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预料的广泛得多，重大的多。
  我们是从自己的森林游击队的立场来估计这个战役的。
  日子过去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猜测到的、自己在周围造成的暴风雨的波浪逐渐滚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已经说过，有二百四十二名游击队员参加了波戈列察的战斗。此外，还有若干村落的居民协助我们侦察敌人的兵力；给我们各中队带路的一部分向导员，也都是波戈列察的居民。战斗结束以后，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游击队，追随我们进了森林。但是假如新的波戈列察补充队的，还不仅是些侦察员和向导员。
  在战斗中，我们有许多帮手。我们不认识他们，也没有指望过他们。大多数人我们始终不知道。有些人把自己的这种援助甚至对亲友们都保密到战争结束为止。
  后来我们已经深知：如果我们在居民点里进行作战，总有几十个无名的帮手和我们并肩作战。战斗是吸引人的，往往使胆怯的人们也激动奋发。德寇逃跑的时候，不仅游击队的子弹追逐着他们，还有老大娘们从窗口用瓦罐扔他们，孩子们从树背后和顶楼里用弹弓弹他们。残废人也用拐杖绊他们的脚。老乡们蓄积已久的仇恨找到了出路。
  我们在波戈列察的战斗中初次认识了这些帮水，其中有些人失去了自制力，连参加打仗时都不隐蔽。他们抓起敌人抛弃的武器就射击，后来突然发现他们打死打伤了不少德寇。这些同志们也参加了支队。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在村子里呆下去了，”他们毫不惋惜地说。
  波戈列察的补充队是相当大的，有五十多人。
  但是这个数目相当客观地与日俱增了。在作战后的第二天，就有十几个志愿兵到我们的营地里来。再过一天，又来了二十二个。在第三天和第四天又来了些人。他们不仅是波戈列察的当地人，也有从博格顿诺夫、奥列什尼、琴奇基和萨莫图格来的。老年人和少年人、大娘们，姑娘们，连十二三岁的儿童都走来请求“登记加入游击队”。
  在波戈列察四周十公里——十五公里半径以内的村子里，当清晨波戈列察进行战斗时，人们便拥到村外，眺望着火光，带着希望和颤栗倾听着战斗的回声。机枪、迫击炮、大炮射击着，炮弹爆炸着。大家懂得扫荡队不会猖狂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有红军冲来了呢？还是跳下了降落伞部队？各种各样的推测都有。
  我们有几千个观众和听众。当然，传闻在一刹那间就散布开了。没有报纸和无线电，但所有临近的村庄，甚至连远方的村庄都知道游击队终于从森林里出来打击德寇了。德寇和他们的傀儡们新近还到处大吹大擂，说游击队已经完全肃清。“森林里躲着小股的布尔什维克匪帮，马上会把他们一网打尽。”现在德寇却在狼狈逃窜，单穿一条衬裤在田野里和大路上四散奔逃……攻击这样的卫戌部队可不是开玩笑！不，在森林里的并不是些小队，那里是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的游击队。他们有机枪、有迫击炮、有大炮！
  现在德寇自己到处大叫大嚷，说是他们受到一支装备优良、力量强大的队伍的攻击。事实上，他们毕竟不能承认卫戌部队是被一些小股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在切尔尼多夫省里第一次杰出的游击活动。它向老乡们表明，他们有保卫者，有为被侮辱了的荣誉复仇的参加者。苏维埃人开始抬起头来了。
  我们在森林里巩固了阵地。德寇和匈牙利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忽儿从这面、忽儿从那面前来袭击的；有时候他们投入重新组成的伪警部队来攻击我们。在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钟，营地里总是发出警报。两三个中队被派出去迎击敌人：几乎是阵地战了。
  我们有时也对敌方的卫戌部队进行袭击。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象在波戈列察那么成功，但都是很有影响的。表面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想来也许侵略者已经容忍我们的生存，到了同意森林是游击地带的时候了。
  然而，我们不久就了解，德寇指挥部在初期是故意避免投掷大量兵力来攻击我们的。德寇选定了挑拨离间的战术。
  敌人的指挥部相信，他们随时都能把留在森林里的游击队一网打尽。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组织政权，全面奴役居民。“必须使所有幸存的人们惊心动魄。德国人的皮靴声应该引起每一个俄罗斯人胆战心寒。”这便是乌克兰德寇总督卢森堡放在占领军士兵们面前的任务。
  但是这种恐嚇的节目，终究象法西斯匪徒脑子所想出来的一切事情一样，遭到了破产。当时德寇是自信的横蛮的。
  有一次，游击队员们把一个“舌头”拖进司令部来。他是希特勒党卫军的下级军官。
  我们把巴拉贝中队里的翻译员卡尔·什利维克叫来协助审问。卡尔是生在乌克兰的。他早已被审定是一个真正的苏维埃人。
  在审问的时候，那个党卫军士兵问我们的翻译员道：“你是德国人吗？”
  “是的，”卡尔答道，“我是德国人，可是不是被希特勒麻醉过的德国人。”
  这个党卫军虽然是捆绑着的，但仍然想去踢卡尔，甚至挨了一记耳光，还继续吐着口沫，尖声叫喊。
  “你们这些傻瓜！”他嚎叫道。“再过两星期你们都会被抓去给吊死！”
  “为什么要过两星期呢？现在怎么的，你们肠子还细吗？”
  “我们的指挥部暂时还需要你们。”
  当时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但在希特勒党卫军兵士的谈话里有一部分实话。占领当局希望能唆使居民来反对游击队。
  有些地方，德寇自己也组织了假游击队。
  占领者把武器发给了被他们释放的刑事犯和坏透的土匪，允许这些人为所欲为地抢劫居民、杀害居民。向他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到处叫嚷本身是游击队。
  这个虽是阴险的，却是愚蠢的计划，只有极幼稚的人才会上当。大多数居民能毫无错误的区别真正的游击队员和挑拨者……老乡们不找占领当局，也不找伪警，而来找我们去防御这些土匪。
  依靠居民的协助，我们的侦察员查明有这样的一队土匪在科留可夫卡区的卢科维察农庄里活动。由柯齐克同志指挥的分队和我的省委助理巴利茨基同志奉命去扑灭这批自称游击队的挑拨者。
  我们出其不意地逮住了他们，把他们解除了武装，前到农庄的外面去。全体居民都聚拢来看审判土匪。巴利茨基向居民宣读了省委的传单：谁是游击队。当场把土匪们身上搜到的全部盗赃发还了被害人。土匪们便在村民面前一无例外地全部被枪决了。
  波戈列察战役以后，周围大小村镇里的卫戌部队都得到相当的援兵。根据我们侦察员们的材料，敌人已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四周集结了三千名左右士兵。他们并不急于要跟游击队作战，他们宁愿干迫害居民这个比较轻便的“工作”
  许多村庄起火了。德寇在自己所写的标语和传单中，说是在“消灭游击队的巢穴”。扫荡队闯进了村庄，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赶出来。凡是反抗或者耽搁着想拿一点必需品的人，都当场被枪杀。寒衣呀、脚踏车呀、留声机呀、钟表呀、现钱和珍贵物品呀，都被没收了，牲畜被拉走了。接着，房屋也挨家挨户地被放火烧了。
  伪市长们在接近我们的一些区中心——霍尔梅和科留可夫卡出现了。野战司令部和经济管理处开始“办公”了。“盖世太保”到了，安居在那些有又大又深的地下室的房子里。德涅泊河东岸的乌克兰地区的伪警察局长地主多勃罗夫尔斯基和他的司令部安置在汇合着捷斯纳和乌别季河的索斯尼察疗养城。所有的居民点都立刻建立了伪警队，并且‘选’出了一些村长。
  德寇委派的村长大多数是人民的死敌。游击队跟他们进行斗争，在居民面前揭发他们，而且无情地处死了其中最卑鄙、最残暴的家伙；然而，有时侯德寇在村里找不到公开的卖国贼，不得不提出他们不够深知的人来当村长，只要不是共产党员和很积极的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就行。因此，采取不论什么手段来反对这个或那个村庄的村长以前，我们首先要向居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发现他纵然是动摇的，我们便秘密派自己人去看他，竭力设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并不是经常能够说服动摇分子为我们的利益而积极活动的。但是其中有许多人，因为怕人民报复，节制了自己的行政热情，变得“和善一些”和“公正一些”。
  此外，我们还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机谋，竭力设法派遣自己人去担任伪村长的职位。读者从第一部书中已经知道，叶戈尔·博契科就是布尔什维克底下组织派遣的那种傀儡之一。他是事先留在列索沃耶，由党的区委直接派去担任这个职位的。现在我们为了这种工作继续挑选了一些新人。
  一天晚上，我巡视后回到司令部地下室来，听到波布特连科的响亮的笑声。他总是笑得很快活而且引人发笑。我一打开门，便看见波布特连科正和两个老头儿坐在灯前。
  波布特连科瞅了我一眼，又快活地呵呵大笑道：“不，你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是代表，这才是代表！”
  但是两个老汉看来并没有分享他的快活情绪。其中一个真是阴郁地向我瞅着。
  另一个见到我，便站起身来，带着受了委屈的声音说：“要是我们不行，那么请您解释一下吧。我们是为了要求帮忙，为了征询意见而到你们这里来的。”
  波布特连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再说一遍，老爹，”他说，“告诉我们的司令员吧。你别见怪。事情的确是重要的，我们无论如何总要设法把它解决的。我笑的并不是您……我只是喜欢您对我讲的那件事。”
  老汉们交换着眼色，当我在他们对面的桌边坐下来，拿黄花烟招待时，他们开始讲了：“我们是从古塔农庄来的……”
  “您最好下道命令，司令员同志，好让我们接近你们容易一些。步哨把我们扣留了两个钟头。而事情却很紧急。”
  “我们是从古塔农庄来的，”第一个人重说道。“有一位宣传员来到我们那里，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党、还是游击队派来的。那位宣传员把通报读给我们听，谢谢他，又告诉我们，前线的情形怎样，应该怎样打击德寇，应该怎样欺弄德寇。他有那么高，黑黑的。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讲得很好，话说到你心坎里。那么怎样欺弄德寇，才使他们不致过分迫害我们呢。那位宣传员告诉我们说，德寇马上就会到我们农庄里来选村长，会干类似选举的勾当。隐因此宣传员告诉我们，要我们预先在我们老乡们中间找一个人。那就是说，要他去当伪村长，要我们那个人在德寇面前好象是替他们服务似的，而在我们面前却是自己人。这样，斯捷潘，对不不？”讲话的人问自己的同伴，同时对波布特连科抛了一眼，好象是说：“那有什么可笑的。”
  “不错，”斯捷潘答道，“正是这样。此外，他还说，我们的那个家伙要亲自到司令官那里去对他奉承一番，好象是个对法西斯秩序表同情的富农。对不对，伊凡？”
  “完全对！”
  “我们七个人聚在一起，开始互相劝说：你去吧，斯捷潘；你去吧，伊凡；啊，那么你去当村长吧，谢尔盖·瓦西利耶维奇！大家都拒绝了，”老汉吸了口黄花烟，接着意味深长地不作声了。
  “是的，”我慎重地指出道。“这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困难的工作。必须玩弄把戏，使德寇相信。要不然就会被活活绞死！真是危险的工作！需要一个十分勇敢而且能够自我牺牲的人。”
  “您说需要哪一种人？”
  “需要一个能够自我牺牲的人，我说。那种原为人民牺牲的人。”
  我把博契科的事迹简略地告诉了老汉们。我讲到这位列索沃耶伪村长助理的生活、工作和英雄般地牺牲。
  我的谈话使老汉们深深地感动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斯捷潘说：“您说得一点不错。如今死神不用大镰刀而是　着德国的冲锋枪走来走去。送命是容易的。难的是不白白地牺牲。那位去当伪村长助理的博契科同志是有原因的。他好象被查出是开除了党籍的，这种人可以接近德寇的工作。这就是说，他是智勇双全的。但我们是另一回事，司令员同志……”
  “我看，”斯捷潘的同伴插嘴说，“您以为我们都是些胆小鬼吗？不，那不是事实。德国人决不那么傻，会让随便什么人担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