佛玛怀疑起自己给队伍带的路是不是正确，不到两分钟，就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松树。有风，树顶摇摇摆摆，而佛玛用一只手支着身子，另一只手遮着上额，细看着远方。他下来得更快，好像是顺着树干滑下来的，抖了抖衣服，就迈着自己的轻软的步子走去了。
  “靴子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又沉重，又磨脚。再说买靴子要花多少钱哪！我年青的时候，也曾梦想过穿上靴子和城市式样的西装。可是当我理智清醒的时候，就理解到穿靴子并没有什么好处。草鞋和毡靴才是好鞋子！我真想甚至叫士兵也都穿草鞋呢：又轻巧，又便宜！”然后用手掌捂在嘴上，大声地唧唧嚓嚓补充道：“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钱买鞋子……”
  “佛玛，你的家在哪里？”游击队员们问。
  他带着微笑平静地回答道：“母亲死了，父亲在革命中被白匪打死了。接着波兰地主们来了。我日夜不息地工作，但老是没有钱，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枕头。做好了枕头套，但是二十五年来，我没有积起足够的羽毛来装满一只枕头，什么样的姑娘会跟我在干草上睡觉呢？我没有家，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样倒也轻松些。我喜欢轻松的生活！”
  “佛玛，你想过要结婚吗？有自己的孩子吗？”
  “唉，谁不愿意有孩子呀！只不过我没有能够挣得钱来买枕头，买房子——一九二零年布琼尼走过的时候，他的政治委员们对老乡们讲过：‘等着吧，你们这里很快就会成立苏维埃政权——那是穷人和雇农的幸福。’那时我就想了：来了苏维埃政权我就结婚！”
  “佛玛，你没有听到过红军正在进攻，在全力追赶德国人，马上要到这里来吗？现在他们就要永远建立苏维埃政权了。”
  “这太好了。那时我可能得到房子吧。那时我就结婚！”
  “你已经是老头儿了，佛玛。”
  “不。我不老。虽然我白了头，身体却很结实。我保养得好！”
  就是这个佛玛·多夫日克，现在在叫我跟他谈话。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儿惶惑和焦急。他并不是因为跟首长面谈而不安。在行军中，我们闲聊过好几次，他已经和我相熟了。
  “将军老爷，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件事……”
  “我已经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什么老爷！”
  “好吧，将军同志……我要……”他小心地四面观望了一下，看看有人听到没有，然后摇了摇手，但也没有马上就开口。“这是我一辈子里的第一次，在自己的一辈子里，我从来既不象地主们那样，也不象那些村长、警察们那样告发过人家……而现在我想，我想，我对自己说：‘佛玛，这是你的首长，你的政权，这样你就不会成为告密者，而是个人民的保卫者！’我这样说服着自己，可是心里总过不去……”
  我体会到事情可能的确是很重要的。佛玛是本地人，很可能他认识的那些叛徒们中有人钻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而现在由于拘谨，并且曲解了高尚性的缘故，他不把这个敌人的特务人员报告我。
  “这么一来，佛玛，间谍带着炸弹或者刀子溜过来——你也会感情用事和叹气了，是这样吗？你会等到敌人探明了我们的计划，而且把我们完全消灭吗？你要只是知道一个人，要是知道他是敌人，那么揭发游击队的敌人、揭发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你绝对的义务！这也同样是你的敌人呀。还是你可能有别的想法呢？”
  佛玛仔细地听着我的话，在鼓起决心。然后沉重地叹了口气。可以看出还有一些疑点在折磨着他。我决定自己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是本地人吗？”
  “他们有两个，将军老爷……呃，将军同志。”
  “两个人？”我竭力想象了一下，这会是谁呢，佛玛会认识谁呢。在这一段路上，我们没有吸收新队员啊。那么简直就是两个间谍，大概坐在什么地方的树林子里等着适当的机会吧。而佛玛在错过机会。
  “也许，他们发现了你吧，佛玛？要知道，他们会跑掉的。你瞧，这件事就在你的良心上。当然，你还不是正式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誓喔。但是你要知道：既然你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的制度就得推广到你身上……”
  这时佛玛叹了口气，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你那那里嘟哝些什么？”
  “我是在想。您所说的正是和布琼尼的政治委员在一九二零年所说的一样。他们也同样地号召过……”
  我忍耐不住了。
  “算了吧，佛玛，我不打算白白浪费时间。你要说就说，不说我就叫别的同志来——和他们谈谈，而我去办自己的事。”
  “唉，就这样，您听吧！……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是你们的老游击队员。他们在表面上是那么漂亮、那么快乐，那么善良——从来不会说他们是别的阶级的人。”
  “怎么说，怎么说？”
  “我是说他们是别的阶级——富农或者是地主，鬼知道他们……一九二零年布琼尼到这里来过，他的政治委员到我们雇农们这里来这样鼓励的：可得留神，各种的敌人的走狗、富农和地主们的儿子都想混进咱们的工农军里来……”
  “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姓吗？”
  “不知道。我连他们的外号都不晓得，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讲过。第一个是格列沙——年纪很青，高高的个子，满脸斑点。另一个是华西里——胖胖的。他们是同乡，两个都是切尔尼多夫人……”
  “他们在哪儿，在哪一个大队里，你从哪里认识他们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他们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呀。两个都是雷先科大队里的。那个高高的格列沙是迫击炮手，而胖胖的是在经济工作队里工作。”
  我开始猜到佛玛讲的是谁了。但如果他所谈的真就是我所想的那些小伙子，那他们引不起我丝毫怀疑。是我们的老游击队员，两个都受过奖。格列沙受过重伤，在莫斯科治疗后回到我们这里……可是谁知道鬼会开什么玩笑呢。
  “怎么样呢，别扯了，佛玛，说吧……你可要知道，我认识这两个人。格列沙是集体农庄的工作队队长，而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如果你想的就是他，不是铁匠，就是邻近的集体农庄的机匠……”
  “就是他们哪！”佛玛意味深长地、半吞半吐地肯定道，并且重新不安地向四周看了一下。“那只是假面具罢了。看样子是平常的农民，并且那么真诚：‘佛玛是个朋友，佛玛是个大好人，请坐，佛玛，和我们在一块儿过夜吧。’可是昨天夜里……”
  佛玛给我单的，虽然起初只使我觉得很可笑，但事实上助长了严重的推断。他讲得很长，选找着词句，结结巴巴地说着。有些词儿他很难表达。我不在这儿引用他的全部谈话了，它的基本内容是这样：
  昨夜，在大行军以后，我们初次架设了帐篷，象人一样躺下去睡觉。我们在途中是睡在马车上，睡在矮树林下面——各人按自己的心愿来安排自己睡觉。而在洛勃诺耶，我们是在这里长期驻扎下来，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