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人，也有好几百人。有些人是被斗争的热情，“用真枪射击”的天真渴望所吸引的。但是大多数十岁以上的集体农庄的孩子都十分明白德寇是多么凶恶的敌人。他们看出了敌人的贪婪心、野蛮性、残酷性。跟来到我们这儿的赫洛普里扬纽克和米亚夫科一样，很多人成了孤儿。他们的心头出现了对刽子手们的强烈的、复仇的渴望。
  少年们从几岁起才能算是真正的战士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有些结结实实、筋肉发达的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在农民的家庭里已是极得力的助手，可是到了队伍里，要不了三天就会胆战心惊地必须快把他送走。并且他自己在行军中也会恳求：“把我留在村子里吧，我再也不行了。”要不他干脆就跑掉，可是非把步枪和一对手榴弹偷走不可。能不能对他提出对全体游击队员来说是必须的遵守纪律的要求呢？当然不能。
  但是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十四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心头对敌人燃烧着那股无比的怒火，照人们的说法，他已成了一个“坚强的人”。这种孩子对任何的考验都不怕。他睡在潮湿的地上，跳起来还是新鲜得象支小黄瓜。他一连站上几小时的岗也不抱怨，行军时始终快快活活，还用玩笑来使别人快活。我们这里的瓦夏·柯罗勃科就是这样，而格里沙·赫洛普扬纽克也不比他差。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在自己未经明文规定的条例中规定：凡是低于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不应该吸收为游击队员。当然，有些人竭力想法哄骗我们，有时侯，说老实话，我们也受过骗。不是每一个人都用证件的。有一回，来了一个身材魁梧、强壮的小伙子，据说已经是十九岁。他手里没有证件，又不能给他做一次鉴定。后来，当他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时，哭了，才承认总共只有十五岁，请求从宽发落。有些支队甚至被迫进行清洗：把年龄过小的青年人整批地清除出去。但这只是在初期的事。后来连村庄里的小伙子也大概知道支队会收容那些人了。而那些终于成为游击队员的人呢，便使自己适合以便的要求。我们的共青团大大地帮助了他们自我教育和锻炼。
  来到我们队伍里的共青团员们，即使是身体不很健康的，一开始都格外表现了自己是特别有自制力的、守纪律的，而主要的是表现了自己是自觉的战士。
  他们更了解战争的阶级本质。自然，共青团员们也只是从书本上或者年长的人们的谈话中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但是共青团的组织早在战前就帮助他们理解和认识敌人只能从资本主义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它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要夺取革命的成果，强迫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这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而且意义很大！
  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德国的士兵不仅杀人、放火和破坏，还给他带来了可怕的未来，使他回到资本主义，变成奴隶。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进行斗争是为了保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政治知识的、自觉的青年人有更多的刺激和理由使得他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不仅是复仇者。不，他是个革命者，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在这个时期的一次战斗以后，省支队来了一个小个子少年，从外表看来，决不会超过十五岁。他生得很瘦，头发蓬乱，虽然天寒地冻，但是鼻子上仍由夏日斑。而眼睛总是充满了欢乐，嗓子又响亮、又富有感染力。傍晚休息时，他常常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讲些什么故事。时而在这一堆，时而在那一堆，忽而又在第三堆篝火边听到他很快的说话声。他可以讲出很多的故事。
  他险些儿在我们这里被打死。的确，如何是好呢？
  在战斗正激烈时，有一个人，腰带上挂着两颗手榴弹，从敌人那边顺着河上的薄冰爬过来。他不是向别的地方爬，而是径直爬向在灌木丛中伪装着的游击队的机枪。他正靠岸边时落进了水里，浑身透湿，但是这个小鬼继续爬行。他抓住草蔟和树根，爬上了敌人看的清楚的斜坡。但是敌人却爱惜他，没有开枪。
  我们的机枪手发现这么一件事，叫两名战士去截断他的去路。他们猛得从灌木丛后备跳出，向“敌人的间谍”扑去，把他堵住嘴，绑上手，气得给了他两记耳光，拖到司令部来，他们深信，这可拿住了一条“舌头”啦。
  奇怪的是“敌人的间谍”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流露出莫大的喜悦，而且坚持想大吻押送自己的人。
  然而，要相信他可不这么容易；而后来到了司令部，才知道他真正是渴望到游击队里来的。
  有人发出了呼声：“他扯谎！”
  “枪毙这个坏蛋！”
  但是这时幸而共青团组织的书记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出现了，她朝“舌头”扑过去叫道：“亲爱的伏洛加？！你从哪儿来？这正是科留可夫卡的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的儿子伏洛加·吉洪诺夫斯基啊！”说着这几句话，就把他拥抱在怀里。
  当天晚上，伏洛加就开始讲自己没结没完的故事。起初大家都不大相信他，但很乐意听。
  “不错，扯得很流利，”有的人这么说他，并且设法拿问题弄他糊涂。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讲的。他得把行动的地点、日期、时间和许多熟人的姓名都说出来。
  “伏洛加，你几岁了？”
  “十七！……你们又不相信。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升入九年纪了——那你算算吧。我已经做了两年的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但是人家横竖一样把我当作小孩子。连我父亲也是这样。他现在在科留可夫卡的柯罗特科夫那边。瞧，当我们跟他们碰头的时候，我父亲会亲自证实这一切的……”
  当时我们的确还没碰到过科留可夫卡支队，但已经知道，这个支队在离我们十八公里的地方活动，同时知道，在它的战士们中间有一位科留可夫卡村苏维埃的副主席安德列·吉洪诺夫斯基——伏洛加的父亲。
  “这么说，他们不收你做游击队员，而你自己去强迫人家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吗？”
  “不是强迫，只是到达了目的……德寇离村子已经只有三公里，而父亲只是搔头摸耳，犹豫不决。其他的共产党员们早已撤退了，他却在坐守。我甚至起了疑心：‘鬼知道他，也许他打定主意投到德寇那儿去吧。’照他过去的行为来看，似乎不象。可是如果他……老实话，不管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会亲自就地把他打死……可是后来一看，有一次父亲在背包里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和母亲叽叽咕咕谈了几句，就打从菜园到森林里去了。我耳边还总是听到了一点游击队的事儿。我跑去追他，追上了，求他把我带走，他摇摇手说：‘你还小呢。’噢，我简直怨透顶啦，只得落后了。
  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共青团组织也抱怨。为什么把我忘了？很明显，关于游击队和地下活动都是有协议的。我究竟读过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书。难道现在就不一样吗？难道共青团员可以袖手旁观吗？可是这里也认为我年纪太小，不够格。当我们的部队退却时，他们给父亲和我留下了两支步枪和两支马枪，被我们埋在菜园里了。这就是说，我反正一样是游击队员，虽说我没有被收容入队。我到埋枪的地方去，心里这样想：‘在逮捕我以前，我要打死他两三个。’我挖着，要想挖出枪来，而那里已经空无所有——我的武器飞掉了。当然，我明白：父亲把枪转交给游击队了。但我可气炸了。
  天黑时，我上共青团的区委会去。我至少必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走到区委会跟前，大门敞开着，房间里有灯光，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我站在门背后，在门缝儿里瞧见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和她同姓的区委会工作人员费佳·斯克里普卡。她说：‘这样说来，您要到勃里德斯克别墅去啦。’我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便跑回家去，拿了半公升糖浆，一块面包，一本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这一切都卷在一条毛巾里，就和母亲接吻告别，动身到森林里去了。我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两天。有一次在林间小道上碰上了一些人，我老远就对他们喊了一声：‘啊唔！’他们用冲锋枪回答了，我好容易才跑掉：原来他们是德寇。
  我只得又回到科留可夫卡。但那里也有德寇。我总还是悄悄地回了家。原来父亲也没有进得了支队。他躲在集体农庄的马　里，后来又转到大麻地里，我好几天往那里给他送饭，走过时叫着‘咕－咕！’他回了一声，我就往他那里爬去。这样在德寇驻扎的当儿，我父亲在那里待了八天。我却到处跑，细瞧着德寇。我生来第一次高兴自己的个子小。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我。
  有一次，我碰到我们的德文教师列戈，她丈夫也是个外国人。我想：‘这个畜生，怎么没有撤退。’战前她是那样积极，是个机关职工委员会的委员，而现在和德国兵在一块儿走，还在指手画脚，自鸣得意呢……很清楚，她是在等他们来，而现在会暗害我们的。当时我就决定盯她的梢。
  第二天，她单身在走。我赶过了她，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往前走。走近一家铺子，我故意在她眼前把台阶上的一块木板扳了下来。她当然有所反应：‘孩子，你到这儿来！啊，是你，伏洛加。你为什么破坏财产，伏洛加，要知道这东西现在不是苏维埃的了。在新秩序下，我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教育你。你爸爸在哪儿？他不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道：‘爸爸死了。’原来她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你不是共青团员吗？’我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伏洛加，你到我那里来串门吧，我看，你是个好孩子。’这样一来，她上钩了。我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找到游击队员。
  德寇的部队开过了，只留下了司令部。行动容易得多了。父亲看到我有点懂事，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明天约定科留可夫卡游击队员在木材工厂开会。你按着这些地址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人吧。’我很高兴。这毕竟是真正的工作。所有的人都通知了，我自己也去开会。走近木材工厂时，纠察员向我扔石块，甚至不让我走近。我羞他们说：‘这怎么行，我是召集人，而现在你们把我赶走……’他们让我进去了，我就这样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发给我一支马枪，就是埋在我家菜园里的那一支；但是递得很郑重，我懂得，我领到武器是为了斗争……”
  讲到这里，伏洛加停住了，慢慢地卷起烟斗形的烟卷……不待说，他是在等人家提问题。他在提高听众的兴趣。
  “那么究竟这个德国女人怎么样了？你跟司令员说过吗？”
  “您跟父亲走了，那您母亲怎么办呢？德寇没有对付他吗？”
  “一来，”伏洛加回答说，“我不仅有妈妈，而且还有个小妹妹。二来，我和父亲也非常着急。她们很可能被枪毙，房子也很可能被烧掉的。但是这时出了这么一件事：从德寇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俘虏，在紧靠着科留可夫卡的地方碰上地雷，给炸死了。我们的街坊至少有二十个人在伪警察局里签了字，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父亲和我都被炸死了。这样就救了我母亲和妹妹。”
  “难道他们没有认出来吗？”
  “怎么会认不出来！他们分明知道这不是我们。但是老乡们总是有团结性的。这么着才可以工作下去。我也因此可以在德寇中间横冲直撞。老乡们没有出卖我。但是坏弹毕竟不少。他们老远就看得出来……你瞧，列戈和她丈夫，就是正式的捣蛋。我们的政委鲁多依同志命令我再潜回科流可夫卡去，想方设法博得这个德国人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你们要知道，这可真难啊！这一切等于跟毒蛇打交道。试试叫毒蛇相信你们尊敬它吧。我上列戈家串门去了。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钟点。这对夫妻劝我去刺探游击队领导人的踪迹。‘你妈妈会领到一些土地，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外国衣服和漂亮的德国奖章，此外，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可以领到一千卢布……’你们试试看，顺从地坐在那里听听这样的话儿吧。我答应这对夫妻一定照办；只是要求，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还得付我一普特面粉。他们相信我在做生意，同意另加半普特；可是想要立刻把我带到司令部去具个结，好容易给我拒绝了。
  第二天夜里，鲁多依同志和另一位游击队员从窗户里爬进了列戈夫妇的家里。我事先把房子内部的布置画在纸上。我请求鲁多依带我去，很想积极参加，但没有成功。他又对我说，我做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