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员把名字告诉我以后，接着说：“我是和一小组同事一起撤退的，我们的火车在路上被德寇炸坏了，后来我陷入包围，后来……在来到支队以前，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恳求您收下了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实在无力保管它。这是国家的钱，我不仅没有保险柜，甚至连一只手提箱也没有，此外，我可能被杀死……”
  “但是您为什么不把这笔钱交给支队指挥员呢？万一您阵亡了，或者甚至挂了彩色，同志们会翻看您的东西……会误认你是个抢劫犯或者……”
  “问题就在这里！但我不能把这笔钱交给指挥员，费多罗夫同志。这必须在现金转帐表上签字，而他没有这种权力……”
  “听着，会计员同志，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把这一切保守秘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您该当着几位证人的面……”
  “不，您知道，这是一笔巨款，人又是不认识，局势又是这样。”
  “好，让我们来看看转帐表吧，在哪里签字呢？”
  “就在这里，不过请您点点数。”
  “为什么？要知道我反正立刻要把它烧掉的。”
  “但是必须点点数，费多罗夫同志。您无权信任我。”
  “我完全信任您。我们把武器和保卫人民的任务都托付给您了。我看得出您是个老实人，为什么要耗费一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来点这些钞票呢？”
  “费多罗夫同志！”会计员喊道，声音中流露出了愤激。“我懂得，但是不能不这么办。我已经当出纳员和会计员管理银钱三十二年了……”
  我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便动手钞票。不待说，一个戈比都不差。
  叫旁人看来，我们的样子显然是很古怪的。在水流冰结的河岸上，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撒着雪花的矮树林下面点钞票。
  接着我们把钞票烧了，我便在这独特的篝火上烤着手指：点钞票的时候，我手指都冻僵了。
  等候我们的同志们，也冷得直打冷战。朱勃科和普列瓦科抖得特别厉害。他们因为我的长久不在场而弄得坐立不安，就紧贴着冰冷的地面爬到会计员和我藏身的地方。
  “您好久不回来，我们以为……但是看到您在点钞票时……我们才放了心。”普列瓦科说。
  会计员对他惊奇地瞅了一眼，显然很难理解为什么竟能对金钱漠不关心。在道别时，他长久地握着我的手：“谢谢您，费多罗夫同志！现在我会觉得轻松些，仗也会打得更好了，不会那么害怕被打死了。”
  我们早在伊琴雅支队时就打听到波布特连科和他的部下已科留可夫卡区转移到霍尔梅区。因此我们便往列依明塔罗夫卡——一个坐落在大森林边沿上的村庄去了。毫无疑问，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和省支队保持联系的人。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懂得要找到游击队也不那么容易。
  我们在伊琴雅支队里休息了一下，换过衣服，现在觉得更强健了。令人爽快的天气已经来到：不太冷，间或飘些雪花——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气。我们走起路来很轻快，两脚不再陷进泥泞里去了。我发觉同志们变得更沉默寡言了。我们大家在考虑一些问题。
  我已经在德寇占领区里两个月了。祖国发生了些什么事，战争进行得怎样啦？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我只听过两次无线电广播：一次在戈洛波罗特科家，一次在伊琴雅支队里。我贪婪地听着，竭力想根据两三次苏联情报部通报的片段新闻，想象战争的全部过程。战争在莫斯科的外围进行；我们的首都，我们祖国的心脏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许，这种消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沦陷区里使人感到这样沉重痛苦的心情吧。
  红军的指挥员们，我们苏维埃后方生产部门的工人们和领导人员们，自由苏维埃国土上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都有具体、清楚、正确规定的工作。可是我们地下工作者却刚刚在摸索道路，摸索组织的形式，刚刚在聚集力量和武器。
  在这两个月里，我看见了些什么，又学到了些什么呢？
  我见过很多，会过好几百人，和几十个各种不同的人谈过话。
  于是我开始总结，开始综合观察；开始评定会晤、谈话和思想；开始找主要的和典型的事情。要知道不这么做，我们决不能求得地下工作和游击斗争的正确战术。
  在记忆中保留的那些清洁，我已经写下来了。自然，那时我记得更多，一切事情都接近些，清楚些。但是主要的情节就是这些。
  顺便提一句，我不能抱怨自己的记忆力。它保留了最重要、最典型的事实和观察的印象。
  例如：在德寇占领切尔尼多夫的不久以前，我和一批未来的地下工作者一起参加了敷雷课程的研究班，有一次上课时，我口袋里放着一些易燃火柴。我无意地拍了一下口袋，火柴便猛得烧起来，把我的腿烧伤得很厉害，当然，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件事。然而当我写到在切尔尼多夫的最后几天的居留时，这件意外的事情到底没有想起。
  可是这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倒记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这是在彼德罗夫斯克农庄，有一回我坐在茅舍的台阶上。两个不知怎的焦急不安的妇人走来看我。
  “您也许是党员吧？”她们中的一个问。
  我回答说不是。两个人都失望了。这时我就问起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们勉强告诉我说，是因为争执一只小猪。好象是玛露霞从彼拉格依那里把猪偷走了。可是玛露霞坚持说，这只小猪还只有一点儿大的时候，彼拉格依的儿子便在她姐姐那里把它偷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这两位吵架的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找共产党员呢？”
  “我们不请教党员请教谁呢？这会儿没有法院，也没有民警。区里有村长，有警察局，但是这种法官难道可以算得法官吗？！”
  我刚才说过的那位会计员要把钱交给我，并不是因为费多罗夫引起他个人的偏爱，而是因为我是代表——人民的受托人。
  于是我回想到这两个爱吵架的人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滑稽可笑，不如说是因为它说明了人民对共产党员的态度。
  在博罗克村里，有人对我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寇在大路上抓住了一批人。这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小组，不过是些同路人罢了。他们都想穿进游击队据有的森林里去，萍水相逢，彼此并不了解。这个小组里有两个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是党员；有一个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烧掉了粮食仓库和成垛的庄稼，然后正确地决定，最好还是离开自己的村子；还有一个共青团区委的指导员；最后加入这个组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叔叔，是附近村子里的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点也不了解他。
  这组里的三个人——集体农庄主席、区委指导员和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竟把自己的身份证带在身上。由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另一个人虽然拆下了军大衣上的中尉领章，但是领章的模糊的痕迹尚在——德寇一望而知他是位红军的军官。除了最后的那个人，大家都带有手枪。他们是在路旁的灌木丛中睡觉时被德寇的巡逻队抓住的。但同志们还是竭力抵抗，打伤了两个德国兵。
  这组人被带进了村子。德寇对居民们宣告，说是抓住游击队员了。在村子中心造起了一座木板搭成的绞台和四个绞架。
  在执行死刑的那天，他们把附近村子里和农庄里的居民都赶到广场上来。但是占领军感到单是处死刑还不够，决定摆摆审判的样子。那时德寇还在对农民讨好，企图证明骚乱和破坏“新秩序”的都是些外来分子。
  德寇司令官在开会词中说：“我们要消灭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不仅是日尔曼帝国的敌人，也是乌克兰农民的敌人。我们要对这些政治委员、游击队员和政工人员显示正义的审判。”
  所有的人都看到行刑台上解到了五个人。但绞架总共只有四个。
  三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非党人员的集体农庄主席在司令部经过审讯以后，知道不会有什么宽恕在等候他们。他们双手反绑着被解上来了，穿着撕烂了的衣服，脸儿给打得血迹斑斑。他们第五个同志被解来得迟一些，也捆绑着，但是衣服完好，脸上也没有伤痕，先来的四个人都大义凛然，骄傲地昂着头，用鄙视的目光望着那些刽子手。
  第五个人显然是丧魂落魄的。他一会儿看看德寇，一会儿看看绞架，一会儿又看看集聚着的人群，使人形成一种印象：他是个叛徒。
  德寇开始公开审问了，司令官轮流着问着每一个人：“大声地回答：你是什么人？”
  “我是红军的军官，党员！”第一个坚决地回答。
  “我是候补党员，共青团工作者，”第二个回答。
  “我是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主席，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第三个回答说。
  “我是红军的中士，共产党员，我想当个游击队员，无情地消灭你们这批德国坏弹！”
  第四个叫喊了。“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要无情地向这些混蛋复仇，都到森林里去，武装起来……”
  司令官一拳把他打倒了。
  “停止煽动！”他叫道，“够了。我现在宣判，农民们大家都看到了，谁是暴徒和土匪。这四个人都参加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对他们不能宽恕，绞架就是为他们造的。但我们是正义的审判，我们要问第五个人，你是什么人。他是个普通的农民，你说，我说得对吗？”司令官问第五个人。
  第五个人嗓音发抖地回答道：“是的，我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
  “注意！”司令官接下去说道。“大家都要仔细听！这个普通的农民会得到赦免和自由的，为了要恳地、种庄稼和水果……”
  “同志们！”第五个人用平生气力叫起来了。“我不是叛徒，我也是布尔什维克……”
  司令官气得透不过气来，给弄糊涂了，不能相信这个人会自己找死。
  “您？……什么，干什么？……”他嗓子都哑了。
  第五个人接着说：“我不是党员，我是共青团员。是的，是的，你们不要笑，我曾经是个共青团员……卡尔宾科！”他向人群中的一个人喊道，“请你做做证明，你是知道的……我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是共青团员……”他转过头来对德寇司令官那边唾了一口，“你这个刽子手，下流坯，你想分化我，挑选我做叛徒，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声明——我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起义者，革命者。你得到了什么啊？收买得了吗？”
  有几个德国兵跳到他跟前，他用头向其中的一个兵的门牙撞去，把另一个当肚子一脚踢下了绞台。他们都向他猛扑过去，他却一面继续反抗，一面叫喊。
  从人堆中突然叫出：“不，你们收买不了老共青团员的！……弟兄们，小伙子们，来揍这些混蛋呀！”
  这时候，他那四个反绑着的同志，都冲进人堆里去，开始用高统靴和膝头揍那些德国兵，用牙齿咬他们。
  司令官把自己手枪里所有的子弹都向空中打光了。又有几十个德国兵跑来帮助他。
  五个尸体在村子的广场上挂了足足一个星期。德寇给其中的四个挂上了“共产党员”的牌子，而在第五个人的脖子上写着“老共青团员”。
  我还想起一件事，那是叶夫多基娅·费多罗夫娜·普列瓦科告诉我的，后来也听到其他的人讲过。
  在敌人进攻的期间，有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到河边去洗衬衣，忽然听到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的呼救声。她把他拖上岸来，才发觉救的是个德国军官。军官感激涕零，可是女庄员却伤心透了，等德寇一转身，便拿石头砸他的脑袋，接着把他推进河去，为了妥当起见，还踢了一脚。
  当然，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故事在各地传说着，好象成了民间故事。个别的是，不管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传说，结尾总是一样的：后来女庄员参加了游击队。
  那时候，在乌克兰既没有地下的广播电台，也没有咱们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地下工作者只有从人们的会晤、从个人的观察才知道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尽管我们的观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是偶然的，然而还是捉摸得到主要的事实。
  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痛恨希特勒匪帮。妇女和男子、少年和儿童痛恨他们；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脑力劳动者和家庭主妇也痛恨他们。
  德寇倚靠腐化的、卑鄙的、怯懦的和毫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