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时，他又饿又乏，看来顶好是躺下来吃了歇，歇了再吃的了。他虽然头发花白，瘦骨嶙嶙，但是个精神抖擞的人，在第二天就要求工作了。
  他被派到厨房里去帮助炊事员。他削了两三天马铃薯，便去找中队指挥员：“带我去作战，让我去打一仗吧……说我老，我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请您试试看……”
  他也达到了目的，参加了好几次战斗。
  我记得，当我们到三十多公里外的谢明诺夫卡去作战时，老头儿徒步走完全程。我们向他提议道：“坐着橇车走吧，要知道您到底不是年青人，没有人会指责您的。”
  “别管我，我不比你们差！”他几乎带着愤激回答。“我有什么特权呢？你们既然承认我是战士，那就允许我受同样的待遇吧。”
  只是等他消灭了六个敌人以后，列文才同意转到军需部门去。
  我们有几十个上了年纪的助手。他们并没有完全入队。就是我们也没有渴望吸收他们，拉他们到森林里来。他们在故乡能够给我们以更大的帮助，既象侦察员，也象通信员；他们的住家时常用来做秘密住所。
  在霍尔梅区的巴利亚塞村，有一个叫乌里扬·谢雷依的机智的老爷爷。那时他已经七十六岁了。
  他现在还活着，时常把自己打游击的冒险故事讲给村子和曾孙们听。
  他三次落入德寇和伪警的手里，每次都遭到残酷无情的毒打。他直着喉咙大哭大叫：“你们最好去问问老乡们吧！”他在司令部里嚎叫道：“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这把年纪难道还能当游击队员，我这点儿气力怎能……我从未见过那些绿林强盗。”乌里扬这样真诚地大骂游击队。
  伪警和德寇都相信了，便把他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到森林里联系游击队了。
  我记得有一回他极其怨毒地走进司令部来，直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里的秩序怎么搞的！只是侮弄老头儿。既有约定，就得履行，要不你算是什么军人呢？……”
  原来他在生巴拉贝的气。他们曾约定，乌里扬在下午两点钟到森林边上来，并且要吹着牧笛。
  “我不是个小伙子，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在雪地里重甸甸地拖着几只麻袋。我尽吹着牧笛，雪没到了胸膛，可是什么人也不来。我带了八公斤的洋葱和两公斤的黄花烟，弄得满身大汗。很容易着凉伤风……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下令申斥他们一顿……”
  “不过，也许有正当的原因吧？”
  “好那么你调查调查吧，那是你有权过问的事。”
  巴拉贝的人员那天正在建筑地下室，由于斧声的缘故，没有听见笛声，乌里扬打听到这一点，才同意从轻发落。
  “不管怎么着，他是应该记住的。我带给你的烟草你可一撮也别给他。”
  就在同区的彼列柳勃村，我们秘密接头地点的女房东是个八十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玛利亚·伊利尼奇娜·瓦什科，也是我们的侦察员。她很少到森林里来，但我们有几十个人在她家里住过，她替他们弄吃食，洗衣服。她家的地窖是我们的传单库，从远处村庄来的人常到她那里去取传单。
  我记住了一件后来在别的地方也重复出现的事情。在作战以后，我们坐了几辆橇车驶过被德寇烧毁了的托波列夫基村。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怎的百感交集起来了。村子里幸免焚毁的房子不过五所。事实上就是这五所房子也都被熏黑了，而且有些地方被烧焦了，到处矗立着一个个烟囱，猫儿蜷缩着身子，躺在冷冰冰的炉子上。有几个小孩子和老太婆从一些黑洞子里爬了出来。突然从同一的洞里又跳出了几个姑娘和年青的妇人，对我们挥手微笑。而我们的弟兄们拉起了手风琴，声音虽然不齐，但是嘹亮地唱着歌。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马儿跑得飞快。
  从一间完整无恙的房子里跑出来一个只穿一件军装上服、年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跟着他后面出现了一个妇女。
  “你上哪儿去？回来！”
  但是小伙子抓住了我们橇车的车杆儿，跟马匹一起跑起来了。
  “允许我……”他喘着气说。“我有武器。”他又很生气地对着扯他上衣的老婆喊了一声：“别管我！”
  他一面跑，一面用几句话叙述了自己的军历。
  “司令员同志，我曾被动员参军，但是没有来得及到部队里，德寇突然……请允许我加入吧，我有武器。”
  我点了点头，小伙子跑进屋里去了，并且在我们最后的一辆橇车还没有驶过时，挟着棉被，一只手提着步枪，一只手拿着两颗手榴弹又出现了。他跑着跳进了橇车。他的老婆还追了我们几分钟，又是威胁，又是央求，可是丈夫却扭转头去避开她，跟自己的新同志们一起唱起歌来。
  这个人是奥斯马奇科，后来是最好的迫击炮手之一。以后几乎在我们经过的每一座村庄里总有什么人请求参加我们的队伍。
  有一天，值日员对我报告，哨所上来了四个孩子。他们都穿着白色的伪装罩衫，皮靴统里塞着几把刀子和汤匙，好象是真正的战士。
  我要求把他们带到司令部来。他们果真在短外衣上面裹着被单和包布。
  最大的是十四岁，把一只手放到帽沿上报告道：“我们是十足的孤儿，到您这儿来听候处理……”
  最小的孩子，瘦瘦的，但学着大孩子的模样立在那里，直打冷战。不知是冷还是拼命想大哭的缘故，他鼻子下面挂着长长的、绿幽幽的一条鼻涕。
  小队“指挥员”注意到我的眼风，便跳到那小家伙身边，拿包布角把他的鼻子认真抹了一下，接着又挺着身子继续报告：“我们是从科留可夫卡区·伊凡诺夫卡村来的十足的孤儿：赫洛普扬纽克·格里戈里·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二六年生的；我的弟弟，赫洛普扬纽克·尼古拉依·格拉西莫维奇，一九三零年生的；而这个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大·米亚夫科，生在同一年；还有米哈依尔·米亚夫科，六岁的不到学龄的孩子……
  我中止了“指挥员”的报告，把四个人全都拉进了地下室，安排他们坐好以后，吩咐拿热茶来。
  地下室里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孩子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他们急急忙忙地吃着，转动着头，可是并不回答这些问题，时时望望年长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心慌意乱起来。作报告本来已经不可能，并且没有准备说故事。
  “指挥员”比自己的“士兵”先放声大哭起来。真的，他跑到森林里去，在那边紧挨着一棵松树尽情地哭了一场。
  孩子们的经历是骇人听闻的。科留科夫卡的伪警察局局长莫罗兹和伪警察朱博夫杀害了普拉斯科夫雅·叶菲莫夫娜·赫洛普扬纽克，她丈夫是共产党员、红军中士。他们拿走了屋子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没有碰着孩子，也许是因为懒得追他们。孩子们直到天亮才回家。
  他们亲手在自己的菜园里挖了一个浅浅的墓穴，没有成年人的帮助，也没有请谁参加葬仪，亲自用冰冻的泥土和白雪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他们邻近没有亲戚，兄弟俩便开始自谋生活，不多的一点儿面粉和马铃薯的存粮已经快完了。以后怎样生活下去呢？上哪儿去呢？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小队游击队冲进了这个村子。孩子们在观战。他们亲眼看见了那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之一的伪警朱博夫的死。他们看到了游击队员们怎样放火烧了伪村长的住宅。后来，他们跟集体农庄的成年人混在一起，跑到被游击队打开的谷仓。孩子们奔到家里去了十次，搬了几桶麦子。并且就这样在撒满在房间地板上的麦子上面睡着了。
  早晨他们才知道游击队退出了村子。就在当天，他们的邻居纳塔利亚·伊凡诺夫娜·米亚夫科被警察局捉去了，没有从那儿回来。于是又留下了两个孤儿：舒拉和米沙。接着又从邻村索菲夫卡传来了那样的消息，那里的伪警不仅杀害成年人，而且也杀害儿童。
  那时候，格里沙召集了这几个幼小的不幸的伙伴，对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让我们到游击队去吧，要不我们就会被枪杀的。”
  孩子们极有打算地准备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每人在包裹里放了两套衬衣，一些食盐；又倒了一些小麦，拿了一只煎锅、几把小刀、一些针线和一盒火柴。中间的两个孩子侦察好哪里没有伪警岗位。到了晚上，全体四个人便披上了被单，爬过菜园到了田野里，然后开始上森林里来。
  他们在森林里跋涉了三天三夜，烧起了野火，在火边睡觉。如果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在那个时候，在还没有来到我的地下室以前，他们一次也没有哭过。
  但是在我这里，他们也没有哭多久。当我们特地为他们开起留声机的时候，他们满意极了……小家伙第一个睡着了。
  而舒拉·米亚夫科在睡觉以前很严肃地高声说：“好，弟兄们，如果我们死在这里，那就是为国牺牲！”
  孩子中的两个——格里沙和科利雅·赫洛普扬纽克——留在我们身边当侦察员，而米亚科夫兄弟俩呢，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日子中交给一个村子里的善良的人们去抚养了。
  在波戈列察战斗的三星期以后，有一个冻伤的妇女爬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个四十来岁的集体农庄的女庄员，地下活动的秘密住所的女主人达丽雅·潘琴科。一个居民出卖了她。于是她逃到森林里来了。她是夜里匆匆忙忙逃出来的，马马虎虎穿了几件衣服，连暖和的头巾也没来得及裹上，也没有能够拿上一块面包。她走着深深的雪地，放在毡靴里的一盒火柴也湿透了。达丽雅无法点燃篝仰。
  她早先和彼列柳勃支队的巴拉贝有过联系。她不知道省支队驻扎在哪里，可是知道万一队伍转移到别处去的话，那么在靠近被暴风雨吹折了的树根边的一处泉水里，在一块石头下面，应该放着一个有字条的小药瓶。
  队伍果真已经转移：和我们合并了，现在到那里有五十多公里路。严寒袭来了——气温在零下二十五度，泉水冻结了。达丽雅看见透明的冰块下面有一只压坏了的小药瓶和字条的纸边儿。不知怎的，小药瓶从石头下面浮上来给弄碎了。在游击队的地下室里，空空洞洞，冷冷清清，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达丽雅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就想到奥尔利科夫去，那里有些熟人。她走了五公里，却又回来了：想到不能把指示省支队方向的字条留在透明的冰层下面。
  达丽雅打定注意，无论如何要把它拿出来。她先用脚来蹬冰，但软绵绵的毡靴在光溜溜的冰面上连痕迹也留不下来。达丽雅竭力想在雪低下找块石头，手冻僵了，头也饿昏了。黄昏时分，她看到奥尔利科夫上空烧起了一片火光。这么说，那里也有德寇呢。
  她挨着饿在地下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室时，她发现一些狼的脚印。这些脚印都引向一点，然后向各方分散。达丽雅心里想：这可能是什么事呢？
  她抬起头来，看见高处树枝上有一整头剥了皮的绵羊。这是游击队遗忘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留给象她那样的人的。
  狼是拿它不到的。但达丽雅也象狼一样在树的四周跳了好久，不知道怎样拿到那块肉。她饿得那么厉害，使她决定脱下毡靴，爬到树上去。这样她把肉弄到手了。她啃着不带盐的、坚硬的生肉有些吃饱了，可是也完全冻僵了。
  达丽雅开始寻找，深入森林好几公里，而夜里仍旧顺着自己的脚印回到地下室里。
  那条唯一能够使达丽雅避免饿死的羊肉，她每次都得用折磨人的气力举起来放在松树的桠枝上。
  她屡次企图用树枝打开泉水上的冰块，但毫无作用。于是她又用雪掩盖起来。
  达丽雅一天天加长自己走出来的小路，越来越深入了森林。终于，她不回去了——老是向前爬着，爬着。有几只狼追逐着她，等她死。
  达丽雅在走出波戈列察的第十三天上才碰到了哨所。
  我们的看护长阿纳托利·叶麦里扬诺夫为了使她避免生坏　病起见，不得不把她所有的脚趾和七个手指都切除。
  达丽雅活下来了。她跟我们一起走完了游击的全程。她是个出色的侦察员，现在是波戈列察合作社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到我们这里来的，以青年居多。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当游击队员的少先队员年龄的少年都吸收到队伍里来。他们没有几千人，也有好几百人。有些人是被斗争的热情，“用真枪射击”的天真渴望所吸引的。但是大多数十岁以上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