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涅普罗夫斯基和我一起去找看林人格里沙。我们希望比瓦夏更能够感化他；但是毫无结果。真是个倔强的少年！他对我们看都不看，而且回答我们问题的那副神气，好象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德寇的审查员。我甚至开始怀疑对河的老乡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是故意要我们走岔路。
  德涅普罗夫斯基突然大怒道：“小伙子，你真是个古怪人！我们确实知道你是共青团员，而且你还和游击队有往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找到他们，否则，德寇……”德涅普罗夫斯基用手指围着脖子表示想象中的绞索……
  格里沙沉思了。我们也不打扰他。显然，他很为难。的确，这种问题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一下子解答的。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件使他为难的事：昨天晚上，游击队在普里蒲特尼处决了一个卖国贼，同时在彼德罗夫斯克农盯打破了一所德寇封起来的仓库，搬了八袋面粉到森林里去……于是现在要判断这些新来的陌生人是什么人：确实是共产党员呢，还是德寇秘密派来的警察。
  “有了，同志们……在普里蒲特尼有个叫季顿科的集体农庄主席，现在在家。他也许能告诉你们一些消息……就在左边第三家。只是请你们不要径直沿着街走去，要走菜园的一边……”
  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和我都认为格里沙做得很正确：与其由他自己来解答如此困难的问题，倒不如把我们送到老同志那里去的好。我记得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名字，曾经见过他。于是我们按照格里沙指点的方向出发了。
  但是我们在普里蒲特尼还是没有走运。季顿科不在家，已在前一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妻子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甚至是过分娇滴滴地说话。但是她避开了我们的视线，也不说同志这样的词儿，大门也不关，也不请我们坐：从各方面看来——她是害怕我们。
  当我们从她的房子走出来时，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他们一定把我们当作伪警了。不错，那些伪警是够讨厌的。要知道老乡们正在很好地掩护游击队员来避人耳目呢。你以为试试用手枪来威胁他们，他们会说出来吗？”
  “格里沙显然早已到这里来警告过他们。而我们这两个老傻瓜，还相信他呢。”
  怎么办呢？当我们在村街上谈了几句，正要转回去彼德罗夫斯克去的时候，突然注意到马　附近挤集着一堆人。我们向那边走去，格里沙竟站在那些本地人中间。他站在自己的马旁边，那匹马浑身是汗。
  我招呼他走过来，说实话，我气极了：“小伙子，你究竟跟我们玩些什么花样巧呀？你为什么尽说谎，把我们当作傻瓜似地哄着我们！？”
  “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就是游击队员，一个坚强可靠的小伙子。
  我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是费多罗夫，省委书记，明白吗？我今天一定要和支队指挥员取得联系！”
  格里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笑影，然后带着一种过分的严肃说：“费多罗夫同志，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位集体农庄的会计员斯捷潘·波格列勃诺依，他也许可以告诉您一点儿消息。”
  “好，要是你再欺骗我们的话，可当心！……”
  当然，他又欺骗了我们。不知是会计员受了他的警告，还是他确实没有在家……
  会计员的妻子说：“您可以去找季顿科，他在小学校里开村长会议呢。区长已经到那里召集了各村的村长。”
  我勃然大怒了。因为三天来我们已经兜了许多圈子而一无所得。我毕竟不能到街当中去喊：我是费多罗夫，指点指点我到游击队去的路吧！以前，不需要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呢……难道我真的变了样吗？在战前，我至少到普里蒲特尼来过六次……难道我们真要白跑一场，空手回到彼德罗夫斯克去不成？真的，我甚至惭愧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初看起来似乎又莽撞，又无耻。
  “听着，帕凡尔！”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让我们，帕凡尔，让我们到小学校去。不错，不错，到伪村长会议去！应该冒冒险！那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人……况且我们早晚得和区长打打交道，见见这个混蛋。”
  德涅普罗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是我们失败了，就可能使全部省组织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要是您觉得必要的话……我当然和您一起去。”
  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们决定，如果发生什么事故，一定动用手榴弹。弟兄们各人都有五颗。此外，我还有两枝手枪，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有一枝。
  学校的入口处停了一辆弹簧钢板、橡皮轮胎的马车，套着一对吃得饱饱的、但是身材并不相称的马。这辆老式轿车的座位上铺着大红的沙发坐垫。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儿，身上裹着羊皮袄正坐在车夫座位上打盹儿。这辆车子十之八九是从本区博物馆里没收去的。
  “老爹，”我对老头儿说。“村长在这里吗？”
  他狡猾地微微一笑，使了个颜色，接着露出令人可笑的、自尊自大的神气说：“小伙子，你说的是哪个村长，这是副区长帕弗洛·格列博维奇·古锡，他亲自视察来了。”
  在走廊里，满积尘土的课桌直堆到天花板。教室的门都关着，其中有一间传来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我们便敲了门，故作温顺地走了进去，脱下了帽子。
  在一张大概原来做物理实验用的大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摊在圈椅里捻着胡须。他面貌平庸，可是那套衣服……看来他大概已经穿惯了。他穿的发亮的黑呢上衣，很可能也是博物院里的；还有一件绣花的乌克兰式的衬衣。圈椅子背上披着一件毛皮大衣。我敢断定这个家伙正在扮演老爷的角色——要不是地主，那么无论如何是革命以前的大官。不待说，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理会到我们。他那伸出的手里拿着一扎文件，摆在眼前，傲慢地皱着眉毛。
  房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浓妆艳抹的胖姑娘，长着一张非常愚蠢的面孔。她显然在扮演女秘书的角色。但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事情做，只是在桌子上描画着花儿。
  在这位“要员”后面，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他对我们这边冷冷地瞅了一眼，打个呵欠扭过脸去。他是怎样的角色呢？谁知道他是卫士还是当局的代表？他感到无聊了。
  那第四个多半是本地人，红鼻子，从帽檐里搭拉下来的一绺额发，还有那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老酒鬼。除了贪杯的欲望以外，在那副尊容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站在那里，两手支着桌子，显然在听候吩咐。总之，这一切就象一幕极愚蠢的闹剧一样。
  这间教室里没有课桌。替代课桌的是中央和靠壁的一排排长凳。在远处的屋角里，生着一个圆形的铁火炉。
  我们默默地站着，调换着脚。这些人使我激起了厌恶和痛苦。
  终于副区长老爷赏光注意到我们了：“你们要什么？”
  我真想抓住他的衣领，拖到街上，在所有真诚老实的老乡们面前揍他一顿，来作为答复。但是我温和地说：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有一条德国的法律规定，应该帮助所有被释放的战争俘虏。因此我们到村长这里来……”
  他浮夸愚蠢，装腔作势，简直是沉醉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没开口询问我们，也不好好儿看看清楚。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教训教训人。
  “我哪是村长？那才是村长呢，”他指着酒鬼说。“他懂得法律，他什么事都可以给你们做的。”
  “嗯，”村长咕噜了一声。
  可是这位“老爷”话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他不可一世地、指手画脚地说着。
  德涅普罗夫斯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在慢慢走回老家，却不知道前线情形怎样，也不知道以后怎样生活下去。
  “大日尔曼英勇无敌的军队正在扫荡乌拉尔山　的最后一批赤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听凭胜利者的摆布。乌克兰已经解救出来了……”这位‘老爷’对自己的口才沾沾自喜，甚至站了起来，昂着头、同时不时回头望望坐在窗口的德国兵。但是那个德国兵却不动声色俱厉地敲着玻璃窗，连连打着呵欠。
  老乡们开始聚集起来了。
  古锡提议我们两个留下来开会：“来听一下应该怎样建立新生活吧！”
  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了。我坐在靠近火炉的长凳边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坐在离开我三步的地方。我们才安顿下来，我一瞧，季顿科就进来了。他认识我，一下子弄得茫然无措，面色发白。后来他能自持有了，用相当冷淡的声音问村长这些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就说要在自己的近邻安排我们过夜。
  马车不断地向学校驶来。它们从邻村带来了某种类似的“积极分子”。古锡召集来开会的，除了村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以外，还有教员、农学家。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拘束，谁也不高声说话，连一个面带笑容的人都没有。我还注意到那些人互相避开了别人的注目——似乎感到害臊的样子。是的，大部分人对于答应来听那么一个角色说话，无疑是感到羞愧的。
  这时发生了一幕不象样子的情景。另一辆大车驶到校舍来了，我们听到响亮的咒骂声，接着开始了骚动和扭打。
  “哎呦！”有人含含糊糊地叫着。“噢，别打啦，好人！”
  走廊里又闹了好一阵，接着房门大开——几个怒形于色的农民把一个捆绑着的人用力推进房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他象牛一样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两只手被一条皮带反绑在背后，扎得发青；蓬乱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鲜血从嘴角上直流下来。他那肿胀的面颊上显出了一个鞋跟的印子。
  古锡扮起了命令式的嘴脸：“噢，这是怎么回事？”
  绑着的人向古锡冲过去，古锡双手掩住了脸，好象等着打击似的。
  “啊，你这个畜生！”押着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喊着，一拳把他打得跪了下来。另一个农民冲上去，踢他的侧腰；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老大娘几次三番地向他脸上吐唾沫。总之，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当怒火稍稍平息下来，绑着的人给拖到了屋角里去的时候，古锡声音中含着希望问：“他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吗？”
  大家抢着想回答，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古锡嫌恶地紧闭着嘴唇。过了十分钟光景，才算把这件事弄明白。
  在红军撤退以后，有个绰号叫“野猪”的斯皮里顿·维丘克回到了格卢霍夫申农庄。他已经长远不在故乡的村子里出现，大概有八年了吧。他是个有名的废物——扒手、土匪，因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抢劫一家洗衣铺，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在某地劳改营里服役。‘野猪’在农庄一出现，首先就搞了一部做土烧酒的器具。他不断地喝酒，而且扬言要出头告发来威胁大家。昨天夜里，人们听到林边木房子里有叫喊声，红军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就住在那里。赶到现场的农民们迎面碰见她背上插了一把刀子从屋里冲出来，倒地就死了。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她七岁的女儿娜丝佳被绞死了，她三岁的儿子瓦夏受了重伤，并且给嚇坏了。
  农民们急忙去搜索森林，‘野猪’就在那里给抓住了。
  古锡开始审问他。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连那个德国兵也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接着‘野猪’走到古锡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古锡立刻跳起来对着讲堂喊道：“这里有德文教员吗？我们需要一位翻译。”
  一个老大娘站了起来。古锡让她在德国兵旁边坐下。
  “好，你有什么话说？”古锡故作严厉地问。
  这个土匪向古锡拿头点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古锡伸手进‘野猪’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文件，细看了好一会，然后转交给德国兵。德国兵点了点头就把文件还给了他。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