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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寇倚靠腐化的、卑鄙的、怯懦的和毫无气节的小人，在软弱和动摇的败类中间竭力煽起他们内心的黑暗面：贪得无厌、酷爱权势、愚昧无知、反犹太人主义、民族主义、举发告密、奴颜婢膝。但是在我们祖国，这种人并不多。德寇绝对不了解我们人民的特性。
  在生活的实例中，我深信人民在敌人占领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把共产党员看作自己的领导人。而且在共产党员有组织的地方，居民也是有组织的。
  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和游击运动的及时准备，无疑地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共产党员们正在切尔尼多夫省活动着，组织也存在。我的周围是同事们，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员们，我们不是偶然到这里来的，我们正在执行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
  现在我已深知，我们已为开展强有力的游击运动具备了极好的条件。
  我的思绪被朱勃科打断了。他指着我们前面大约三百公尺远的十字路口喊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瞧，咱们的人！真实话，咱们的人！”
  有十个骑马的人飞也似地穿过我们的去路，从各方面看来是一批游击队：有些人穿着军大衣，有些人穿着棉外衣。其中有一个是女子。
  “您瞧，您瞧，女的还挎着马刀，挂着冲锋枪呢。一定是游击队！”朱勃科欣喜地叫起来，用手指儿吹了个唿哨，向前跑去。
  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也喊了一声，但立刻明白，不论是我们的呼喊也好，唿哨也好，游击队都不会听见的。我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三响。娜佳也从短皮袄的口袋里拔出白郎宁手枪，拉上了扳机：座力使手枪从她的手里挣脱了。原来她还是初次开枪哩。
  当然，骑马的人绝不会听不见枪声的。不过他们没有反应，也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这方面转弯。他们大概有任务，没有工夫来理我们吧。
  遗憾得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继续赶路。这件意外事给了我们一个谈话的资料。我认为，骑马的人中间有一个我认得是瓦夏·科诺瓦洛夫，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娜佳发誓说，波布特连科本人就在这群人里头。
  接着我们开始辩论，游击队不注意枪声这件事干得对不对。
  “他们干得对！”德涅普罗夫斯基喃喃地说。“那时候他们要是注意到，我们就糟了。谁会开枪？显然是德寇。干么要朝天开枪呢？他们真的要回击，就有送我们回老家的危险！”
  不错，这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他们没有停下来，究竟是可惜的。要是他们忽然派人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来到列依明塔罗夫卡时，暮色朦胧，时光已经不早。村子看来很晦暗。风吹得高大的树木都在摇摆，狗在吠叫，举目不见人影。
  当我们在过一间农舍的时候，听到有个老太婆的单调的声音。老太婆正在虔诚地大声做着祈祷。
  我在窗户上敲了一下，她不做声了。我敲得响了一些，一扇通风的小窗户打开了，我看到一只伸出来的手。
  “拿去吧，”老太婆低声说。
  我拿了，是一大块面包。
  “不，老大娘，我们想过个夜。”我难为情地说。
  “这不成。”
  我们再往前走。天已经全黑了。
  “向右看，”舒普利克说。
  黑暗里闪烁着明亮的火点，好象狼的眼睛。
  “是些庄稼汉在抽烟吧？”普列瓦科推测道。
  他的话证明没有错。在集体农庄的马　旁边坐着几个老头儿在抽烟，大约有八个人。他们一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等待着不做声。
  我们开始攀谈起来，问问德寇什么时候到过这里，又问了一下村庄里的现状。他们从黑暗里闪烁其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劝我们去找村长。有一个老头儿站了起来，骂了一句就走开了，后来我们听到他加快了步子逃跑了。
  这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好结果。月亮已经从树林后背升了上来。我大约认识哪儿是五一集体农庄主席纳姆·科罗勃卡的房子的所在地。
  科罗勃卡不在家。他的妻子不愿意开门。我们便敲隔壁人家的门。这时候我们全累得疲软无力了，所以我们的声音听起来带着恳求和迟疑。
  主人走到台阶上，相当粗鲁地叫我们滚开。
  “这么许多流浪汉！”
  正在这时候，街上辘辘地驶来了一辆马车，渐渐近了，在我们身边停住了。
  “他们运来了马铃薯，”主人自言自语说。
  从马车上跳下来三个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他们已围住了我，其中一个人下令道：“举手！”
  但是立刻一口气接下来说：“费多罗夫同志！弟兄们，费多罗夫到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接着立刻开始了拥抱。第一个想到来抱我、吻我的就是那家的主人，原来他的房子是秘密住所。
  演员瓦西利·赫穆雷依、瓦西利·苏达克、瓦西利·马祖尔——三个都叫瓦西利的人——坐着马车从支队来到了。这里列依明塔罗夫卡村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们已给省支队烘好了面包；马车就是到这里来运面包的。
  “准备好了，你们的面包已经准备袄了，”我说着，把老太婆给我的那块仍然温热的面包给赫穆雷依看。
  我并没有弄错。老大娘果真是给游击队烘制面包的。全村都是游击队员。德寇连来也不敢来。
  游击队员们劝我们立刻动身到支队去——到那里总共不过十五公里路程。
  但是我们宁愿先好好地睡一觉。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就让我们在马车上坐下，悄悄地驶进了森林。
  马车上放着一大块、一大块松松的、喷香的小麦粉圆面包，上面遮着一块油布。我们十个人坐在两旁。一匹鬓毛蓬松的小马，顺着一条狭窄的林间小路拖着车子从容不迫地前进，一面不停地牵动着耳朵，好象在倾听我们的谈话。我们起劲地谈着，悲喜交集地谈着，不时哈哈大笑，声音把鸟儿都惊醒了。寒鸦飞了起来，不愉快地叫着，大概在咒骂这批和森林完全不相称的嘈杂人吧。
  一批严峻的人拿着冲锋枪从树丛和林木背后走了出来。但是一知道谁坐在马车上，便奔过来握手，并且匆匆地寒暄几句。他们原来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
  “费多罗夫同志，您还记得在我们去森林以前，您在戏院里怎样跟我们告别的吗？”
  “记得，当然记得。”
  “有人问您，害胃溃疡应该怎么办？您当时告诉他，‘把溃疡留在这里，本人去作战！’那便是我。”哨岗上的一个哨兵说。“于是我就去作战，真的不觉得有溃疡了……”
  接着另一个哨岗上的哨兵问：“永久和我们在一起吗，费多罗夫同志？”
  “直到胜利为止！”
  “我是从乐器工厂来的，一个细工木匠，您记得我吗？”
  “记得！”
  当马车在一辆小汽车旁边的草地上停下来时，天色刚亮。在枞数茂密而低垂的数值下，可以看到一个个土墩——地下室的屋顶。在其中一个土墩旁边，有一个小胖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着搞一只箱子。他抬起头来，开始端详着我们。
  “卡普拉诺夫！”我喊道，“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好，你不认识自己人啦？”
  他一个倒栽斛斗就滚到我们身边，十分激动地说：“噢，你们这些鬼东西，干么不预先通知一声。我又得生茶炊，又得准备饭菜……我们的家就在这里，完全象在家里一样，习惯了……尼古拉依·尼纪吉奇和政委就在那边的地下室里，还在睡觉呢。噢，不错，去叫他们起来！”
  我们佝着身子走进了地下室。
  “你们睡得太久了！”
  波布特连科一下子没有认出我们。但是他一认出，甚至乐得掉下眼泪来了。自然，我们跟他狂吻了一阵。接着大家都起来了。他们细瞧着我们新来的人，品评着我们的服装和胡须；拍着，拥抱着，紧挤着我们。我们被领到一张大桌子跟前。围聚在桌子边的都是切尔尼多夫的本地人，城里人：熟悉的面孔，友爱的笑容……
  在大锅子上方竖着一根蒸汽柱子。大家伸手到锅子里拿了个马铃薯。瓦西里·洛格文诺维奇把酒精倒在杯子里，说：
  “请您讲几句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我很兴奋。
  “好，同志们，”我举起了铁杯子说。“我们都活着，这一点已经够好！不论是你们对我，或者我对你们，都不曾欺骗过。我们讲好在森林里相会的，现在实现了！当我排除万难要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有人跟我胡扯，说你们已经瓦解了。我不相信，他们大概也告诉过你们关于我的各种废话吧。但是在这两个月里，我们长大了，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德寇和各种坏蛋们是欺骗不了我们的！你们在这里学习过了，我呢——在路上。现在让我们好好地作战吧。让我们和其他的支队一起作战，和全体乌克兰人民一起作战，和红军一起作战吧！”
  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在林中空地的四周也站着许多人，能够来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尼古拉依·尼基吉奇和我走到空地上去。大会自然而然地组织起来了。
  第一章　战斗以前
  省支队驻扎在霍尔梅区的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我们这个组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来到这里。现在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本省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对我说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是很快活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我看到了切尔尼多夫的人们，会到了自己的朋友们和战友们；我亲眼看见了省支队还存在，还在活动，而领导着他们的是地下省委的委员们：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雅列明科——这些人都是我在工作中认识多年的共产党员。德鲁日宁也在这里。他象我一样走遍了全省。波布特连科派他担任骑兵队的政委，这队骑兵照旧在当初省支队驻扎过的古林诺；我见到德鲁日宁要稍微迟一些。
  莫大的喜悦，简直是欢天喜地地心情，在开始时遮住了一切。在这样心情之下，我不愿意而且事实上也很难发现缺点。
  我早已写过，我们这组人一到，他们便预备了一顿十分隆重的有酒的早餐，随后是集会。在集会以后，理发员使我们外来人面目变年青了。
  将近十二点钟时，省委会开会了。
  我们在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谈话。这是个牢固的房间。高高的屋顶，玻璃窗户。房间中央放噢一张腿儿埋在地里的桌子。屋角里有两辆脚踏车，放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它的后轮带动一架发电机。同志们在上面“踏着玩”几小时——给收音机的蓄电池充电。收音机是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放在旁边的箱子上面。
  地下室的一部分被一大幅帷幕隔开。帷幕拉开着，看到几张木床，这是领导干部们的“卧室”。这些木床上面放着干草、棉袄、马被、被窝，还有两个枕头。屋角里的方凳上放着一只水桶。四壁悬挂着领袖们的画像。我想一切大概就是这样吧。自然，桌子上还有地图、墨水壶、台灯和残余的吃食。
  象所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们一样，省委委员们穿着棉袄棉裤，只要少数人穿着皮大衣或短外套的漂亮衣服。
  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紧紧地围着桌子。第一个站起来作报告的是波布特连科。正确地说，只是讲支队和省委会的事情。
  我一面听他讲话，一面不禁把他和在切尔尼多夫认识的波布特连科两相比较了一下。他的表情和风度——一切都显得是个游击司令员。他毫无疑问以自己的新地位而自豪。这一点从服装上也看得出来。一条腰带紧束在皮的短外套上，肩上斜挂着全新的皮带。象夏伯阳似的高顶皮帽子威武地歪戴着，腰带上还佩着两支手枪。他双眉紧锁，目光充满了决心……
  我很了解波布特连科。我想，我正确地了解他这种夸饰外表的爱好。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家庭的关系上也是很温存的。他显然害怕战士们会容易看透他内心的仁慈和温顺，这多少会损害他指挥员的威信，因此他竭力保持严肃的外貌。
  然而这个有着伟大意志的人，分明习惯了仁慈与温顺，并且这是和他信仰的党想抵触的一切事情不调和的。
  波布特连科以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家那种声调很热情地说：
  “我们无权向省委隐瞒，向咱们自身隐瞒，冬天快要到了，贮存的粮食和军服快要用完，烟草早已没有了。我们同时知道，一群残忍的、阴险的、无情的敌人已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