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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面上美丽地航行着一些小邮船，它们后面拖着一列列长条儿的铁驳船：真是一排和平的景象。但这时冒出了一团烟，又一团烟，给我们传来了射击和爆炸的轰隆声。轮船旁边的河水翻着泡沫沸腾起来了。轮船上也开始向我们河岸上射击，但当然是漫无目标地射击，不过是射击些树叶罢了。
  汽艇脱离了驳船——大概是缆索给打断了，开始旋转，打圈子，企图逃避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过了十分钟光景，六艘里有两艘起火了。船员们企图把救生船放下去，可是跑上甲板的人都立刻被机枪的火力扫中了。不久又有两艘汽艇和一艘驳船起了火。
  通信员不时跑来对柯夫帕克报告那些他自己也看到的情形。
  “喂，瞧，左边的那艘要溜走了。传达给库里巴克：用全部的炮火攻打！”柯夫帕克喊道，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哈哈大笑道：“打得真漂亮！”
  有关柯夫帕克队的这一战役，维尔希戈拉已在自己的《问心无愧的人们》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本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过，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倒霉的船队没有一艘轮船、没有一个官兵幸免了覆灭。直到深夜，轮船和驳船的残骸还在燃烧。几百个侵略者的可怕的号叫震动着河道的上空。只有前面快艇上的船员中的七个人跳上了岸，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就给我们联队的游击队员们给抓住了。
  这七个兵士都疲惫极了，湿淋淋的，吓得要死，几乎什么也不能对我们说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派遣船队来找死。
  “你们的指挥官知道在莫兹尔和尤列维奇之间驻扎着柯夫帕克和费多罗夫的游击队吗？”
  “他们对我们说，游击队对装甲的轮船是无可奈何的。他们说，你们只有一些旧式步枪和几架机枪。他们曾经隆重地演奏庆贺通航的乐曲来欢送我们起航……天娜，我们干的什么勾当啊！”
  德寇那么轻率、没有认真斟酌就派了载着几百兵士的六艘轮船和驳船来航行，证明了他们队伍里日益加深的慌乱心情。他们的飞机每天在我们的上空飞翔，我们的、柯夫帕克的和舒什帕诺夫的支队都跟德寇的侦察队和附近乡村的占领军卫戌部队发生过冲突。看起来德寇应该知道，在科如什卡和尤列维奇之间的普里皮亚齐河岸上集中着怎么样的游击队的兵力，多么不可胜计的力量。但是占领当局甚至没有能够把所有自己侦察得来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把零星的消息对照一下。从斯大林格勒城下大败以后开始的分崩离析在继续着。区的、甚至区域的指挥部的首长几乎每半个月就更换，就是兵士的成分也在更换新的，几乎不停地在重新审查。而一部分人开了头的事情，另一部分人不检查前任的材料就机械地补作完成。
  这个结论是我们在柯夫帕克司令部里讨论歼灭船队的总结中得到的。这一点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情绪。
  晚饭时，鲁德尼夫提议，以共同攻打勃拉金城来纪念我们三个联队的会面。
  柯夫帕克的参谋长巴兹马提醒道：“那里有大批装备得很好的卫戌队，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勃拉金不是个普通的区中心，德寇把哥美里的一些区域级的机关都迁移到那里去了。我们的空军常常袭击哥美里，因此德寇把自己的指挥部分散在若干城市里。”
  不论如何，这个提议是吸引人心的。巴兹马和尔凡诺夫接受了拟定共同袭击勃拉金的计划。我和德鲁日宁下了我们的联队移近阿列维奇的命令，把司令部安置在离柯夫帕克司令部一百公尺的一幢民房里。
  第二天，差不多一整天，德鲁日宁、鲁德尼夫和我首先巡视了柯夫帕克的分队，然后巡视了我们的分队，了解了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交换了经验。
  奇怪的是对这个结果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而我们的联队都有组织地建立得几乎彼此毫无分别。联队和当地的支队的指挥部变更了，仍然可以毫不混乱地继续行动。这种组织形式是生活本身所要求的。游击队虽然联合和扩大了，却还是保留着自治权，好像同乡会的一些分会一样。由于需要经常地互相检查和不断地提高警惕，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假如说在两天里就可以结交朋友，那么我和鲁德尼夫正就是这样要好起来的，我们甚至连帽子也换戴了。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谢明·华西里耶维奇的帽子哩。我本来应该把这顶帽子送给游击运动博物馆，可是我离不开它，我珍爱它，很珍爱这位纯洁的人的纪念物。
  一些比我跟谢明·华西里耶维奇相处得久、认识得清的人，对他已经叙述得很多。但是我也想讲几句，同大家交换交换印象。
  我想起的不是他的胡子，不是他的眼睛，不是他的魁梧匀称的身材，而首先是谈话、声音、语调，和扣人心弦的才干。谢明·华西里耶维奇有些花舌音，但甚至这种花舌音也好象强调着词儿的意思，使这句话温暖起来。他笑得很有意思，带着孩子的天真；虽然笑得不很响亮，却是心灵的流露。
  真可惜，我那时没有记日记。在我和鲁德尼夫会晤的那几天里，他讲了那么多应该记下来的话。鲁德尼夫有当政委的天才。这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个人认为他这种才能是在于有本领发人深思，有本领向普通战士说明战斗、行军生活的重荷、精神上的痛苦——这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将来，为了美好的将来。不仅在群众大会的发言中，而且在普通的日常谈话中，在有时候评定一些无足轻重的举动时，他这样地把这种举动阐明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在柯夫帕克的分队和小队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到，不论是在帐篷里，或者在演习的时候，大家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近鲁德尼夫，等待他的谈话，等待他的估计和意见。鲁德尼夫和我童年，但是军事经验比我广博得多。他在红军中服务了二十多年，早在国内战争中就当了政委。后来在军事政治学院毕了夜，就在远东服务。可是经验总归是经验，虽然有不少的作用；鲁德尼夫所有的光辉灿烂却是发挥深入人心的天才。使我牢记不忘的是谢明·华西里耶维奇好像随口说出来的一些思想，但看来这些思想是他早已酝蓄的。他当着我的面对分队政治指导员说过：“您应该不仅认定每一名游击队员是战士，而且应该认定他是战后的工作人员，应该把他培养成建设者。”
  过了一天，当我们骑着马从这一分队走到另一分队的时候，鲁德尼夫勒住了马，向普里皮亚齐河的右岸眺望了好一会儿。那里有头母牛在拖着木犁，有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困难地伏在木犁上。
  鲁德尼夫用手指儿招来一个伴随我们的年青小伙子——柯夫帕克的中队里的共青团组长——问道：“你看到了些什么？”
  “一个女人在耕地。”
  “再没有看到什么了？”
  小伙子没做声，不知道该讲什么。“你没看到那里有德寇吗？”
  “好像没有啊……可能伪装起来了吧。”
  “朋友，你想象一下，那就是你的亲生的母亲在耕地。恐怕马上就会看到德寇了。共青团组长同志：你要知道，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派景象，比失火和轰炸还要坏些。这就叫做德寇的农业经济‘政策’。”
  当我和鲁德尼夫骑马走过我们的一些分队时，他也好奇地细看我们的制度，好像我们是在竞赛似的。
  他提出的问题有时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你们这儿抽烟的妇女多不多？”
  “游击队员之间时常打架吗？你们这儿是怎样打法的？”
  “所有的城里人都已学会了套马吗？”
  鲁德尼夫问我们的一位以浮华出名的侦察队指挥员会不会洗衣服，弄得他很不好意思。
  “姑娘们在给我们洗，”侦察队指挥员嘟哝了一声。
  “我明白了。她们给你们洗，而且你们也给她们洗。不过，依我看来，洗自己的衣服要比洗别人的衣服愉快些。”
  鲁德尼夫露骨的妒忌我们的随军印刷厂，因为我们有可能定期地出版报纸，并且印刷份数极多的传单。他跟我们的编辑工作人员和讲师们作了长谈。在这个时期以前，省委会在我们这里建立了特种演讲小组。奥泽尔内依、利季亚、库哈连科、谢尔宾等常常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作关于前方的情况、关于英美的政策的报告。
  “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向你们学习。”
  在鲁德尼夫向那些到勃拉金去参加战役的战士们的演讲中，有一段关于忠实性和深厚的人道精神的话使我很感惊奇。他的演讲简洁有力，心平气和，同时却又热情洋溢。下面就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些话。
  我想，游击队员们把政委对他们讲的这些话也记得很清楚：“同志们，不要忘掉，你们现在去的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匈牙利的、而是咱们苏联的城市。德寇和伪警的混蛋们总比被用武力压制的苏联人要少。我们的袭击应该成为苏联人高兴的事件，战胜敌人的事件。因此你们的行动要使很小的男孩子和小姑娘一直到老都记得，在沦陷的黑暗日子里，他们有过一个伟大的节日——游击队的袭击。你们要那样战斗，使得勃拉金所有的忠诚老实的人们说：这是咱们的人来了！”
  四月十日，柯夫帕克、鲁德尼夫和德鲁日宁签署了关于三个游击队协同出击、以便消灭在勃拉金城的敌方卫戌队的命令。
  我们派出了五百三十人去参加这一战役，柯夫帕克那里派出了六百五十人，舒什帕诺夫那里是一百二十五人。指挥我们突击队的是雷先柯，舒什帕诺夫的人也听他调度。舒什帕诺夫联队在不久以前的战斗中，夺到了侵略者两门１１０公厘口径的大炮。游击队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种大口径的武器。我们知道德寇在勃拉金构筑了一些永备碉堡，所以我们把关于这些目标的任务委托了舒什帕诺夫的炮队。柯夫帕克的队伍是由维尔希戈拉中校指挥的。他在自己写的书里几乎一点儿都没有提到勃拉金之战，这只能用他个人的谦虚来解释了。
  勃拉金在距离阿列维奇村大约六十五公里的地方。我们必须按照命令在十四小时内完成经由森林和沼地的行军。这种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特别注意到事情是发生在早春，那时候大路和小径都变得跟稀粥一样。
  四月十日下午两点钟，一千五百多名游击队员深入了森林；除了突击队以外，柯夫帕克的、我们的和舒什帕诺夫的司令部也推进了。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以米哈伊洛夫·伊凡诺维奇·帕甫洛夫斯基为首的经济工作分队，他是打击德寇船队的英雄。
  我借这个机会来稍微谈谈这位杰出的游击队指挥员——柯夫帕克的经济部副主任。
  那时米哈依洛夫·伊凡诺维奇已经五十多岁了，是位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小叔叔；虽没有留大胡子，可是在看他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查波罗什的哥萨克人来。骑在马上时，他一下子就好像生了根似的，看起来马上就要抽出马刀，领着骑兵队飞也似地向前猛冲。
  战斗是他的拿手杰作。但是他违反了本性，同意了担负起庞大的柯夫帕克联队的复杂的经济管理工作。在这个活动范围内，他博得了极其俭约、甚至吝啬的人的名称。现在，回想起游击的日子，同志们多半要把帕伏罗夫斯基的名字跟为了一份面包、一杯烧酒、一袋燕麦、一块肉而“打架”联系起来。的确，帕伏罗夫斯基以忘我安身保护着游击队的福利，这种忘我精神变成了吝啬性，但是他这样做法，当然只是为了游击队员们自身的利益。谁也比不上他那样更了解好好地保藏的“随身口粮”，对游击队员们说来有多大的意义。
  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帕伏罗夫斯基就在乌克兰指挥过游击队。而在一九四一年当德寇快到德涅帕河的时候，帕伏罗夫斯基重新领导了一个不大的支队。那时他在赫尔松省、别里斯拉夫斯克区的国营农场担任场长的职务。赫尔松省里没有森林，游击队陷入了很困难的处境。他们被兵力比较强大十倍的扫荡队包围在德涅帕河的浸着水的草原里，一点也不可能跟居民往来，别里斯拉夫斯克的同志们只靠预先设法储藏的少量面包干和罐头食品来维持。
  他们等到有一段的德寇放松了警惕的时机，才在半夜里突破了包围圈。帕伏罗夫斯基带了二十三个人从赫尔松省的草原来到苏姆省的森林里。这次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