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有格罗明科对战士们发表过的讲话提纲，已经执行过的作战方案，还有显然匆匆忙忙写成的、简短的私人意见。它们使我回想到斗争的初期，回想到我和格罗明科的谈话，回想到他的犹疑和感受。它们使我想起初次相逢时，我看不出格罗明科的性格上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而且断定他决不会成为指挥员。
  我必须承认——我看错了。
  按我们初期对“游击队员”这个词的认识，格罗明科的确没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我们是从文艺作品中认识游击队员的：只有年纪极大的人才能从个人的回忆里认识。但是每一个时代产生出自己型式的战士。
  格罗明科是个普通的指挥员，极勇敢、果断、聪明。然而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他和过去游击队指挥员们不同的地方。
  就职业来说，格罗明科既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指挥员。他是位农学家，生活的建筑师。当然，并不是战争的，而恰恰是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充分揭示这个人的才能。
  一位教育家担任了格罗明科的职位，他是从前省国民教育厅的厅长。第二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小学校长兼历史学家。第三中队是由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指挥的，而第四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区委书记。他们学会了指挥，学会了打击德寇，学会了忍受困苦。正和格罗明科一样，他们全都是不得已而打仗的。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游击队指挥员，因为都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当然，他们全都是宁愿和平的、建设性的劳动的。
  下面是格罗明科的笔记本里的几则日记。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给人家一个关于他性格的概念的。
  “十二月十四日　审问了一个德国人，他总是说着‘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他是个工人，而且还是个五金工人。他把双手伸给我们看。不错，有黑黑的老茧。可是我心里对他丝毫也没有怜悯心。他叫喊着：‘台尔曼，共产党的，卡尔·马克思’。我通过翻译员问他：你为什么要背叛台尔曼呢？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给逼着干的。我问他：‘要是我们把你释放了，你将干些什么呢？’他回答说，要准备革命。可是在他自己鼻子底下却留着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十二月十九日　我被叫到省委那里。受了一场挖苦，弄得我浑身发热，虽说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波布特连科第一个抓住了我，甚至大叫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怕他的叫嚷。他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依我看，只有敌人才怕他。他叫嚷了一阵之后一定要笑的。他很容易消气，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他因为我不想离开列依明塔罗夫卡别墅而严厉训斥我：‘你想我们来照顾你吗？！你听着吧——他有个特殊的意见，有这么一个陪审官……尔凡诺夫给了你准备出发的命令没有？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不打算离开。费多罗夫以那对大眼睛看着我道：‘您坦白说——是不是因为这儿离家很近而不想走呢？格罗明科同志，您别给自己的事情找理由吧。您要估计到，这样可能使自己落在党的队伍外面的。’啊，当然，我屈服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怕费多罗夫不成？当时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正是由于家在附近才想拖延的，我找到了别的理由。不过这种隐秘的想法总是在脑海中不安地闪过，有时得去看看亲属。这有什么办法，费多罗夫是对的。诊断得确切之至。省委开会以后，有个聪明人走来看我，低声说：‘他们开除你党籍，有什么关系。他们损失更大。你的分队是最杰出的一个，弟兄们都会跟你跑。你将自己当头儿……’我痛骂他，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打他一顿。至于组织上的处置，让省委去处理吧。
  一月九日　我们打击了波戈列察的伪警。我们突然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回了。居民们象亲人一般接待我们。在伪警排长住的屋子里，全部天花板都给子弹打裂了。我问女主人道：‘老大娘，这批伪警是些什么人呀？’她磨着嘴唇说：‘都是些非基督教徒，不要脸的无赖，丧尽了良心，忘了上帝。你看我的那个尼基达想出的花样吧……’她指着给枪打打穿的圣母像说。我问她：‘这位尼基达是你的亲戚吗？老大娘，我们把她打死了。’她说：‘恶人不得好死。他过去算是我的一个孙子。’‘原来你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是不是，老大娘？’她严肃地瞅了我一眼，答道：‘我向来就咒骂他，他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尽说些下流话。人家把这个下流坯赶出了学校，把他从共青团开除了。他是集体农庄里最坏的二流子。只有酒馆和他打交道。’我说：‘老大娘，您一直在提上帝，要知道我也不信上帝的。您要知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不信上帝的。’她说：‘这个谁不明白？你们承认人类。瞧，你对老大娘谈得多好哇。我们早已等候着你们了。请坐，请你尝尝干酪吧……’
  二月一日　和第二中队指挥员巴拉贝作了一次谈话。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战争一点儿没有使他失掉人性。他有一把半公尺多的短剑，我见过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怎样用这把短剑刺穿一个法西斯强盗，把他象只猪那么宰了。我问他：‘你认为战争损害你，使性格变得残酷无情吗？要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杀过人呀。’他微微一笑，他的笑总是和蔼可亲的。他这样回答：‘我现在也不会杀人，你明白吗？’我请他解释。他想了一想，补充道：‘假定说，我落到一贫如洗，我无论如何不会变成土匪和凶手。或者我和一位同志发生纠纷，我根本不会拿短剑去攻击他；也不会为了争风吃醋去杀掉一个女人，伤害一个小孩子。’我继续问道：‘那么战争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你的性格改变了没有？’‘这还用问吗，当然……’谈话没有结束，他给人叫走了。我后来自己思索，我们起了什么变化啦。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当游击队员。一则，我很高兴认清自己不是懦夫；二则，我能够受人节制，能够承认上级指挥员的威信。即使很难承认他的威信，而且认为他错误时，我仍能克服自己，后来也不让任何人挑拨。特某煽动我反对费多罗夫，想要来一次内　。我命令他停止了。而主要的改变是我们，甚至连费多罗夫和政委，虽然都是党务工作人员，但全都变成更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们正在学习政治常识的课程。
  二月二日　不，这是时代和对祖国的爱使我们成为指挥员的。哪怕费多罗夫也是如此。他哪里是司令员呢？他是个工人，昨天他和战士们在一起给地下室刨光圆木顶时，变得多快活啊。工人和农民随时都是建设者。我们还习惯与瞻望未来，不待说，战争在生活中并不是主要的事情。
  二月八日　重读《战争与和平》，我真不了解那些人。他们完全不想到将来，不想到怎样在战后建立生活。工作是根本不谈的。
  三月三日　米什卡拿一只篝火上烤熟的母鸡送来给我。这是战斗以后三个钟头的光景。他在战斗中是个好汉，我当着同志们的面夸奖过他。是不是这个缘故呢？他偷偷地拿鸡塞给我。我问他：‘哪里拿来的？’他回答说，它丢了脑袋沿街在跑，大概是一块地雷碎片把它脑袋给削去的。他忘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关于一只鹅的同样故事，好像也是一个地雷炸掉了鹅的脑袋。我拿着鸡向篝火走去，对弟兄们说，我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我问他们怎样看法。大家都饿了。眼热地尽盯着那只鸡。科楚拉发言了：‘这件事就米什卡来说是罪上加罪。扯谎，外加又想派指挥员马屁。’‘那么偷鸡呢，不算是罪吗？’科楚拉答道：‘在战前，村子里一只母鸡值三个卢布。难道我们在战斗中挣不到那三个卢布吗？’于是政治指导员雷先科同志发言了，他很长地、叫人信服地说到老乡们回因为这件小事来责备我们游击队。大家都同意。米什卡讨了饶。后来我问弟兄们把鸡怎么办。大家嚷道：‘您吃了吧，指挥员同志，分着吃不顶事？’我把母鸡往火里一扔。米什卡向篝火中扑去，把鸡抓到手撒腿就跑。弟兄们急起直追，但没有追得上。后来我们打听到他把母鸡送到医院里去给了伤员。瞧，现在你去分辨是非吧。
  三月四日　我对青年战士们谈起李森科院士的试验。接着一般地谈到将来的收获，而且谈到苏维埃政府怎样为提高生产率而努力。我引了列宁的话说，劳动生产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来说，归根到底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我们谈到什么是共产主义。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史维斯通诺夫，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问道：‘您瞧，我或瓦加·科罗勃柯或许活得到共产主义社会吧。可是您、波布特连科、费多罗夫就未必有希望了。大概到共产主义至少还得要十五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弟兄们就嚷起来：‘要不了这么多，你怎么的，史维斯通诺夫！’瓦加·科罗勃柯很快地算好了：‘如果五乘十五，得七十五，那么，史维斯通诺夫，你也活不到。’史维斯通诺夫反驳道：‘每一个五年计划会在四年也许三年之内完成，所以我还活得到。’这时瓦加·科罗勃柯补充道：‘科学家们正在为延长生命而努力呢。您一定活得到共产主义，相信我的话，指挥员同志。’我明白了：弟兄们一定想要改正史维斯通诺夫的不达事理的意见而来安慰我。我说：‘谢谢，同志们。’他们也开始为这次谈话向我道歉。我真想活到共产主义啊！”
  三月二十三日，德寇封锁了通往叶林诺村去的几条大路和小道，对游击队营地开始作决定性的攻击。七千名德寇和伪警来进攻九百名游击队，想包围和消灭他们。
  占领军的指挥部早已准备这次攻击。我们也准备了他们这一着。但是准备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
  德寇准备的是什么呢？在过去占领的几个月中，他们已在所有的区中心和大居民点委派了自己的司令官，组织了警察部队，布满了间谍情报网。现在他们在每一个村子里都有村长和副村长。几乎个个村子和农庄都成立的补助的警察队。
  敌人想暗派间谍到我们游击队来，和他们安排好经常联系，结果总是失败的。我们很快就把间谍们揭发了。我们怎样揭发的呢，我将在别处来讲。德寇不知道我们的指挥计划，不知道司令部、飞机场、无线电台的位置，也不知道游击队的秘密小道。
  关于支队的人数、组织系统和我们的装备，他们有的是十分矛盾的材料。
  当然，他们知道我们管辖区的约略的边界。这种消息是不可能隐瞒的。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封锁我们驻扎的地区，集中更多的兵力，在一定的日子抽紧包围圈，扫荡森林，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灭切尔尼多夫最庞大的一支游击队了。
  我们的侦察工作比德寇做得有成绩得多。关于侵略者的意图，甚至关于他们拟定的作战日期，我们几乎总有准确的消息。就是敌人也承认这应窗明几净。例如，下面就是匈牙利皇家参谋本部参谋长萨姆巴特赫依中将在一封指示信中所写的话：
  “游击队的侦察、情报和联络工作发展得很好。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一刻不停。关于前线发生的事，他们获得的情报，比保卫占领区的部队还早，而我们的部队的最小的推进，却一点儿都瞒不了他们。”
  在我们截获的文件的另一段中写道：“不必谋得关于游击队的详细和可靠的情报，因为我们侦察的结果，在到达指定去肃清该地区的部队指挥部那里而部队要开始行动时，个别的游击队通过自己独特的情报网，一定会知道我们部队的开近，决不会留在我们侦察确定的原处了。”
  三月二十二日，我们也已知道敌人的意图，但是决定迎战，并不预先溜掉。
  德寇可能真以为叶林诺森林里结集了三千多游击队。这个我们不会弄错。我们连伤号、病号在内一共只有九百二十三人。我们挨着饿，穿得破破烂烂，弹药也不足。
  我们怎么会让德寇包围我们，而且让他们开始歼灭战呢？这是不是指挥方面的失策、漠不关心的结果，更糟的是理解我们处境的没有希望呢？
  假若向敌方的指挥部提出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游击战术已经破产，游击队的生存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时日。
  你瞧，这正是我们须要的，我们力求做到的。让德寇以为我们是愚不可及而过于自信吧。
  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运动；但并非单纯从甲地到乙地的转移，而是出其不意的运动，游击队总是占少数，没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