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当作是乌克兰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你所谓‘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什么。”他支吾地回答，并且掩着嘴假装打呵欠。
  “不，请您说下去。既然你开了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来说吧。”
  这时，那个曾经问提美国问题的外貌阴郁的农民，看来年龄跟这个人相仿，转过身去恶狠狠地叫道：“说呀，说呀，你坦白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干么掩饰？”
  老家伙没有不好意思。他眯着眼时而瞅瞅我，时而瞅瞅那个同年人，时而又转向全体到会的人，慢吞吞地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看法。整个乌克兰落到德国人手里没有？全丢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想起党呢？你们放弃了乌克兰，就继续逃跑吧。我们自己来对付德国人，否则……”
  “……就妥协！”老汉接着喊了一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高兴妥协。瞧，好一个爱国分子。他在替整个乌克兰说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犹大血统的东西：你想的不是乌克兰而是钱。你打从年青时起就想做富农。现在还是想做。你需要的是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和十几个雇农。但是你却谈乌克兰……”他突然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你别老是触我的腰眼，我不怕他。要是他来反对集体农庄，投到德寇那边去，那我们就赶快把他吊死在树枝上。”
  “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掉了……因为有月亮，地上很亮，我们看到在德寇中间……好象有个支队里的小伙子和他们在一起……”
  “谁，你照直说！”
  “你们是怎样想？”
  “你别做迷语啦！”
  尤尔琴科说得转弯抹角并不是为了玩儿。正象我们一样，他也希望看错了才好。在过去所信托的人们中，竟会有人投靠敌人，听到这种消息实在令人厌恶。
  但是尤尔琴科说出这个人的姓时，我们已经不怀疑了。知道了这个姓我也可以对他指出那个人是谁了。
  那是夏德林诺村的小学教员伊萨先科。
  尤尔琴科解说，弟兄们注意到一条围巾，看出这条围巾是伊萨先科从前围过的，他围的样子有些特别。
  “去吧，”我命令道。“你去吧，可是不要声张。对谁都一字不提。”
  早在几天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战士伊萨先科时常到夏德林诺去看他父亲。当然他请假的理由是说他父亲有病，需要照料，但是后来我们接到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说这位小学教员的父亲享受德寇和伪警的小恩小惠：伪村长把充公来的集体农庄的家畜给了他一头公牛和两头绵羊。
  我当时就把这个儿子给叫来了。我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有罪。他是个年约三十的瘦子，嗓音动听，行动迟疑；但是应不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断定一个人呢。他夸大其词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老实话……我现在向您解说，假如有谁不谅解我，我相信您大概一定会谅解我的。您要知道，司令员同志，我爸爸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以说，他是个互相残杀的反对者……他对任何人都是软弱到蠢头蠢脑。他简直是客气地接待德国人，可能客气得过分了。您了解的，军官们就喜欢这一套。他们给他酬劳，爸爸不敢拒绝。他现在竭力想把那头公牛转交给您，那就是说，对咱们、对游击队有利……”
  “听着，您毕竟是小学教员，应该了解您‘爸爸’的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你不利。放手吧。停止吧！”
  “请允许我说，司令员同志，说实话，我一切都明白。但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是想促使爸爸参加地下工作。他是个爱国者，我可以发誓。您不是不知道，有些神甫也……我甚至相信，他外表的低首下心应该被运用来做情报工作，您以为怎样？”
  伊萨先科的话是说得通的。他在支队里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我怎么办呢？噢，他引不起我的同情，他的声音、面貌也不使我喜欢。这究竟不是犯罪的证据。但我还是警告他说：“注意，你一定得停止时常离开营地。别去打扰你信教的‘爸爸’。我们不需要他效劳。”
  伊萨先科被我们监视了，一连好几天，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瞧，他又犯老毛病了……
  现在我们全都断定他不会回到营地里来了。但一小时以后有人报告说：伊萨先科出现了，甚至还是围着那条围巾。想来，他也许以为人家不认得自己吧。但是最可能还是德寇强派他来的：德寇不需要食客。当然，他立刻被带到司令部来了。
  “你上哪儿去了？”
  “我得知父亲快死了，跑去看他……”
  很适当的谎话。这也可以说明自己的焦虑不安。伊萨先科已经脸色发白。
  “那么你有无线电联络还是怎么的？你从哪儿知道这个消息的？你胡诌下去吧。”
  “我的小妹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所以……我在父亲的床边耽搁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不守纪律，应该事先得到指挥员的准许。不过那次跟您谈过话之后，我怕他们不放我去。我应当受处分，我懂得这一点，向您说老实话，我……亲情是不适宜的，当……”
  “你是单身回来的吗？”
  “什么？”伊萨先科刹那间打量了一下地下室。
  窗口是很小的，门口站着波布特连科和诺维科夫。
  “你这个混蛋，有人看见你和一群德寇在一起。”波布特连科沉不住气了。“你把他们带到营地来是不是，你说，带了没有？”
  “不，老实话，我……”
  “有八个人认出是你……坦白说吧！”
  “我说，当然，我说……是一些德国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们带路，而是他们在给我们带路……请相信我。我决不撒谎……在我回来时，他们把我捉住了……”
  “那么您后来设法脱逃了吗？”我问。
  “是的，接着我便逃跑了，”他赶快符合着说。“我乘混乱的机会溜走了……”
  诺维科夫突然抓住他鼓起的口袋，从那里抽出了一支手枪。
  “那么这个玩意儿是德寇留给你做纪念的吗？嘿，你……快把一切真情实话说出来！马上就说！”
  伊萨先科啪地跪了下来。
  半小时以后，我下了一道命令：把伊萨先科在队伍面前枪决。这是我头一次枪决奸细的命令。
  诺维科夫开始劝我：“干么在队伍勉强执行呢？这会使人们产生沉痛的印象。”
  “照您说，就象巴拉贝那样做吗？”
  发生这件事情的前三天，彼列柳勃支队里也揭发了一个和敌人有联系的新队员，也同样被判处了枪决；但是他们没有敢公开执行。当这个叛徒在地下室里睡着时，他们对着他耳朵开了一枪把他结果了。不待说，出了这件事以后，彼列柳勃支队里就有了很多荒谬绝伦的谈话。他们向人们宣布的是：某某人由于叛变行为而被枪决了。但是人们要求公开宣判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