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躺下，开始睡着了。我记得一再做着同一个梦。我好象在一间讲究的、有糊壁纸的房间里，中间放着一张胡桃木桌子，我的爱人在桌上给我放上一杯浓茶。我听到小儿子突然大声叫喊，我快冻死了。这是我的伙伴努尔格利·叶先齐米罗夫在叫喊：‘政治指导员同志，脱皮鞋吧！’我什么也不懂。这时他就亲自动手把我的皮鞋脱下，解开了自己的军大衣，撩起衬衫，把我的两只脚贴肉放在自己肚子上。这样他救了我。”
  卡查赫人叶先齐米罗夫站在以便咧着嘴笑。他是个勇敢无畏的战士，深恨法西斯匪徒。
  我们把中尉信里的话转告了他，问他对这封信有什么想法。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答道：“我们的民族记得瘸腿的铁木耳，也记得成吉思汗。我们的民族记得太多的鲜血，但记得太少的幸福。阿克萨卡尔门说：‘快步走破了裤’①。首长，你问问努尔格利对法西斯匪徒有什么想法？法西斯匪徒没有灵魂，而有象老页一样的手，‘拿来，拿来！’法西斯匪徒想要从我们这里剥夺苏维埃法律，想骑在我们头上做财主，那就叫他们吃土吧！我要老爷干么？首长，对不对？”
  【　①卡查赫成语：相当于我们的‘欲速则不达’。】
  我们赞同他的意见，因为他的确说得对。
  不久，莫斯科来通知说，带着兵员、武器和无线电台的飞机快要飞来了。我们必须建造一个飞机场。虽然图例、信号制式这一切他们都已通知我们，但当然不能用密码由无线电来教我们飞机场的建筑学啊。
  我们全都明白：需要一片平坦的广场；同时也明白，必须准备把它瞒过敌人，这就是说，必须离居民点远些。但是除了知道这几点以外，还有些模糊的地方。这片广场应该多大呢？树木妨碍降落吗？着陆标记应该怎样安放呢？飞机能够在松软的雪地上降落吗？事实上，还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条件。
  那时我们记起了在医院里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的照顾下，我们有位专家。他是一位真正的飞行员，而且还是飞机指挥员呢，唯一的不幸是他已经有五个月不能走路了。
  重轰炸机指挥员沃洛丁和三个乘员的经历是惊人的。我们这里的人都把他们叫做天上掉下来的人。
  还在我来到省支队以前，在德寇占领这些地方的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更正确地说，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时，彼列柳勃支队的游击队员们发现三架机翼上涂有红星的大飞机向哥美里方向飞过去。
  值日员激动地向指挥员报告说：“巴拉贝同志，咱们的飞机！”
  游击队员们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苏联飞机了。他们眉飞色舞地目送着它们，叫喊着，挥舞着帽子，虽然明知道飞行员看不到他们。
  巴拉贝准备转身到邻村去，那边拟定有个会要开。现在他要向集体农庄庄员们讲述最后的新闻了：德寇在胡说八道，说已经歼灭了苏联空军。咱们的重轰炸机群刚才还飞过！
  当我们的飞机再度在空中出现时，支队指挥员已经骑上马了。现在飞机正在回航，但是只有两架。
  过了五分钟光景，在不高过二百公尺的营地上空又飞过了第三架轰炸机，右翼往下搭拉着。游击队员们发现有一个发动机已经不管用了。
  到前线无论如何还有一百五十公里。
  “他们拖不拖得到那边呢？”游击队员们暗自思量。
  飞机消失不见了。游击队员们走散去干自己的工作，巴拉贝和政委也动身开会去了。
  但是他们被游击队员们追上了。送消息来的人惊惶不安地报告说：飞机在十五公里以外的波戈列察村方面坠落了。
  当然，会议被取消了。巴拉贝带了十个人骑着马直奔波戈列察。在村边离开教堂不远的地方，一架巨型双发动机飞机钻进了地里。两翼碰到了树木，都从机身上脱开了。
  机身整个儿裂开了，白色的包儿象剖开的巨人的肚子里的内脏一般，乱抛在草地上。打从包儿里不时有些方块的纸片飞出来。
  孩子们把这些纸一包一包地捡起来。不用说，这是苏联的传单。有一个弟兄想把小门儿打开，但是已经不必了……穿过裂缝就能钻进驾驶室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组成了警卫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爬进机舱去，可是那里已经没有飞行员。原来农民们已把他们送到乡村医院去了。
  有一个通信员从那边回来说：“到处是血！有两个人的脑袋裂开了，队长的两条腿就跟两条软鞭儿似的。只有一个人还能走动；可是活像害了鼠疫病，一面叫喊，一面摇头，眼睛死洋洋的，好比两粒钮扣……第四个人只是吱吱咯咯地咬着牙齿。哎呦，真可怕！没有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大家全都胆小害怕……”
  村里医院旁站满了人。巴拉贝问道：“附近有德国人吗？”
  “开来过一辆汽车，可是一听到游击队在这里，马上拨转车头开回去了。”
  老看护长告诉巴拉贝，飞机指挥员的病况十分严重：“两条腿都折断了，头部擦伤很深，已经有四十分钟不省人事。他的一个伙伴也昏迷不醒：脊椎骨受伤。”
  一个农民装束的年青小伙子见了巴拉贝，直挺着身子站在他的面前。巴拉贝穿的是红军军官的制服，只是没有符号罢了。
  “指挥员同志，请准我问一声！”在获得许可以后，他用恳求的声音说：“指挥员同志，带我们上森林里去吧。不要抛下我们。您瞧，弟兄们要受难了。”
  “这个‘我们’是指谁？您是这里的什么人？”
  小伙子又唰地立正，敬了个礼，报告道：“我是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马克西莫夫。”
  “无线电报务员同志，那么您为什么不穿制服呢？”
  小伙子低头对自己看了一眼，眨着两只眼睛，差不多有五秒钟没有做声，接着抓住了巴拉贝的一只手，带着颤声急急地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随我来，我把屋子指给你看。来吧，来吧，噢，请，指挥员同志！我的证件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不但有制服，还有上面刻着字的表。我是马克西莫夫，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
  “放心，马克西莫夫同志，请您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吧。”
  但是马克西莫夫本人也不很清楚自己的遭遇，他怎样来到这座村子的，怎样乔装改扮的，他都不知道。他虽然神志恍惚，语无伦次，但还是讲了出来。
  飞机一栽到地上，马克西莫夫理解到还活着，能够动弹，便爬出裂开的机身，拼命地奔向最近的农舍。他冲进房去，也不回答主人们的问话，便赶快脱下衣服。他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扔掉，只剩下一套衬衣。
  “给我！”他对主人们喊了一声。
  他把表连同放钱和证件的皮夹一并倒在桌子上，接着请求道：“给我，快些给我点儿穿的！救救苏联飞行员吧，你们站在那里干么呀？”
  他们给了他一条旧裤子、一顶帽子、一双破破烂烂的高统靴，还有一件短棉袄。他急忙穿上衣服，回头奔向飞机，他受了神经虚脱性的影响，不是完全自觉地行动的。
  马克西莫夫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灾祸的经过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轰炸机小队从伊凡诺夫附近的飞机场起飞。我们接到了战斗命令：轰炸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的敌方军车。在轰炸回航路中，我们发觉右发动机被火焰包围了。飞机指挥员想用急转弯来卷灭火焰，可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开始丧失高度。很明显，我们已拖不到前线了。指挥员沃洛丁同志提议道：‘让我们毁了要好些，可是不能落在德国人手里。’我们都赞成。沃洛丁把飞机引进了森林。然而它原来是个树木稀疏的果园，我们都没有跌死……”
  领航员拉戈津插进来说话了。他受了一些碰伤，可是还不能走动。
  “指挥员同志，有多少人在保护我们呢？”拉戈津低声问道。“总共三个人吗？应该增加一些。请您下令把卫队加强……”
  马克西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指挥员同志，在医院屋顶上架起一挺机枪吧，到机身上去拿下来就是。那里我们有一挺大口径的……您要明白，我们究竟是飞机驾驶员，要是给抓住了，德国人会把我们撕碎的。飞机里还有一架无线电发报机，把它拿来发个报告吧……”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