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凡诺夫也觉得惊奇。但是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挺着身子问道：“需要我的自传吗？”
  “不是，任务是这样：我要以您的实例来向同志们表明被围的人是怎样的人，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接收到游击队里来。”
  “明白了。让我尽可能简略地来说吧。我是从开战第一天起就作战的。我最后的职位，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以来，是副官长，步兵部队的营参谋长。因指挥作战有功，曾两次受到旅长和师长的表扬。九月九日九点三十分，德寇包抄了我们的驻扎地波诺尔尼察区鲁集齐村。我带着三名通信兵在司令部里。德寇对着司令部的屋子开起机枪来。我们只有几枝冲锋枪、手枪和一支马枪。弟兄们用冲锋枪掩护着我。我拿了最重要的参谋文件，奔过街去伏在高粱地里开始用马枪来还击，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他们都喝醉了，这帮助我消灭了他们。但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胳膊。我向一个土坑爬去，里面全是　肥和垃圾。我把文件埋在垃圾里，绑好受伤的胳膊，再向一间草屋爬去。我顺着栏杆怕，看到栏栅上有个窟窿。我的副排长基谢列夫躺在那里，左肩和右手掌都受了伤。他已经设法把栏栅的木板敲下一块，可是无力爬进孔眼去。他恳求说：‘中尉同志，救救我！’我们勉强爬进了院子。这时候德寇已经完全占领了村子。我们爬进一间草棚，棚里有一个猪圈，还有些干草。基谢列夫情况很不好。我拿干草把他盖好，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到十一点钟，基谢列夫变得软弱无力了，要喝水。下午一点钟，有个老大娘进来喂小猪。我向她要水。老大娘看到血淋淋的基谢列夫和我受伤的胳膊时，劝我们投降。我们回答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下午四点二十分，走来了几个德寇，和老大娘在院子里谈话。基谢列夫和我商量好，要是他们进来的话，我们先结果了他们，然后结果自己。我们听到德寇问他：‘老妈子，有俄罗斯人吗？’‘两个军官，’她答道，‘来过，走了。’天色黑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爬出栏栅的孔眼，顺着高粱地爬到森林里。团队得到的任务是占领波诺尔尼察。我按照波诺尔尼察定了方位角。我和基谢列夫走了一夜。到东方发白，走进一片林中空地时，我们遭到了射击。我把方位角偏了西。路面上有许多脚印，是俄罗斯人的确高统靴的印子。我们跟着脚印走，遇到一座村子。我打听到我们的部队在四小时以前过去了。一个主妇给了我们一方烂布、一些面包和黄花烟①。我们吃了些东西，又吸了一会儿烟，绑好伤口便再往前走，想赶上去。我们穿过列依明塔罗夫卡，险些儿碰上那里的德寇侦察队。后来我们再向七公里那边的萨凡基走去。基谢列夫早已勉勉强强地移动了，每次走了五十公尺便得休息一下。我们花了五个钟头才走到萨凡基。
  乌别季河横在路上。我们跟着马车的轨迹涉水过河。我背起基谢列夫，免得他沉下去。晚上十点十五分走进了萨凡基，乱敲着人家的大门。基谢列夫完全精疲力竭了，倒在大门上。”
  尔凡诺夫就是用报告那样分段的、精确的语言说话。他站着说，也不靠着什么。
  【　①黄花烟，又名山烟，烟味强烈。】
  我们这些听众却不是坐着，就是半躺着。根据他的讲话和举止，可以看出，站在我们面前的基干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决不会忘记他代表着苏联红军。德鲁日宁从后面走到我身边，弯着身子凑近我的耳朵，然而相当高声地用多数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着不是让比沙拉勃，也不是让洛沙科夫来判断应否接纳尔凡诺夫到游击队里来，倒是该让尔凡诺夫来决定我们中间什么人合格了。”
  尔凡诺夫继续作报告。他报告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娜塔丽亚·哈芙捷依，和他十五岁的儿子米沙收容了他和基谢列夫，给他们包扎伤口，供他们吃食，安置他们睡觉。当德寇进了萨凡基时，女主人把基谢列夫说成自己的儿子。尔凡诺夫便住到森林里去；只间或偷偷地跑进村子里去弄些粮食，把伤口重新包扎一下。他和村上的党组织的书记杜谢依·奥良尼克取得了联系，通过她又和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有了联系。
  听众还没觉察，尔凡诺夫已经从自我报道一变而为演说了。我必须说，大家都好好地、同情地听着他。
  “同志们，通过党组织的书记，住在村里的伤员们已经从你们这里获得粮食的接济，并且现在还在继续收到；你们的护士长走去给他们包伤口，发药品。这是很好的。十分感激你们。不过单是接受救济而自己不打仗——就丢了苏维埃人的脸。有些伤员已经复了原。我认为有责任说，在你们营地四周的森林里，可以找到不在少数的忠诚的苏维埃人。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是很苦痛的。要是我的意见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我请求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把第二十六小队，卡尔普希的和雷先科的小队，还有其他的小队，都认做游击队，和本地的游击队同样给遍进省支队。”
  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我还记得德鲁日宁的简短而坚决的讲话：“同志们，实际上没什么值得争论的。我们和你们都在作战。我们是一支特殊的作战部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队伍里总免不了有些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应该加以补充的，否则我们便会伤亡得不成其为作战部队，不成其为游击队。顺便说说，我自己也是突围到你们这里来的。有人说，我被接纳进来是因为从切尔尼多夫省来的，领导方面都了解我；有人说，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是因此当作自己人被收容的。在这里比沙拉勃甚至建议单单收容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或者甚至只收容组成支队的这一区的居民。这是错误的想法，有害的想法。这样的地区主义不会得到好结果。我们的祖国是整个的苏联，不是列依明塔罗夫卡区或者波诺尔尼察区。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和号召，组织若干游击队，预先挑选好留下来。但是为什么必须在这些支队里挑选省委所了解的人员呢？因为他们要组成骨干，组成游击运动的基础。我天真地想，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后备人员、没有补充，能做些什么事……”
  “同志们，我看问题清楚了吧？”我问道，虽然不是人人都肯定地回答了，但是我说，会议结束了。
  “明天你们会接到命令的。”
  比沙拉勃困惑地对我瞧瞧，接着和坐在他身边的卡普拉诺夫嘟哝了一阵，又转向洛沙科夫窃窃私语。
  “比沙拉勃同志，您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我问。
  比沙拉勃没有回答。地下室里开始笼罩着难堪的静默。
  卡普拉诺夫代替他回答：“他问，为什么没有决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不来一次表决？为什么麻烦他，把他叫到这里来？”
  我不禁失笑。其他的一些人也跟着我一起大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我必须重说一遍，明天他们会接到命令的。
  下午四点钟过后，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已经开始昏暗。天气是冷冰冰、阴沉沉的。劲风扯下最后的一批树叶。树叶在窗前闪过，打着旋儿聚成一堆堆。
  会议结束后，我们和各支队的指挥员们一起吃午餐。
  午餐时，大家无精打采地开着玩笑，都用这样的语句来提到将来：“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我们以后会有大炮吗？”
  “那还用提吗！当然有！炮兵也有，骑兵也有……”
  “也会有统计处，”卡普拉诺夫补充说。“您想，没有统计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我现在按一百公分配给，多了没有？”
  “联络工作也要象钟表一样调整好，”我在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了后，用更爽朗的声调接下去说。“要和党的每一个区委会取得联系，在队伍里要和每一个中队用电话和无线电取得联系。和前线每天要有呼应。和莫斯科本身也要进行谈话：‘喂，您好呀，这里是切尔尼多夫游击师。’”
  同志们大笑起来。大家认为我的话象开玩笑似的夸大其词，深圳因此有些发愁。
  萨宁——支队副指挥员之一——突然用手掌拍了一下地面叫起来：“这些混蛋！他们把我们赶到森林里，赶到熊穴里、洞子里来了。人们都在屋子里，我们却象软体虫似的在坑坑洼洼里。您把那个德寇交给我！我用自己的胳膊，自己的牙齿来结果他！……”
  坐了一会儿，我提醒大家，明天或者最迟后天会接到命令的。而现在暂时还得留在原地不动。
  话总是谈不起来。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支队指挥员们陆续散了。我和他们告别以后，便到营地遛达去了。
  天黑了。空中不知是雪花，还是小雹子在旋转，钻进了衣领，灌满了耳朵。人们都坐在地下室里，一些极小的窗户里闪着昏黄的灯光。有一处地下室里有人在拉手风琴，另一处地下室里在唱着一支忧郁的歌儿，这支歌儿和秋风和我的心情很相应。唱得不好。
  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惯，特别是比沙拉勃的行为，但更使我担心的是许多人认为自己并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防守的一方。
  虽然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过应不应该吸收突围的人员和脱逃俘虏，可是说实话，我很赏识这些外来人的战斗品质。他们成为游击队员是环境逼迫的，不是预先报名的；但同时却有战斗经验，却有对敌人的深仇宿恨，这也是在战斗中和流浪中获得的。他们比我们队伍里的弟兄们见识得多，体验得多。在沦陷区潜行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懂得，在沦陷的土地上，对苏维埃人来讲，没有比游击队的地区更可靠、更好的了。是的，人们要把仗打得好，必须经过考验。甚至要发现自己，也必须经过考验。在第一次重大的战斗以前，就是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不了解自己。
  我想着这些，顺着小路慢慢地走，离司令部越走越远，深入了森林。这地方的树木不是很茂密的。乌拉尔人或西伯利亚人大概都不会把我们这些地方认做森林。树与树之间相距足足有五公尺。偶尔有几株松树，常见的是枫树、橡树、杨树。地面上铺上了一层白雪，因此我辨别得出树干和光秃秃的树枝的轮廓。风儿在树枝中间打着唿哨，压倒了远方的兵营生活的声响。
  我忽然发现一棵细长的树木，下部粗大的可疑，好象有人紧贴在上面。我犹疑不决地停了下来。这会是谁呢？如果是我们的哨兵，那为什么不吆喝呢？要知道我并没有隐藏，我的脚步声也可以听得到。
  我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悄悄地走近这棵古怪的树，马上就发现在粗大部分的旁边，在白亮的雪地上放着一件很象步枪的东西，而且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我自己不相信起来：这声音很象小孩儿的哭声。肯定说，我听到一个孩子在抽抽咽咽地哭，不是受了委屈就是受了惊吓。
  “你怎么啦？”我用不很高的声音问。
  人影儿离开了树干，往一边冲去。
  “站住，站住，你往哪儿去呀，别害怕！”我叫了一声。
  这个人信任地站住了。我把步枪从地面上捡了起来。
  “到这儿来，”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手电筒来照了一下……原来是一个穿着棉袄、戴着棉帽的姑娘。她顶多不过十六岁，一双受了惊吓的眼睛瞧着我这边，面颊上还带着泪珠。
  这时候我拿手电筒照了照自己的脸：“认识吗？”
  “是费多罗夫同志吗？”
  “正是他。你在这儿做什么？”
  “站岗，司令员同志。”她喃喃地说。
  “为什么要哭呢？”
  “费多罗夫同志，我没有哭，我没有什么，”接着开始哭得更厉害了。“哦，司令员同志，请您原谅我。我不行，太怕黑暗了。而且我怕孤单。”
  “你不是在守卫营地吗？”
  “是的。”
  “呶，收回你的武器，咱们走。”
  本来应该把这名哨兵好好地斥骂一顿；可是这个姑娘有几分象我自己的大女儿尼娜。我想起尼娜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铺满雪花的森林里过夜……
  “你叫什么？”我问。
  “瓦利亚。”
  “司令员问话的时候，应该说出姓来。”
  “司令员同志，我知道。这不知怎么搞的……普罗岑柯·瓦列齐娜……是第一分队的护士。”
  “多大年纪？”
  “一九二五年生的。”
  噢，真的，和我的尼娜同年……
  当我把她带到司令部，并把这件事告诉波布特连科时，他便把格罗明科叫来问话，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