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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先科是在队伍面前被枪决的。
  半小时以后，有人报告，有一个新近接受入队的瓦西里·索罗卡，前科济洛夫村伪村长的秘书，从营地里逃跑了。
  那时我们同意收留他是因为他带来了几颗手榴弹和一份红军军官家属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德寇命令伪村长预备的。我们明白这个鬼计已经太晚了。
  营地里人们开始了窃窃私语：“几天工夫出了三个奸细。他们在看什么？怎么会决定吸收外来人呢？”
  “你们看，”比沙拉勃的一些拥护者说。“我们原就警告过……”
  “但是您要明白，”毕节有理性一点的人答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依您的说法，假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奸细，就得对所有愿意跟德寇斗争的诚实人关上入队的门吗？”
  但是这些惊慌失措分子继续干自己的瓦解工作。进行这种工作的资料在日益增加。
  从二十二公里以外的科留可夫卡跑来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痴呆、惊慌失措的共青团员、地下工作者尼古拉依·克利夫达。他说，镇上开来了一支扫荡队，正在到处行凶。
  “他们直对着人群扔炸弹，偷东西，刺小孩儿……”
  和克利夫达进行谈话，不是在司令部里，而是在林中空地上，当着许多人的面。他们长久不准克利夫达走进营地，使他很愤激动。他在哨所上拼命叫嚷，并且说：“德寇在虐待人民，折磨人民，他们在追我，马上要到这里来了，放我立刻到司令员那里去吧。”
  尖声叫、大声嚷，在营地里完全无用。而他又扯上这一套，不管我也好，其他的同志也好，都暗暗生疑。在三次叛变行为以后，我们全都有了不信任的心情。然而，要相信克利夫达，事实上也是不容易的。
  他说，有一伙德寇跑到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们敲门。他关上百叶窗，堵死门，拿着一支手枪躲了起来。
  “他们起初用枪托撞门。撞得不耐烦了就扔了一颗手榴弹，也许是在窗户底下扔了一整束吧，房子直震荡，所有东西都着了火了。唉，这下子可完了！我一看，后边的墙壁开始纷纷落下，发生了坍塌，露出一个窟窿来。这道墙对着菜园那方面。我钻过窟窿爬了出来，爬到森林里。这样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
  我们把他看守了起来。分散时，大家说，看吧，又是一个奸细……但我们还是派了一个由省委副书记巴利茨基率领的、包括四名战士的侦察队到那方面去。在巴利茨基回来以前，科留可夫卡支队指挥员柯罗特科夫的通信员骑着一匹口角流沫的马驰来了。
  “从多马什利纳方面，”通信员报告道，“风儿吹来了浓浓的黑烟，看来是大火的火焰。”
  那时我和大家一块儿生活和行动，不能够走到一边去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看营地和其中的人们，看看自己。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好象从旁看到了在那种倒霉的日子里的营地。
  森林已经变成一片白色。雪虽然不深，但是地面上、树枝上全盖满了。地下室就象是一个个不大的土墩，完全看不出来。只有一些小路呈现着黑色。人们拿着枪，顺着这些地下室之间的小路走来走去。他们有时集成一堆，四面望望，惊惶不安地小声说着话……
  在一个跟所有的地下室一模一样的地下室里，指挥员们正在共同商议问题。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商议啦！他们能想出什么呢？他们同样是人，应该懂得：弱不敌强。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和村庄的四周都是敌人，都是吃得饱、穿得好、身强力壮的德国人。他们开着汽车，打着电话，在坚固的屋顶下睡在暖和的床铺上过夜。就在这儿附近，他们有好几千人，而在森林四周又有好几千；倘若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把坦克和炮队都调来。
  指挥员们正在商议。我们的步哨又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到司令部地下室来了。这个少年的衣服上结满了冰，大声说着话，几乎是在叫喊。
  人们从各地下室里跑了出去。
  “出了什么事，还有什么新闻？”
  首长们都不作声。不要紧，战士们反正在打听。他们问步哨道：“谁跑来了？”
  “好象是从科兹列杨奈奇来的。说是姓瓦修克。”
  “这是哪一个瓦修克？”
  “费多罗夫的副官的兄弟……”
  “为什么浑身潮湿的呢？”
  “据说他是游水过来的。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希特勒党卫军的扫荡队已经开到了。”
  突然又来了一个人。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根本没有了。
  当一辆橇车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时，有不少人都笑了，一匹披着霜、毛茸茸的驹子拖着一堆干树枝。两个老汉跟在马车旁边。
  指挥员们走出地下室去迎接这辆车子，开始询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打柴的。”
  一名步哨插话说：“别听他们的话。他们是运干树枝到森林里来的。”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斧头丢了，所以回来找……”
  “怎么你在苏维埃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四年，沦陷了三个月就连‘同志’这个词儿都忘了？”
  “那样说，村长和德国人都要揍我的。”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说‘先生’①也行呢？还是德寇把他当作自己人而不打他呢？”
  第二个老头儿冷笑说：“我没有牙齿了。我想说‘先生’，结果却说成了‘牺牲’。我说了一次，就给揍了一顿……”
  【　①俄语‘先生’和‘橡皮筋’的读音相近。这里译的谐音。】
  我们拨开了干树枝，树枝下面躺着一个瘦瘦的犹太少年和一个十六岁上下的黑头发女孩子，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冻僵了，哆嗦着，一声不哼……
  “这是你的什么货物，喂，‘牺牲’，老实说吧！”
  “你们确实是游击队员吗？”
  于是这两个老头儿讲了。这两个少年跑到他们的村庄里，自称是共青团员。涅邦尼亚希耶兄妹。他们是从米内逃来的。希特勒党卫军也已经到了那里，在那里枪毙人，绞死人，并且强奸妇女。当地的游击队装备不足……逃散了。
  带枪的人们面面相觑，愁眉不展地苦笑着。要知道他们的装备也不很好……
  通信员们跑来了，侦察员们也回来了……
  德寇已经占领了古林诺。在洛沙科夫和德鲁日宁指挥下的骑兵队没有抵抗便退进了森林的深处。
  从八十公里外的多勃良卡来了以马鲁先·斯克利普卡为首的一队人。这一队的阿尔塔泽耶夫，一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知道他的全都这样讲。但是这些同志也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多办勃良卡支队在顽强的战斗中被打散了。指挥员雅夫盛科，同时是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区执委会主席埃普什捷英受了重伤，也许是致命伤。
  从多勃良卡来了七个人。他们一面吃一面讲，急急忙忙咀嚼，急急忙忙谈话。路上到处是德寇，有的坐着汽车，有的驾着机器脚踏车，还有几百个骑马的匈牙利人。
  从自己的城市切尔尼多夫，通过许多自己人用接力赛跑的方法传来的报道：托尔契科同志的一组人落进了‘盖世太保’的魔掌。全体人员在长时间的拷打后被枪毙了。切尔尼多夫市内有几十个绞架，有一个绞架上吊着一个男子和一个妇人，头上都套着麻袋，看不见脸。在妇人的尸体上贴着一张印就的姓名牌是马丽亚·邓琴科，那男子身上的姓名牌是费多罗夫。
  （后来才知道，德寇把很多人所共知的认识这样‘绞死’的。他们简直是预先把牌儿写好，把它挂在处了死刑的尸体上。比如，在切尔尼多夫市里把我‘绞死’三次，在尼真‘绞死’两次。此外，在其他区中心也‘吊死了’好多次。——作者。）
  “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费多罗夫就是他，就在你们面前。而灯琴科根本不是切尔尼多夫人，已经撤退了……”
  带消息来的人们耸耸肩膀说：“我们不知道。”
  巴利茨基和自己的弟兄们从科留可夫卡回来了。原来，尼古拉依·克利夫达说的是真话。镇上有德寇。市镇给放火烧了。克利夫达的家果真被炸毁了，完全塌倒了。在回来的路上，侦察员们拐到科留可夫卡支队早先驻扎的地方去了。地下室都给破坏了，发现了七具游击队员的尸体。其余的人上哪儿去啦？逃走了，或许被俘虏了吗？
  人们从本省的每个角落到这里来，到森林中白雪掩盖下的地下室里来，有乘车来的，有步行来的，也有爬着来的。我们只听到：枪毙、杀害、逮捕……
  要知道森林也不是要塞，况且又不是那么广大稠密……
  只要黄昏一到，就可以看到科留可夫卡上空的大片火光，甚至在另一方天空也出现了红霞。
  看起来，营地里笼罩着惊慌失措的气氛。旁观者的眼睛是看不到攻击精神，看不到深思熟虑的行动和计划的。
  指挥员们虽然事实上早已商讨过，但没有争论过，就是研究过作战计划。领导干部们，连我在内，对于侦察员们和通信员们的那些报告，自然不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不能表示镇静沉着了。但是从已成局势中只剩下一条出路：采取攻势。
  尽管好象有些奇怪，我们主要的王牌却是德寇的自信心。据我们的人员——波戈列察居民中的侦察员们和积极分子们——报告，德寇的卫戌部队已经舒舒服服地住定下来。他们大吃大喝，夜夜举行快乐的酒会，而且脱了衣服睡觉。
  他们多数聚集在那里，至少有五百人。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侦察员们在波戈列察的居民中间发现了同情和全力帮助的愿望。只有感谢波戈列察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尔凡诺夫草拟的作战图上，才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被侦察过的点儿：司令部呀、机关枪巢呀、汽车停车场呀、军火库呀、贮油库呀，还有什瓦尔布少校和菲林茨中尉的住宅。
  帮助我们最多的是瓦夏·柯罗勃科，一个十四岁的波戈列察小学校的学生。他是个瘦瘦的、黑发的农家孩子，早就已经要求入队。他来看过巴拉贝好几次，劝道：
  “收容我吧，亚历按大·彼德罗维奇。我经得起任何考验。要知道我个子小，不管什么地方都钻得过，而且决不会害怕！”
  但是巴拉贝还是没有敢把他收进支队里来。那时瓦夏便恳求给他一个不论什么样的任务。于是他们便劝他到德寇司令官办公室里去当差，这个办公室就在原先村苏维埃的大房子里。
  “帮德国鬼次擦皮靴吗？”瓦夏愁眉不展地问。
  “你自己不是说过准备受到任何考验吗？……”
  他果真替德寇扫地、擦皮靴去了，而且能够使他们对自己发生这样的好感，甚至在司令官办公室的房门上出现了我们森林印刷所的传单时，也一点没有怀疑到他。
  那时候，在波戈列察发生了一次可怕的骚动。德寇揭开了五所民房中的地板。他们不知怎的断定，假如是“地下”印刷所，那么一定应该安置在地板下面。
  瓦夏通过巴拉贝转交给我们一幅亲自画的、最详细的波戈列察图。在这幅图上，司令官住的房子是用横断面来表示的。
  “这是床，”瓦夏说明道。“床上就睡着司令官本人，头对着窗户。为了使你们不致弄错，我在他前额上画了个卐字。”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一个叫加丽雅·戈尔巴奇的少先队员来看我们，她十分激动地说：“有个最神秘的德国鬼子住在我们家里。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员兵，也漂亮得象军官。当别人睡觉的时候，这两个人还在低声细语。他们有一只特别的手提箱，他们俩把它藏着不给任何人看见，一会儿拿破布盖上，一会儿放在地板下面。昨天，他们悄悄地走到马圈里，把它埋在马粪里了。”
  “你想这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倒不知道，而妈妈也不知道。他们在低声细语时，我们便站在窗边听，不过他们说的是德国话，听不懂。”
  当然，我们谢了加丽雅，并且请她向妈妈转达游击队的谢意。我们想派人护送她回去，可是给谢绝了。她最多不过十四岁。临行前，她眼睛红红地恳求道：
  “假如你们舍得的话，给我一颗手榴弹吧。只要一颗就行。波利·戈罗达什有整整三颗，不过她很吝啬。她跟我是好朋友，可是好说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