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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样开导他们的呢？”
  “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人民群众的救济。好象你在旅途中打尖的情形一样：不是沿门求乞，便是受农民们的殷勤招待。不过你要开闸放水到，单身路过是一回事，如果已经住定下来，那是另一回事。”
  顺便说说，这时库尔科已经变了样。人瘦了，皮肤粗糙了，烟抽得非常多。因为他是个外来人，可以说是客人，拒绝他抽烟是怪不好意思的。他做报告时吸掉了我两天的定额。当我们跟他说，他的妻子住在霍尔梅，我们和她有联系，甚至于还交给她一些不大的任务时，出乎意外，他并没有惊奇。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对什么都不再惊奇了。但是，请您别给我假期吧。比起游击队员和士兵来，地下工作者最困难的是什么？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地下工作者的困难是能看到自己的家庭，看到自己孩子的苦楚。从这里就产生了弱点。而且各种不同的人要按各种不同的方法才能克服这种弱点。我不去，现在绝对不去！”
  “库兹马·依凡诺维奇，我们并没有叫你去呀。”
  但是库兹科激动得不得了，装烟时手直发抖，把烟丝倒翻了，大概至少撒了一半。
  这样他又干新的任务去了，没有跟妻子和女儿会面。
  同时，雅可夫也和库尔科一起联系巴丘克去了。他刚刚稍微硬郎一点儿，就自己要求到尼真去。他说，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那条路的了。我起初有些犹豫不决。可是雅可夫却把我说服了。我们人员中的确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尼真，事实上，他自然比别人更容易找到巴丘克那组人。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让他去了；而他却是喜气洋洋，看来很健康，而且兴高采烈地去干这件任务。
  正月初，奥斯捷尔地下区委会委员萨瓦·格列申科经过长期流浪之后，忽然遇到了省支队的哨所。他已经精疲力尽，衣服破烂，还挨着饿；可是得知省委会和省支队已经在一起的时候，他高兴极了。我们给他送食物到司令部来吃。他一面吃，一面作报告。
  格列申科讲述了奥斯捷尔地下区委的艰难处境。他们事先组成的游击队帮助红军部队冲出了包围圈，后来便无法向后冲进沦陷区来。大多数同志都随着我们的军队走了。只有区委书记格卢申科领导的一小队人越过战线，回到了奥斯捷尔森林。
  可是他们在这里查明，粮食的窖藏和武器的秘密仓库已被一个卖国贼司机出卖给了伪警当局。由于这个原因，重新建立游击队几乎不可能了。区委投入全力来建立乡村地下小组，曾建立了六个，每组有四个人到八个人。除此以外，他们散发了手抄的苏联情报部的通报。这些小组成了未来的游击队的支部。他们在树林里和田野中收集武器，在共有的森林地窖里已经收集了二十箱手榴弹、一百多支步枪、两挺手提机枪和一万多发子弹。
  “啊，同志们，”格列申科说，“假若我们确实知道省委会照旧存在，那我们工作会轻易多少啊！”
  “为什么？”波布特连科问道。“我们能拿什么来帮助你们呢？”
  “但是这真的单纯是一个援助问题吗？你瞧，你们现在告诉我，从赫鲁晓夫同志那里获得了消息。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你们自己也还没接到过任何援助，对吗？我们区里的共产党员，和你们一样，也意识到我们的活动不限于自己的小组，省里这样的小组散布得极多，意识到还有省委肮……难道你们自己不懂得吗，尼古拉依·尼基吉奇？”
  “难道你们果真一点没有听到关于我们支队的消息吗？”
  “我们听到过支队，甚至听到过两个庞大的支队——奥尔连科②的和费多罗夫的。但是说到省委会呢，我们接到最后的指示还是在十一月里。”
  【　②奥尔连科这个名字是我的游击队的诨名。但是我不只一次从居民那里听到关于两个支队的存在：奥尔连科的和费多罗夫的。我们没有兴趣来否认这种谣言。——作者。】
  “指示合用吗，答复了你们的紧急问题没有？”
  “现在有许多新的问题发生了。比如，区里还有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有些人已经在伪警察局里登记过了。有些人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立场显然是叛徒，至多是些胆小鬼；可是也有些不得不去登记的人。”
  “嚇，假定说，我吧，绝对不会去登记，无论什么都强迫不了我去登记！”德鲁日宁愤然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我也和您一样，这是另一回事，”格列申科反驳道。“听吧，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记得红军集体农庄的钳工吗？你们应该记得他——尼坎诺尔·斯捷潘诺维奇·戈尔巴奇。他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技师。早在去年就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意见，呼吁提前修理农业机器。他的相片登在第一页上。一抹小胡子，叼着烟斗，鼻子旁边还有一大颗痣。这正是他本人。一个候补党员。然而主要的是到处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工长，本行的专家。他不仅是钳工，而且还是铁匠、镟工、自学成才的机器匠。他精通拖拉机、任何的发动机、任何的机器。真是位天才。农业机器站屡次邀请他，可是他不去。他专爱自己的村庄，他的蜂房在那里。但主要的是他爱自己的集体农庄，并且以此自控。看来他是真正的苏维埃人吧。可是你瞧，想象得到吗，他去登记了。”
  “这就是说，他没有良心。你们区里的共产党员们忽略了他富农本性。”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甚至把小胡子也剃了，为了保密起见，还想把痣也割掉。可是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就好比帮不了您或者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忙一样。如果老乡们认识一个人，那就够啦！不管你怎样改头换面，特征还是找得到的。假定说，对不起，我记得尼古拉依·尼基吉奇的鼻子。而您呢，就记得他的耳朵。再说，您总能凭他两只手来确定一位老铁匠吧。对吗？”
  “往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尼坎诺尔不愿意撤退。他声明情愿打游击。可是我早就说过，我们必须从林子里回去。我们和他商量好，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调他到偏远的村子里去。他并没有争论，带着老伴儿上泽林诺亚·布达的亲戚家去了。当然，那里接待了他，集体农庄，或者照现在的称呼是公社，简直高兴极了。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他在那边也给认出来了，他们领他到住房去。有许多房子空着，房主任都撤退了。那时他说明：不能干活。他故意把一只手缠上了绑带。他们对他说：‘不要紧，想来就会养好的。’尼坎诺尔通知我们，又托人来转告，叫我们给捎些传单去，说那里有的是好人；还说，假如需要的话，我那个地窖是很大的，可以印刷。他遇见我们的人员时，甚至还提议把印刷机零零散散地从林子里搬给他，说他懂得怎样装置。带便说一句，印刷机是完整的。当伪警拆开地窖时，把它损坏了一点儿。大概是他们拿石块砸的。简单说来，我们没有把机器搬给他，因为打听到他已经登记了。他到伪警察局去声明自己真正是候补党员，还具结停止一切抵抗，按照那上面的规定，他承担着报告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的义务。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情绪变得坏透了。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最自觉的集体农庄庄员、理事会的理事也去了，那你还能相信谁！结果，我们现在必须向他报仇，必须杀掉他。要知道他毕竟知道秘密接头地点的啊。他不仅知道区委委员们，连全体区委委员的亲戚也都知道。假如他忽然要按着他在德寇那里具的结来做，那怎么办呢？可是我们谁也不想杀掉他，却怀疑他是卖国贼。不用说，他出来了。他自己来找我们，把事情原原本本解说了。但我们开除了他的党籍，否认他是自己人。事情毕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一天，德寇农产管理部长和一个原在区土地科的工作人员——现在好象是个卖国贼，给安顿在经济部下面——来看尼坎诺尔，说：你不是某人吗？他企图否认，可是那个我们原先的工作人员原来认得他。说：你把小胡子剃掉了。他答道：一点不错，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叫他坐上马车，把他载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打谷场，命令他马上修好蒸汽机。德寇要动手打谷了。有个德国兵，也是个机匠，正在蒸汽机旁边拨拨弄弄，看来不知道咱们机器的构造，对它一点没有办法。尼坎诺尔指指那只手说：呃，我不能工作。他们商定，不要他亲自动手做什么，只要开口解说一下就行。于是老头儿当真迷住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本来在默默地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个秃头鬼，什么都别干啊。他们围着机器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地转来转去，可是什么岔子都找不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用激将法了：怎么这样一位有名的机械师也认输啦。我忍耐不住了，中了计，或许是要在德国人面前显显自己的本领。我的手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伸了出去——神智还没有来得及清楚，机器便开动了。我说，随你们怎样判断吧，但是要知我一生从来没干过地下工作，到和钢铁打过三十多年交道。’在这桩蒸汽机事件以后，他们对他说，德寇当局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去登记就行。接着他们把他带到警察局去。就在那里他具了那个结。过了几天，他来看我们，请求把这件事完全当作一种手腕，并且说，他痛恨德寇，准备为咱们的事业贡献生命。统筹兼顾，有时侯结果常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一件例外事件。”我们反驳格列申科道。
  “每一桩事件按自己的方式都是例外的。在登记的共产党员中间，绝非全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同志，也是不久以前入党的，是位教员，找到我们说：‘虽说我有罪，虽说我不配有党员的称号，可是别剥夺我人的称号吧。给我一个任务试试。我承认，撤退的整个景象在开始时把我压服了，头脑也给弄昏了。可是在我反复思量，在我看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以后，我明白死倒要比过这样的生活强。我们命令他去侦察铁路上的地形。我们说，目的是为了破坏，虽说我们还没有任何工具来从事这种活动。我们派他到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去。你想象一下吧，他在夜里从铁丝网底下爬过去，后来给我们画了一张详详细细的地图：哪里是哨岗、哪里是弹药库……我们甚至可怜这个人了，因为他白白地爬了一次。不，毕竟不能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所有胆怯的人，说他们是卑鄙角色。日子久了，更多的象那位小学教员的人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可是机器匠怎么样了？”德鲁日宁兴致勃勃地问。“那么，这么说，你们把他开除了党籍，还使他和你们脱离吗？”
  “老头儿开始拼命喝酒，喝起来样子真可怕。他造了一套自做烧酒的器具，蒸出那样头等的好酒，说得简单些就是精馏成的酒精。他学会把杂醇提去。当你渗上一点儿水的时候，简直象特等莫斯科双料酒。”
  “那么，您已经尝过了？”波布特连科笑着说。“您说，老头儿脱离了啊。原来他现在对你们还有些用处吗？”
  但笑话是笑话，格列申科提出的、在此以前巴丘克信里和库报告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重大而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具有引起地下工作者一般兴趣的性质。
  其实，我们必须明了卫国战争中普通的地下工作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应该干什么？能够接受哪一种人到自己小组里来？他们应不应该职业化，这就是说，应不应该把自己专一献身给地下活动？他们有什么物质条件来从事这种活动？
  城市里的地下活动小组是由工人和职员、大学生和小学生组成的；农村里是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器战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医师和教员，也有小学生。这些小组是由省委或区委派遣的同志来领导的。但是党务工作者不是经常职业化的。
  谁也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非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入了党的党员和国内战争的老兵。不过，一则，他们这类人寥寥无几；二则，现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与他们当时工作的条件很少相同之处。
  我以为巴丘克的问题：应不应该准备恐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