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把手一挥，回答道：“您的心肠真是铁打的，您不明白跟家乡告别意味着什么。也许永远也见不到它哩……”
  当然，自己来判断我的心意怎样，这是很困难的。我没有想去拥抱树木，但是跟切尔尼多夫告别的确是难舍难分的。如果你想拥抱这里心爱的一切，就是你所珍视的、保卫过的、从敌人手里夺回的一切，那就应该用手拥抱住土地，拥抱住受过浩劫的我们切尔尼多夫集体农庄的土地，还应该到城市里去——因为工厂里、车间里也有我们一部分心血——不用说了，无边无际的东西是拥抱不过来的！但是最困难的还是跟人们告别。
  当夜，两个地下省委——一个是我已经不在内的切尔尼多夫省委，一个是新的、还得走过几百公里才回到自己领土的沃伦省委——的委员们集合了。集合的还有留在这里的和已经坐在橇车里的支队指挥员们。是个会议吗？不是，这一次我们唱的歌甚至比说的话还要多。在这一夜，省委委员们、趣味书记们和司令部的首长们都唱了一些旧时的革命歌曲。
  三月十一日下午一点钟，队伍就出发了。是艳阳天气，鸟儿在愉快地歌唱，树枝上有雪水滴下来。但是森林里还铺着一层厚厚的雪。当我们走进田野，走上村路是，马匹可受累了：橇车的滑木刮着地面。我们不得不把载在橇车上的东西赶快卸下一些来：把一些多余的东西扔掉。
  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无用的。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都以上帝的名义来恳求我们什么东西都别扔掉，他们自己准备套在马匹旁边帮着拉。这里也有些玻璃，是给地下室的小窗户上用的小小的破片；也有生铁、牛奶壶、铁锹。看起来都是些零碎东西，而在所有的支队中收集一下，就有好几十吨。在到达德涅泊河以前，我们曾经举行过三次这样的清除，而每次都找到一些要抛弃的东西。
  第一昼夜我们走了七是公里，毫无特别事故。路上碰到的伪警察队不是匆忙地东奔西散，就是绝迹不见。我们前进的兵力是这样强大，甚至使他们不敢设想来阻挡。纵队延伸到九公里至十二公里。我们唱着歌进行，在一辆特备的橇车上，集合了许多手风琴手。许多村庄里都传播着“红军已经打回来了”的消息。几公里外的人都来欢迎我们，让我们停留个把钟头，讲讲最近发生的事件也好。
  如果停留下来，我们就开一次群众大会，在有些地方，或是开演讲会，或是放映电影：在两个月前，莫斯科已经给我们送来了一部流动电影机和几部新影片。但是我们无权在一个地方停留或休息很久。快，快快到德涅泊河去！
  德寇跟踪着我们。有的时候用小型坦克队和装甲车队向我们的后卫部队猛扑，用机枪扫射一阵就跑掉。但是这种袭击并不是每次都不受惩罚的。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大炮、有反坦克炮，所以我们狙击手打毁了两辆装甲车、一辆小型坦克和一辆六吨的载重汽车；这辆载重汽车是意外地碰上的，它装载着集体农庄的财物在行驶，遇上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只得把车上的货卸下。
  同时我们又意外地炸中了两列自投罗网的军车。我们没有打算炸毁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没有时间来干这些事。我们的纵队越过了巴赫玛奇－哥美里的铁道线。我们命令爆破手们在二十多处铁轨上埋下小量的炸药——破坏铁道，并且赶快追上队伍。但是德寇虽然派侦察机在我们的上空打着圈子，却显然没有和自己的铁道员工联系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走过铁道线，就突然有一列约有四十节车厢的军车从哥美里方面向巴赫马奇开来。
  我们的爆破手们经受不住这种诱惑——拉着了车头下面的炸弹引线。对这样的事情来说，炸药的力量是不够的。车头出了轨，却没有翻身；有几节车厢倒下了，可是大多数还在路线上。军车上装载的是坦克、汽车和机器脚踏车。每一节敞车上有一个十五人左右的警卫队，都卧倒开始还击。正在这个时候，从巴赫马奇向哥美里又开来了一列火车。这列迎面的火车上装着废铁、打坏的飞机和坦克。它也被炸毁了。
  当然，我们首先对第一列军车射出了几发烧夷弹。
  应该说一下，德寇是在铁道上搬运着油槽装得满满的汽车、坦克和机器脚踏车。它们刹那间就象汽油库似的燃烧起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第一列军车上只留下废铁了。
  在我们向德涅泊河挺进的三天当中，德寇对纵队攻击了五次。
  我们不得不在离德涅泊河十八公里的巴兹诺巴雷村里坚持住一次特别激烈的战斗。敌人对我们调动了至少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显然是拼凑了附近的所有卫戌队。对我们作战的有德寇、匈牙利军、意大利军和当地的伪警；炮队、坦克全用上了。但奇怪的事情是，正如我们很快就知道的那样，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并未抱定要阻碍我们开往德涅泊河的任务。战斗拖延了几个小时。我们击毁了一辆坦克、几辆小型坦克，并且迫使这支杂牌军组成的扫荡队落荒而逃。
  我们侦察队的新任队长索洛伊德说出了还有点聪明的推测：
  “在德涅泊河右岸有他们的另一个司令部。这里是归切尔尼多夫的，而那里是归波列歇的。如果我们从切尔尼多夫的司令官的地区里开走，他会得谢天谢地。他可以立刻向柏林报告：‘已经把几千名游击队员逼到了德涅泊河，并且把他们消灭了。”
  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是我以为敌人简直不会相信我们移动到德涅泊河彼岸的可能性，不会相信我们有本领强渡这样宽阔的河流。总而言之，德寇决没有设想到游击部队居然有本领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来行动，会采取如此强大的进攻战。
  不管怎样，我们在三月十四日晚上到达了德涅泊河的河岸。
  经过了几年以后，现在回顾起我们联队强渡德涅泊河的情景来，我首先回想到时机的郑重的成功的快乐，好像一切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我们所忍受的身体上的极大紧张，很快就忘记了。
  在我面前放着一行日记、许多参加渡河者的口头叙述的记录和各支队的总结报告。在这些材料里，把德涅泊河的强渡记得轻易异常。不，同志们并没有撒谎，即使谈到这里，他们也象我一样没有忘记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投入了多少力量，多少最艰难的、血汗的劳动。
  我只好把这种“健忘性”说成是俄罗斯人的记忆力的谦虚性。在大行军以后的夜里，在夜间的战斗以后，除了躺着的伤员们以外，全体人员和马匹一起套在橇车上，沿着河岸，沿着微微上了冻的沼地拖拉着，这不值得回忆、描写和叙述吗？沉在过膝的泥沼里，栽倒在水洼里，飞跃过小草丘里探出头来的树椿，这一切都还是小事啊！
  据侦察员的报告，靠着德涅泊河两岸的冰面已经融化：必须在两岸架桥，这样，我们就把当场砍伐的树木装上了橇可，对于这种采伐木材的工作来说，本来是应当用拖拉机，或者强有力的六轮大卡车的；而我们所有的却只是疲乏的、喂得很差的游击队马匹。可以说，完全没有机械化。
  瞧，月光照耀的德涅泊河终于在我们的面前了。大家知道，说到我们的“德涅泊河”就同说“乌克兰”一样。我们本来应该停下来沉思一下，应该有意思地欣赏一回，然后同附近村庄的农民们一起开一次群众大会，让他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重大的事件。我们没有时间停留。但每个人当然还是把事情放下，就算是有那么二十秒钟也好，要伸伸腰，用长久的眼光瞧瞧灰色的冰面，瞧瞧岗陵起伏的远处的河岸，舒一口气，然后又开始干：推的推，拉的拉。
  据农民给我们讲，昨天有两个伪警向对岸走去，两个都掉进裂缝里去淹死了。而我们还有马匹、辎重，并且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千人。冰面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越来越大越松脆，越来越不固定。不，决不能停下来！要不歇脚就过河！
  我们分成了几个纵队，免得踩破冰面，免得所有的人踩着一条路走。从河岸到冰上的临时木桥是用电线把双层圆木捆起来而造成的。随后在冰面上铺了小树和棕树枝，一直铺到对岸。在每一辆装着弹药和武器的橇车旁边，有十来个带着粗木杆的人走着：假如要陷落下去，他们立刻就塞进木杆去把它支起来。
  纵队的中央部分——司令部的车辆——在黎明时通过了。整个冰面已经变得松脆多孔，有些地方变成了泥浆。所有的人的下半身都湿透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橇车渡过德涅泊河的时候，我甚至拧了两三次胡子上的水。这就说明，我和大家一样跌跌撞撞，并且摔过跤。
  但是我还得重复一遍，大家的情绪是昂扬的，虽然我们从昨天早晨起就没有吃过东西——没有功夫来嚼面包，力量和勇气总是跟着我们。最困难的是把马匹沿着右岸的陡峭的小路拖上去。我们没有把马卸下来，而是用粗大的缆索牵着来拖。
  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沉没！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几个分队里同时丢失的唯一的辎重是装着酒精的桶子。装着这些桶子的橇车虽然完然无恙，桶子却滑到冰缝里去了。而战士们很不在意地对待了这种遗失。可是，当我们走上右岸休息而拒绝配给他们配给酒的时候，大家十分不满。
  我个人上了右岸以后，马上走到一边，站在土岗顶上暸望我们们后面几队的渡河情形。从这里可以看得很远，并且我还带着望远镜。
  我们的三路人马已经走到了德涅泊河的中央，，后队都分散了。后面的队伍困难最多：前面的部队把冰面踩得破烂不堪。所以同志们寻找新的道路，而分散到旁边去了，而那里没有勘察过的地方可能有水坑。我不由得带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瞅着那些往旁边走得很远的人。我看到有一个人完全离开了队伍，总是往左拐，还在向后转。我在想，不外乎是裂缝使他过不来。再一看，有三个人在追他。他们跑着，他也跑着。突然开了一枪，一定是出了事。这大概是个坏蛋想逃走。人们赶上去把他抓住了。我把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叫了来，请他务必把冰上发生的事情向我作个报告。
  在这里河岸上，虽然我们几乎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了一座小村子；可是没有布置营地，便向离这儿十二公里远的、相当大的居民点贝瓦洛克走去。当地的德寇卫戌部队企图抵抗，却被我们打垮了，再也没有打搅我们。联队住下来休息和修理装备。
  当天夜里，德涅泊河开始流水，后路被截断了。
  在司令部的临时会议上分析和估计了渡河的情形以后，有人向我报告了冰面上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个人想要掉队，甚至为了这个目的跳过了很宽的裂缝。这是我们的一个新队员，姓古怪的加柳依。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当过伪警，当众打死了两个德寇军官以后，到我们这里来了。
  那时候他同三个其他的伪警一起从德寇那里逃了出来。这伙人在头一个月里表现得无懈可击。加柳依本身已经参加了两次战斗，有很多游击队员证明他行动勇敢，射击准确。同时，他跟最接近他的战士们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可疑的本性。
  只有在大清早跟他好好儿谈过话以后，才了解了一切。不，他不是个间谍，因为他跑到左岸也要冒生命的危险。如果德寇或者是匈牙利军队抓住了他的话，那逃不了要上绞架。
  “那么，你这个傻瓜，”人们问他，“上哪儿去呢，是不是认为德寇会给你饭吃，给你床睡呢？”
  “我怎么样都行！”
  低下了自己的象牛样的头，他对所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都同样地回答：“我怎么样都行！”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详详细细地说一说吧，否则枪毙你也不费劲……”
  他用手把衬衫一扯，露出了胸膛，说：“呶，枪毙吧！”
  “他也许喝醉酒了吧？”有人问道。
  “你们光是想喝酒……我没有喝过酒。只是我不想跟你们再往前走了，绝对不去了。你们砍死我、扎死我，枪毙我都行，我再也不受你们那种游击队的苦役了！”
  “什么，什么？”我问他。“你再重说一遍。”
  他就并不害怕地重复说：“你们这里是苦役而不是战争！人哪能这样打仗呢？”
  “好吧，你说吧，不过要说到底！你既然说，你不是胆小鬼，那就把自己的立场讲一讲吧。你讲一讲，你是怎样作战的，怎样当了伪警，在我们这里做了些什么事。”
  他是一个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