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自己的中队、自己的支队、自己的联队是最强大的，供应最有保障的、富有战斗力的。你们交换个地方，嗯，就是说如果飞机场是你们的，而萨布罗夫的人员到你们那里去要自己的辎重——你们敢保证说他们可以拿到所有的东西吗？”
  “那还用说！”
  “如果你们那里教育工作进行得这样好，那可得向你们祝贺！”斯特罗卡奇带着讽刺的意味说。“为了避免误会起见，顶好是建立自用的飞机场，”他补充说，接着急转了话题，问道：“你们打算在什么时候到科维里去？”
  “拖延我们出发的，只是我们没有收到几箱少不得的辎重。”尔凡诺夫答道。
  “原来是这样吗？那么说，没有别的理由了？……那么，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地雷爆破行动的新战术了？你们已经很清楚地想象到怎样在科维里铁道枢纽站地区分配自己的兵力了？”
  我早在战前时期就同齐莫菲·阿姆伏罗西耶维奇·斯特罗卡奇相识了，那时他在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副部长。在战争时期，我们在莫斯科也碰见过几面。他的质朴和诚恳从来没有使他不要求严格，而在必要的时候，会得变成冷酷。现在他和尔凡诺夫的谈话是对我和德鲁日宁说的。他提醒我们关于掌握新技术，巧妙地把它运用在战术上的必要性；他好像着重地说明，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把主要的和次要的混为一谈。在他来到我们这里以后的几天里，斯特罗卡奇还多次回到关于掌握地雷爆破新技术的问题上去，说老实话，只有过了几个月，我们才真正理解到这件事是多么重要。
  我们依照斯特罗卡奇的话，建立了自用的飞机降落场。现在我们不依靠萨布罗夫了，而且我们同友军的关系马上好转了。
  “这就是消灭无人负责现象的意义！”斯特罗卡奇将军碰到我的时候说过。
  有一些飞行员，在我们已经把应该受领的辎重收到以后，错误地向我们的机场投下了别人的、萨布罗夫和柯夫帕克的很多箱子和口袋。由于这些东西往往是在夜里投下的，所以很难看清上面写的地址。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人员在昏黑中打开了箱子，也不看看木板上写着的名字，就把它在篝火里烧掉了。犯这种错误的人，我们就想法教育，对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的飞机场场长尤其常受到我们的责备。但是已经晚了。辎重已经装上大车，并且伪装好了，你试试找找它们吧。当萨布罗夫的代表来找我们的时候，我完全直言不讳地说，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不知道。
  这有什么说的。当然，每一位司令员，象每一位企业的经理、机关的领导人员一样，都竭力想法首先“给自己”领到储藏品呀、运输工具呀、设备呀，也就是武装，而且首先是人员——他所需要的、具有高度技术的工作人员，而不管别人的损失。
  在我们游击队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位奇怪的人物。我起初甚至以为他们来了好几个，而且彼此很相似，好象双生子一样。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戴着海员似的帽子，都是摇着手叫喊，总是要求着什么，并且手里摇着嚓嚓作响的机器。事实上，这只是米哈伊尔·格利捷尔——一位‘苏联新闻片’的电影摄影师。他是飞到柯夫帕克那里去的，但现在在各个联队和支队里走来走去。不，他当然不是走来走去，而是用最高的速度跑来跑去，因此甚至在人们的眼睛出现了两三个人。
  半小时以前，他在给指挥员会议拍摄，而现在已经坐在树上，也不怕跌下来，在瞄准着一些洗衣服的姑娘。（对我来说，到现在还是个谜：他为什么要拍摄洗衣盆旁边的女子、在自己箱子后面的皮匠、或者操练步伐的游击队员，为什么必须吊在树枝上，贴着肚子躺下，或是钻到坑里去拍摄？总之，就是电影摄影师的这些复什的身体动作，引起了大家奇怪和喜悦的感觉，并且引起了许多人崇拜他的技艺。）毫无疑问，格利捷尔是热爱自己的职业的，从来没有放过游击队员生活中不论多少有趣的片断。
  降落伞还在飘着，格利捷尔已经在这儿拍摄了；爆破手们在乌博尔齐河上打鱼——从矮树枝条里也突现出他的镜头。侦察员们准备出动——格利捷尔请求：“把我带去吧。”这件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说明这位小伙子不是个胆小鬼，意味着观众会看得到战斗，看得到被炸毁的敌人的军车、游击队营地被轰炸的情形。
  观众会看得到……这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很快就出发了，和柯夫帕克告了别。这说明观众会看得到柯夫帕克的游击队员，而我们的行动就不会印上了。观众就是我们的苏联人民，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真想给他们看一下：看哪，我们在行动！在敌人的深远的后方，他们没有一分钟感到自身的安全。此外，这是一段历史，活生生的历史。过了一两年，在平静的、和平的环境里，我们自己会看到自己的。过了十年，我们的子子孙孙会看到我们那种活泼生动的、没有化妆过的、不是戏剧家或小说家创造出来的样子。而我们就是这样的。
  有一次，格利捷尔到我跟前来了：“费多罗夫同志，我可是早就认识您了。”
  “那还用说，当然！……”
  “您记得，一九一九年我们在五十八步兵师里一块儿打过邓尼金吗？您那时在尼古拉耶夫附近指挥五二零团。”
  到这个时候，我才仔细看到了格利捷尔并那么年青，甚至可以说比我大上五岁呢。职业上的灵活性、说话的生气勃勃、豪迈地把‘大尉’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这一切使他变年青了。是的，说老实和，早先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脸。它几乎经常是全部或是一半被电影摄影机遮住了的。
  “您在华尔华罗夫卡亚附近的战斗中的情景，好像现在还在眼前呢，”格利捷尔继续说：“拔出军刀，快马加鞭地冲进了匪帮的深处！”
  “我记得，格利捷尔同志。当然记得。这个时候您正是……”
  “那时我是您的护马兵……”
  “怎么，那是你呀！”
  “当然是我，米沙……”
  “亲爱的米沙，我怎的没有马上认出是你呀？”
  我们象老朋友似地拥抱起来了。我只怕一件事：怕我新得到的这位国内战争中的战友来提起详细情节，并且来问我多大年级。我在他回忆起来的那些日子里是在医院里当担架兵，根本没有想到军功。
  但一切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的老朋友”米沙自己谈起，现在我们应该在一块儿作战。由于他不希望把我拉到柯夫帕克那里去，因此话就转到如何把他从柯夫帕克那里拉过来。
  我们几乎是拥抱着一块儿上斯特罗卡奇那里去了。米沙叙述了我们怎样在二十三年前并肩地流过血。我随声附和着。后来格利捷尔给捷米扬讲了我们友谊的一段动人的历史。
  结果通过了这样的决议：米哈伊尔·格利捷尔从柯夫帕克联队调到费多罗夫联队。至于谈起友谊，那我们直到现在还交好着。因为格利捷尔是位很好的战友，又是位顶好的电影摄影师。他总和我们在一起，不歇手地一直工作到我们联队解散为止。
  这样，我们准备好出动一次遥远的、也许是最后的袭击了。
  一切都非常象过节似的隆重。各大队在森林中的旷地上排着方阵。
  “立正！”尔凡诺夫发口令。
  树枝上的扩音器重复着他的口令。
  尔凡诺夫穿着全套的大尉军服，肩上带着肩章，迎着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首长走去。他报告道：“将军同志，零零一五号战斗部队整队准备出动袭击！……”
  斯特罗卡奇少将也穿着全套军服，听取了报告，然后向游击队员祝贺，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捷米扬一起检阅了队伍。
  要是有人向我们杀，哪怕是在半年以前，在敌人的大后方，在被他们的空军监视的天空下，在敌人认为被政府了的土地上，我们会感觉到这样自由，会这样好好地组织起来——这是很难相信的。
  捷米扬在游击队员的队伍前面发表了临别赠言。然后斯特罗卡奇将军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把勋章和奖章授予游击队员们。
  当纵队沿着大道开动时，我们的新同志，从莫斯科来的电影摄影师米哈伊尔·格利捷尔带着自己的哒哒作响的家伙站在不大的土墩上。他用拳头威嚇着游击队员，并且喊着：“别看镜头，你们给我糟蹋了底片！”休息时，格利捷尔走到各个中队里去对大家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在摇动机器的把子的时候，就别向我这方面看，扭过头去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小伙子们不听他，打断了他的话。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在将来的影片上给拍进了没有。
  “我拍进了没有？”
  “而我呢？”
  ……六月十二日下午，我们三千人的纵队进入了托尼日村，一边儿向右看，一边儿从合葬坟的近旁走过去，那里面埋葬了这座村子的被枪杀和烧死的居民。
  这座坟墓是在被烧毁的乡村教堂的地方发掘出来的。它上面竖着一个大十字架。我们在坟墓上放置了一些用野花扎成的花圈。当纵队从坟墓近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联队的指挥人员在它跟前排成了仪仗队，其中有这个村子的活下来的农民，还有那从教堂里的枪杀中逃出了性命的唯一女子。
  村子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全体游击队员都还在默默地走着——既听不到歌声，也听不到谈话声。
  我们很快地越过了旧国界。遇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穷苦的农庄和村子。
  周围是一片极好的、建筑材的森林，而一幢幢民房却是用又细又弯的圆木造起来的，全是用稻草盖的。窗户很小，有些是用牛尿胞绷起来代替玻璃的。
  这样的穷苦也表现在衣着方面——人们脚上穿的是树皮鞋，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土布的长外衣，腰里束着一根绳子，或者甚至束着一根藤条。
  “苏维埃，”农民说，“给我们运来了加斯（波兰语：煤油），运来了锡尔尼克（波兰语：火柴）。在老爷们的统治下什么都没有。苏维埃送牛给我们。而现在一下子都给弄光了，全给德国人抢去了。”
  民房里有一种烧饼的气味——这是用生马铃薯粉做的饼子，不用油而直接在炉子上烤熟的。
  在一千多居民的村庄里，只剩下了二、三十头牛。并且就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牛，也只是由于在林子里吃草，同时在那里过夜：甚至在冬天也给它们在林子里搭上一个棚子，不把它们带回家里来，而小猪、鸡、鹅也都放在林子里。许多农民从自己的房子里搬进森林中的地下室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出现以后，就传开了一种谣言，说是布琼尼的军队冲进来了：大概老头儿们回忆起一九二零年的布琼尼的突破吧，就有许多村子里的居民，象迎接大节日那样准备迎接我们了。
  为了要我们不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而在村子里停留下来，农民们在街道上从这一道篱笆到另一道篱笆地用桌子拦住了。桌子上摆出了所有的吃食：牛奶渣、牛奶、鸡蛋、奶油、用各种方法做的马铃薯、新鲜的黄瓜，还有家酿的烧酒。
  停驻在布赫恰村时，我们看到有一所民房旁边有一群老太婆。
  有两个老太婆向我们跟前走来，开始追问我们在村子里要停歇多久。
  “别你们为什么要打听呢？这样的消息，游击队员们是谁也不泄露的。”
  “嗯，那么至少停歇到明天吧？”
  “停歇，停歇，老大娘！”
  第二天，这两个老太婆和许多别的老太婆带着大筐的黑莓果到我们这里来了。
  “吃吧，孩子们。你们是我们的保卫者。我们想给你们送些礼品，可是再也送不出什么了……”
  ……我们走过维什尼维依农庄。一共有八所被破坏了一半的民房。其中的两所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窗户都连框子拆去了。所有的居民只是几个老头儿、老太婆和一群饿得发肿的孩子。
  “青年们上哪里去了？”我们问。
  “活下来的都在森林里，”他们回答道。“春天开来了一汽车德国兵，年青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象鸡样地被抓去了。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和小伙子，给抓到德国去了。把手脚都捆着，象袋子一样被扔进了汽车……”
  突然从一所民房里冲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面哭，一面喊：“救命哪！”
  她后面追出来一个老头儿，尽力安慰着她：“安静点儿吧，谢明诺夫娜。这是我们的人哪，是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