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产管理部长那里接到了必须完成的计划。简单说来，便是春耕垮了台，大半的土地没有下种。由于土地耕种得太坏，播种后又几乎没有人照料，到处都欠收。
  甚至于最爱研究的德国农业政治家们，对苏维埃集体农庄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件事，也没有些微概念。他们真认为这不过是许多小型农庄的机械式组织。德寇用公社代替了集体农庄，只留下了它的形式和躯壳，却把血肉、思想和目的都给剥夺了……
  科留可夫卡区的地下工作这在去年向省委报告了一个很可作为特征的事件。
  区农业指挥官召集了从德国来的农业专家们，以及必须按照职别和农民打交道的各种筹备人员和军官们开了一次会。在这次会议上，农学家罗晋科作了关于集体农庄生产经济机构的报告。
  他讲到什么是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是怎样拟定的，农学家、农业机器站主任、土地和其他区组织的代表们怎样参与拟定计划，最后，他讲到怎样在公社的大会上通过这个计划。报告人讲到了轮种制是由每个集体农庄根据所有的自然条件和国家的需要，详详细细地研制和考虑出来的。随后报告人开始向参加会议的人们解释，政权代表——各区和各省组织的领导者——如何有系统地帮助每一个集体农庄组织生产过程，并达到计划的完成。他解释了什么是劳动日，如果制定逐渐提高的、奖励制的工资。他违背了自己的希望，不得不说到先进工作者榜样的力量，说到社会主义竞赛，说到公共监督的意义……
  他讲了很久。起先有些听众在自己的手册里摘记他的报告，有些人给他打岔、提问题，后来开始了普遍的沉默。军官们公然打着呵欠，农学家们困惑地互使颜色。最后，主持会议的忍不住了。
  “喂，您这个叫什么……”他带着冷冰冰的恶意说。“您扯得太远了。我们给您面子，把您请到这里，要您给诸位讲一下集体制度的基本组织原则——可是您简直在讥笑我们，竭力想法把我们弄糊涂。大多数在座的人们，在自己的祖国有私有的土地，或者参加管理复杂的地主经济……而您想迫使我们相信一般乌克兰农民曾经有意识地参加这些计划、统计、总结、监察、彼此号召什么竞赛等等的制度。您想教我们成年人相信这一切是不可思议地复杂难懂的……您是不是疯了，就是……可是，我们以后在弄清楚吧。去吧，我们现在再也不需要您了……”
  罗晋科用发抖的手把自己的材料收拾好，就向门口走去。突然有个希特勒党卫队的军官跳了起来，走到他跟前，狂暴得满脸通红，伸手就用橡皮棍打他的脸。
  “不要在这里打，不要在这里打！”主席喊道。
  可是这个军官一脚踢倒了罗晋科，嚷道：
  “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要这样使他们惯于劳动，这就是我们逐渐提高的工资，叫他们不劳动试试！”他打开门叫来了一个士兵。“把这个做报告的先生抬出去！”
  的确，德寇是这样，也只有这样在公社里组织劳动。那很好，结果他们得到了成千上万的新游击队员。但是想来真可笑，甚至出现了善良的、人道主义的侵略者，他们会在公社的基础上组织劳动。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将必须放弃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这一点，当然不在他们的意向里。
  我们在敌人后方的侦察员，过去的德语教员阿列克山德尔·伊凡诺维奇·伊凡，听到一个德寇少校在说心里话时口沫飞溅地说：
  “我们需要印度！我们需要苦力，需要德国人能坐上去的人力车。你明白吗，我们需要奴隶！希特勒所叫喊的是死角，无人地带。不，英国人安排得好一些。他们强迫人民替他们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在于把俄罗斯变成印度，印度不是死角。把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住在这里的人都变成印度人。我们大家来到这里，是为了发财致富。我们不仅要获得土地，而且还要获得不花钱的劳动力——努力。”
  在去年十月里并到我们这里来的瓦利亚·彼特连科，曾在突斯尼察农业专科学校的实习生产农庄里工作。这个农庄变成了一个叫做埃依利加尔脱的地产。瓦利亚对我们说，在采集水果的时期，给所有的女工都戴上了口罩：好象击剑家用的面罩。
  “连这么一点儿的樱桃也不让吃……”
  我们的联队在沦陷地区里走了好几千公里。我们的侦察员、地下工作者们向两方面各自展开了几十公里的空间。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而且任何人一次也没有给我们讲过存在着哪怕只有一个繁荣的农庄。不用谈繁荣的了，就连多少整顿好的、系统地工作着的农庄，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看见过。
  而在一九四三年这年转移到了德涅泊河的右岸时，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公社里的有组织的播种；地主的农庄连一个也没有遇到。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在白俄罗斯的领土上活动。我们和当地的省委会地下工作人员们没有保持经常的联络。当然，关于居民生活的情报现在不会象在故乡切尔尼多夫省时那么全面了。但是我们的侦察员们照常工作，按照司令部预定的、随后的行军路线向前走去，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向后、向两侧走去。总结了他们谈到的农民生活的一切，我和德鲁日宁看到了，这一年度给德国的农业经济‘政策’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点可不是那么轻易确定的。下面的一些材料变是我们应该得出结论的基础。
  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被粉碎以后，德国的地主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到德国去了，留下一些管理员来代替自己。但是如果管理员也是个德国人，那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管理员也失踪了。最有趣的是，就是这些地主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领区回到德国以后，甚至不想用信件来知道‘自己的地产’的事务。他们体会到从这里得不到什么利润，就向他吐口痰，摇摇手不要了：能抽得开脚就算大吉大利了。
  法西斯政客们要在苏联的沦陷区中复兴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望遭到了失败，也没有能够把苏联人民变成奴隶，正是按照法西斯政客们的阴谋，应该在德国监工的鞭子下，为‘高等人种’栽种庄稼的那些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农民，组织了游击队。瞧，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单是在这里，在乌博尔齐河一带，我们的队伍里就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而在所有的游击队里又有多少农民啊！有几十万！最杰出的——参加游击运动比较积极的、自觉的、技术熟练的农民力量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们、拖拉机手们、联合收割机手们、生产队队长和组长们。
  法西斯的农业政客们理解到这一点吗？未必理解到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就是这样：不管从地主们那里，不管从富农们那里，不管从‘公社’里面，他们都没有获得按照希特勒匪帮的阴谋应该养活整个德国的大批农产品。而这‘大批农产品’的组织者，那里的各种委员、伪市长、伪警、伪村长和其他的混蛋们，如果还没有被游击队员们消灭，就逃跑、隐藏、改头换面而把地产、‘公社’交给命运去支配。
  放弃了整顿农业生产的企图以后，侵略者继续从农村里榨取粮食。粉碎了斯克雷加洛夫的卫戌队以后，我们在德寇司令部里获得了一份极秘密的文件：希特勒大本营关于建立粮食堡垒的命令。
  在这个命令的序论部分里说：‘从北高加索撤退的军队往往陷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首先是运输弹药、武器和人员的必要性、游击队员在铁道上的破坏行动所引起的难局，使退却的部队得不到需要的粮食量。有些部队弄得精疲力竭。结果士兵、下级军官，并且有时侯中级军官都忘记了自己的直接责任，为了自谋生活的目的，分散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了。在个别的情况下，这就引起了全部的瓦解和丧失战斗能力。”
  简单说来，就是官兵们由于饥饿，分散到村庄里去各自拚死找饭吃。
  命令责成占领当局在一些不大的城镇里立即建立起保卫得很好的根据地——粮食堡垒，在那里应该经常保存着足够的、这样那样的粮食储藏（下面是一览表）“以防战略撤退和拉直战线”。在不久以前被我们粉碎了的斯克雷加洛夫正就是这样的堡垒。
  占领者储备粮食早已没有任何系统，只留下一种办法：土匪性的袭击。
  到托尼日村去过的侦察员们叙述了发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一幕悲剧。占领军‘采办’队封锁了村子，借口实行公民证制，把大多数成年的居民赶进了教堂。到那里去的还有许多带着小孩子的妇女。一共来了二百七十人。这时占领者把教堂的大门关上，用冲锋枪直接向在那里的所有的人扫射。只有一个妇女偶然保全了性命。她被打伤了，但是从尸首下面爬了出来。她的四个孩子都死在教堂里。
  这批‘采办员’在教堂里枪杀了被赶进去的人们的时候，另一批正在街道上追赶着留在村子里的居民，又在街上打死了四十个人。把在农民那里找到的全部粮食，以及所有哪怕有一点儿价值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以后，‘采办员’们就放火把村子烧掉了。
  大多数邻近的村庄也同样被抢光和烧光。
  瞧，这就是现在占领者所选择的‘农业政策’！是掠夺和完全消灭的政策，是建立死角和无人地带的政策。
  我们把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全部向会议上的地下党中央委员们作了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还规定了近几个月中每一个联队、每一个独立支队的任务。
  打从捷米扬飞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每日接到成顿的辎重：武器、弹药、炸药、瞬发的和定时的地雷、爆炸列车和爆炸桥梁用的地雷、反坦克和反步兵的地雷等等。萨布罗夫的飞机场有时候一天里接受十几架载着沉重物资的飞机。此外，还有许多飞机用降落伞投掷辎重。
  我们的联队准备到军事活动地区——科维里区去。把辎重仔细地装上马车，牢固地缚好，上面用华丽的彩色、茂盛的枫树枝条伪装起来。同志们把车辆伪装得那么巧妙，使游击队员们自己有时候在黄昏时分也把它们当作矮树丛。
  在约好给我们的东西里面，还缺少一些连、营的迫击炮，几箱冲锋枪，还有可说是最主要的——旧式步枪用的子弹，这些枪是新游击队员们随身带来的；还缺少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的波兰步枪用的子弹，而且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我们将要去的是从前波兰统治的地区。
  这时我们的辎重有开始失踪了：乌克兰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通知我们，装着子弹的箱子已于某日某日投下，但是我们却没有见到。不，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和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巴利茨基、雷先科，还有几位同志一起到萨布罗夫的驻地去了，我们是气势汹汹的。假如我们在这时碰到萨布罗夫飞机场的任何人，说不定会得发生激烈的争吵。
  在萨布罗夫管辖区的边界上，我们看到了向我们走来的骑兵队。当先的是一位将军。“一定是萨布罗夫，”我断定了就向前驰去。“我现在要把一切委屈当面和他说个明白。”
  “您怎么啦，费多罗夫同志？”将军用这样的话迎接我。“您别这样严厉地瞧我。来，我们先问个好，要知道我们已经几个月不见了。”
  这位曾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首长的斯特罗卡奇少将是我直接的领导者。在他旁边一起骑马走着的是他的副司令斯塔里诺夫上校，还有几位军人。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耶戈罗夫大尉，将是您从事敷雷工作的助手。”斯特罗卡奇说。
  他刚同自己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从莫斯科来到。现在是到我们那儿去。我马上就控诉丢失辎重的事情简直有些不便。但是斯特罗卡奇看出了我们有点儿什么愤激。
  “你们这儿怎么样，说吧。总不是来迎接我们的吧？我们没有预先通知就来了。”
  “不，不，没有什么……”
  “嗯，看来有些猜到了，辎重吧？”斯特罗卡奇笑起来了。“我可以猜到的缘故，是由于我无论到哪一个联队或支队，没有不听到类似的控诉。大家互相责难。怎样来和截留辎重作斗争呢？难道说要成立一个检查机关吗？要派个审讯委员会吗？……你们的弟兄，游击队员，一拿到箱子和口袋，马上就设法把它们藏起了。不用说给别的联队，就是本联队的邻近中队也不肯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中队、自己的支队、自己的联队是最强大的，供应最有保障的、富有战斗力的。你们交换个地方，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